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利用各地负责人在京参加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时机，召集各中央局的领导干部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段时间，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分歧主要在两方面运动性质和运动方法。高华在《革命年代》指出：在中国，毛泽东是革命的最高代表和新概念的创造者。如果仅仅是工作中犯了“错误”，改了错误，重新跟上毛泽东的步伐，也就可以了。麻烦的是，刘少奇要搞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新式样，毛泽东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而这才是真正“有事”了。
1962年，毛泽东、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图源：VCG）
1964年2月，毛泽东对来访的金日成说，在中国各种“搞地下工作”的坏人有1,000万人，他计算了一下：在6亿5,000万人口中，这种人就占了1/65，就是65人中有1个。1964年2月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谈话，引自于曹英等著：《特别别墅——红墙以外的红墙》，改革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268-270页。1965年8月3日，毛泽东又对法国国务部长马尔罗说，“我孤单一人”安德烈·马尔罗：《反回忆录》，漓江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437页。他断定，革命正在衰退。刘少奇等注重生产、常规、秩序的务实做法，与他永不歇止的革命激情逐渐产生了矛盾，这愈益激起他的革命危机感，也促使他萌生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念头。
对于毛泽东的这套思路，刘少奇在主观上还是努力紧跟的。虽然刘倾向于常识理性，但他更知必须维护党的团结。1963年后，刘支持和具体贯彻毛泽东有关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毛泽东提出要“洗刷几百万”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巴卢库、卡博时的谈话。
刘迅即部署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刘此举以后又被毛泽东指责为“形左实右”）。他甚至有破有立，在1964年创造出“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在那几年，毛泽东、刘少奇在理念上的分歧其实并不明显，可是毛泽东为何对刘少奇的不满与日俱增？
在中国，毛泽东是革命的最高代表和新概念的创造者。如果仅仅是工作中犯了“错误”，改了错误，重新跟上毛泽东的步伐，也就可以了。麻烦的是，刘少奇要搞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新式样，毛泽东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而这才是真正“有事”了。1964年12月，刘少奇和毛泽东就“四清”问题发生争论，刘少奇又在毛泽东讲话时打断他的话头，虽然事后刘少奇向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但此事在毛泽东眼里，非同小可，是彼“取而代之”意图之流露也。由于毛泽东就是党和革命的化身，怠慢了他，与他发生口角，其实质就是怠慢了革命，这不是什么“尊重”和“不尊重”的问题，用毛泽东的话说，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不会作出任何让步的。毛泽东将几年来这些分散的现象加以综合化，得出的结论是，自己的话在中国已不管用了，刘少奇等要把自己变成“牌坊”参见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华夏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33页。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71岁生日这一天，他难得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设下宴席，请中央领导和一些劳模出席，事先他就准备在这个宴会上给刘少奇等一个突然袭击。据当年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的回忆，那天毛泽东的女儿希望参加生日宴会，但是遭到主席的拒绝。他对女儿说，“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骂娘”当时在场的毛泽东卫士周福明回忆，参见亓莉：《毛泽东晚年生活琐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20页。果然在宴会上，毛泽东严厉斥责中央领导同志，使他们如坐针毡参见《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433页。
1964年末，他又当着其他领导人的面，训斥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载《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18页注释（2））。
现在他要“反潮流”，要像孙悟空那样，搅它个“周天寒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