1966年8月末，一个恐怖的消息在北京东郊管庄的玻陶水泥设计院传开：技术员黄瑞五，8月28日在城内西城区家中被红卫兵打死了;红卫兵三个小时打死了他家的五口人;只有黄瑞五一岁半的孩子由其保姆抱出得以活命;被打死的“原因”是因为红卫兵在黄家抄家时发现了黄在体育训练时留下的一个空子弹壳。
在当时，没有人敢站出来为黄瑞五一家的惨剧提出抗议，没有人敢批评红卫兵正在大规模进行的抄家打人活动。这个恐怖的消息所带来的信息是警告：人们不但必须注意家中是否还有红卫兵抄家索取之物，即武器，黄金，白银，外币，字画，旧书等等，还要注意一切可能引起联想之物，如空子弹壳。从市中心传来的消息迫使人们再次仔细检索，以免遭到黄瑞五那样恐怖和悲惨的杀身之祸。
黄瑞五家五口人被杀害之日，1966年8月28日，正是北京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走向最高潮的时候。破除“四旧”是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关于开展文革的一系列文件中就指明的。所谓“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两天以后，1966年8月20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北京第二中学红卫兵关于“破四旧”一份倡议书。这封倡议书的发表，使“破四旧”成为一个内容非常具体的“运动”。在“破四旧”中红卫兵的一系列行动包括：改变街道和商店的名字，焚烧书籍，禁止他们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服装式样和头发式样，破坏寺庙和教堂，砸毁艺术雕塑和壁画等等。这些行动并且立即发展为大量侵入普通人家，除了搜查文化物品之外，还搜查私人拥有的黄金白银和外币。他们在抄家过程中毒打甚至打死被抄家的人，或者，把人拘禁在他们设立的牢房虐待拷打甚至打死。暴力迫害从校园发展向整个社会。这场空前的红卫兵的集体暴力行动，导致北京有数千和平居民被活活打死，还有大量的人在遭受殴打、侮辱和折磨后自杀。
大规模的抄家行动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北京城里有自己房产的人们。实际上，抄家行动一开始，在棍棒皮鞭的威胁和红卫兵的命令下，有自己房子的人们，到政府的房管部门，把房产证书上缴了，以致于当时上缴房产证书的政府办公室需要排长队等候。由于物资匮乏，当时买食品和日常用品常常需要在商店排长队。排长队购物是匮乏经济的常见景观之一。文革开始后，排长队增加了新的恐怖内容：和排长队上缴房产证书同时发生的，是火葬场也发生了火葬场焚烧尸体要排长队的现象。因为1966年夏天大量居民被红卫兵打死，北京的焚尸炉也供不应求。但是，上缴房产证书，放弃对私有房产的所有权，不能使房产所有者免除被抄家、殴打甚至被打死的噩运。
黄瑞五家在北京西城区“西四”附近的大红罗厂南巷20号。那座院子里有十多间房，是他家的私有房产。黄瑞五的父亲1949年以前当过教授和翻译，1966年文革开始时，已经去世。住在20号院子里的有黄瑞五的外婆、母亲，一个单身老佣人，再加黄瑞五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岁的孩子。外婆已经80多岁。黄瑞五的母亲陈玉润，曾经当过小学教员，当时已不在工作。黄瑞五196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后被分配在东郊管庄建材部玻陶水泥设计院工作。这个单位现在的名称是“中国建筑材料研究院”。
8月28日，北京第38中学的红卫兵到大红罗厂南巷20号抄家。他们在黄瑞五的房间里搜出一个空子弹壳。黄瑞五解释说空子弹壳是体育训练中作射击练习时留下来的。但是红卫兵咬定他私藏有枪支。黄瑞五当然交不出枪来。红卫兵就把黄家的人捆绑起来，命令他们跪在院子里，开始用木棍和铜头皮带毒打他们。
黄瑞五的大姐黄炜班，是北京平安医院妇产科大夫，她结婚后另住在外，这一天也被红卫兵叫到其母亲家中。看到红卫兵毒打她的外婆、母亲和弟弟，以及家中的老佣人，她试图婉言劝阻，不但没有效果，而且被红卫兵一起毒打。
红卫兵三个小时的毒打，打死了黄瑞五家中的五口人。他们是：外婆李秀蓉，母亲陈玉润，大姐黄炜班，家中的老佣人(姓名不详)，以及黄瑞五。其中黄瑞五、黄炜班、老佣人三人当场死亡，外婆李秀蓉、母亲陈玉润并未当场断气，但是稍后很快身亡。
黄瑞五的妻子汪克宽，当时不在家中。她在工作单位，因而侥幸免难。他们的孩子还只有一岁半，由一个保姆带领。保姆机警，告诉红卫兵她不是黄家人后，立即抱着孩子离开了黄家，保全了她自己和孩子的生命。
黄家五口人被打死后，红卫兵从火葬场叫来车子拉走了尸体。尸体烧后，骨灰被丢弃。黄瑞五的妻子被命令迁出户口。黄家的院子被没收另用了。
黄家五口人在三小时内被打死，当然是极大的惨案。然而，更悲惨的是，在1966年8月的北京不是个别偶发案件，而是和一大批类似的故事同时发生的。
例如，在黄家人被杀害的同一天，位于北京西城区的北京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到北京地安门东大街93号朱广相医生的住宅抄家，并且殴打朱医生。朱医生曾经当过北京平安医院的院长，地安门东大街93号房子，是他的私产，住着他和妻子以及儿女和孙儿女。朱医生的邻居李丛贞，是半导体研究所的工友，朱家的小孩子们都叫他“李大爷”。李丛贞老人见红卫兵毒打朱医生，上前劝说：“朱大夫是好人，别打他了”。由于这一劝说，李丛贞被红卫兵一并绑在房前柱子上，用棍棒和军用皮带劈头盖脸地毒打。打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见李丛贞的头耷拉下来，也不再发出惨叫声，还说他“装死”。接着，一个打他的红卫兵，为判断李丛贞是否真的死了，就抡起一把刀，从他的肩膀上劈下一块肉。他们见李的身体对刀劈完全没有反应，才把李丛贞的尸体从柱子上松绑上卸了下来。李丛贞被打死后，朱医生一家被押往二附中关押了两个多月。他们被释放时，他们的房子已经被占用了。
例如，在黄家人被杀害的前一天，1966年8月27日，孙启坤，一个退休会计，因为她丈夫所在的北京钢铁学院已经有一人被打死，他们离开家试图躲避灾祸。在途中她到城中弟弟家停留。她的弟弟孙菊生，是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物理老师，住在西交民巷前细瓦厂2号。他有祖传的五间房子。孙启坤到达时，孙菊生一家已被北京第31中学和第八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抄家，并且被监禁在家中而且遭到多次拷打。孙启坤被扣住。她被打死在弟弟家中。
一位住在西城区西单附近灵境胡同的居民告诉笔者，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一辆平板三轮车从灵境胡同里拉出来十来具人的尸体，都是红卫兵抄家打死的胡同里的居民。“那么多尸体在车上，白花花的，象是一扇一扇的生猪片摞在一起。”这位被访者说。那时北京的商店常用平板三轮车运生猪片到各零售商店出售。8月正值高温季节，人们本来只穿单衣，被打死的过程中，衣服被打烂了，所以尸体几乎形如裸体。尽管已经经过了三十年，这位被访者仍然怀有极深的恐惧，为那一亲眼目睹的恐怖场景，也为不知道说出事实是否会带来麻烦的忧虑。
1966年夏天，在北京，红卫兵打死了数千名居民，同时，把十万居民强行驱逐出北京。在北京市的各个区中，西城区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最多。西城区是北京的中心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物的住地中南海就位于这一区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也都在这一区里。西城区不但被打死的人数最多，而且死亡数字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区。西城区被打死的人数，几乎相当于死亡数字居第二、第三、第四位的另外三个区的总和。
黄瑞五家住在西城区。在黄瑞五家中五人被打死的四天之前，1966年8月24日，在西城区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这是北京各区中最早建立的“红卫兵纠察队”，东城区、海淀区等区的“纠察队”都是在其后模仿成立的。他们声言“纠察队”的功能是建立和维护“革命秩序”。“西城区纠察队”当时名震北京甚至全国，被简称为“西纠”。“西纠”发出了十道“通令”。这些“通令”被印制成大张传单张贴并且被编印成书，指导当时的抄家以及驱逐居民的行动。这些“通令”也散发到全国各地。“西纠”实际上成为北京甚至全国红卫兵在那一时期的龙头领导力量。
1966年8月28日到黄瑞五家抄家和打死五口人的，是北京第38中学的红卫兵。8月24日“西纠”成立时，第38中的红卫兵是发起单位之一。
上述打死李丛贞大爷的红卫兵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这个学校也是“西纠”的发起学校之一。他们在1966年8月25日，即西纠成立的第二天，在该校校园中打死了靳正宇和姜培良老师，以及一个学生的母亲樊希曼。
“西纠”的其他发起学校中，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园中打死了校长沙坪和一个校外司机的妻子;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园内打死了校长卞仲耘和附近饭馆的一个18岁的女服务员，还在校外打死了七个居民。北京第四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三个校外居民;北京第八中学红卫兵打死了学校负责人华锦和8个校外居民;北京第六中学的红卫兵在六中校内中设立监狱，在那里打死了校工徐霈田、学生王光华以及被抓来的学校附近的一个房产主何汉成。何汉成当时70岁左右，在西城区绒线胡同拥有房产。何家还有四人在被抄家时被打死。
西城区的高被害人数，无疑和黄瑞五家遭受的这种三小时内被打死五人的高强度杀戮，以及“西纠”各发起单位的高杀人率，有直接关系。
“西纠”得到文革最高领导人的大力支持。“西纠”的袖章是编有号码的。他们为毛泽东制了“001号”袖章，为林彪制了“002号”袖章，为周恩来制了“003号”袖章。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时候，林彪和周恩来都戴上了“西纠”的袖章。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新闻照片上，林彪和周恩来佩戴的红卫兵袖章上印的“纠察队”字样都清晰明显而突出。照片上的他们笑容满面，兴致勃勃。
在8月31日接见的第二天，即1966年9月1日，北京在一天内被打死的人数达到了最高峰。那是在黄家五口人被打死四天之后。
196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放了一份关于红卫兵“破四旧”的文件，题为“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文件中说，北京红卫兵在1966年8月底到9月20日，打死了1,772人，没收了50万间房屋，以及黄金白银等等。这些被当作红卫兵的“功绩”。文革领导者当然不屑于列出被打死的人的名字，因而无从知道黄瑞五家中五口人之死，是否被计算在此数字内。亲眼见到1966年夏天的杀戮的北京市民说，北京那一阶段被打死的人的数字应该大于此数。然而，仅仅1,772也已经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数字。
这一文件从未允许普通老百姓或者学者阅读。文革后，中共中央发过一份1980年70号文件，在其“附件”中，有关于1966年夏天红卫兵杀戮的人数等内容。但是“附件”只被允许发到“省军级”，也就是说，依然不准老百姓和学者了解有关事实。文件说，附件只发到“省军级”，是因为“附件”的内容涉及“党和国家机密”。
为什么1966年夏天红卫兵杀害的人数要被算成“机密”呢?
在1966年夏天的“破四旧”中，当局实行的搜查没收私人拥有的房产以及黄金白银和外币，可以看作是文革实行的一项新经济政策，也是文革的社会改造计划的一项内容。先不论这一社会改造计划的对错，需要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共产党已经掌权17年，权力极大，这样的目标是完全可以用和平的方式来做到的。为什么要同时杀害如此巨大数字的和平居民呢?为什么要用如此残暴的手段--发动组织红卫兵来殴打折磨甚至杀害大批普通人呢?社会改造计划的需要不足以说明1966年8月杀戮的成因。1966年夏天发生的事实，证明这场杀戮不但是手段，而且是目的。文革领导人以革命的名义杀害黄瑞五及其家人，杀害李丛贞、孙启坤这样的人，不可能用为了没收私人房产来解释。这样的残酷杀害只能说明文革的最高领导者想要建立的，就是一个由他们直接控制人民生死的暴力迫害型社会。与民主社会由人民来投票决定谁可以成为他们的领袖完全相反，在文革建立的新“革命秩序”中，领袖可以任意杀害黄瑞五那样的普通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