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同宾著《古典的原野》：我回过一次家。一路哀鸿遍野，满目荒凉。进村前，看见乡亲们正在东岗修渠。人人都浮肿，老少都拄拐杖。艰难地铲两锨土，就躺下，喘粗气。都不说话，脸上毫无表情，眼光是死死的。只有不浮肿的干部大声吆喝着豪言壮语。只有两面红旗在春风中十分活泼。村中，没有人影人声，没有牛叫羊叫，鸡叫狗叫。因为没有树，也没有风声。一只鸟儿、一个虫儿也看不见。连风吹起一片羽毛、一根草梗的景象也看不见。没有一个会动的东西。只有东一座西一座没了门窗的破屋。
李寅初：著名中共党史专家丛进撰写的《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认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在其近著《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中，经过估算提出“1958年、1959年和1960年的3年共计比正常年份多死亡人口1500万人”。中国人民大学杨凤城教授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则认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700万~4000万人之间”，这是一种较为折中的说法，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仍有2300万的波动。
@zhu0588：1960年贵州江口县，死神如期而至，全县不足10万人，饿死4万。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揭竿而起。领头的有公社党委书记，他们家里孩子也饿死了。饿着肚子，手无寸铁的农民很快被军队消灭。曾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尽。虚报粮食产量的县委书记投河身亡，悲哀又悲壮。他们不是歹徒，只想活下去，活下去……
北京崔卫平：昨一晚听父亲讲大饥荒，盐城地区东部县饿死人较少，大丰薛姓县委书记报产量最低，这个县几乎没有死人。启发我对极权条件下个人责任的思考。另，山芋算粮食，六百斤山芋算一百斤粮，胡罗卜不算粮，当地百姓广种胡罗卜，称“要给胡罗卜立碑”。
@历史日记V：粮食部计划司62年统计表：59年4月到60年4月库存粮食最高达887.03亿斤，饥荒最严重60年4月，库存403.51亿斤，相当于一亿多人一年口粮，但这是专门出口贸易粮。时人回忆：仓库里囤满了等待出口粮食和其他食品，由部队或民兵把守，上面规定：饿死不开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