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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五四运动的真相

191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这一年,诞生8年的北洋政府换了8任总统。这一年中国首次以胜利者的名义站在世界的舞台上。然而在这一场胜利中,中国却丝毫占不到点便宜,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发生了。这场改变中国社会走向的历史事件,已经成为一个被反复言说和不断阐释的主题。

作为一战的战胜国,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不但没有占到便宜。反而签订了《凡尔赛和约》,西方列强准备将德国在中国的权益一次性转交给日本。消息一传入国内,全国一片哗然。刚接受民主思想熏陶的学生愤怒了,他们开始集会、游行。这场运动直至今天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而大加颂扬。

国内素来不乏以爱国头衔其实做着劳民伤财的事,太平天国是如此,义和团也是如此。只因他们的旗号过于“高尚”,其暴虐的本质被长期掩盖,甚至被美化。在场运动亦是如此,虽然对于中国近代有积极的一面,但很多人似乎忽略了在这次运动中,各地的学生们在集会、游行时毫无理由地殴打当地的官员,与军警发生冲突。甚至有的学生闯入他人私宅,殴打官员、火烧民宅等暴力行为。

在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后,被骂得最惨的是章宗祥,学生们将满腔怒火全部发泄在章宗祥的身上。据张国焘《我的回忆》,当时大队的游行示威学生涌到了曹汝霖的家门口。有一个愤怒的学生执起一块大石头,朝曹汝霖年迈、瘫痪的老父亲猛地砸过去。“卖国贼”家的丫鬟倒是很有良心,替老人挡下了石头。

有学生在车库中发现曹汝霖的一辆车,车旁有一桶汽油。失去了理智的学生临时起意:点火!烧掉卖国贼曹汝霖的家!这便是“火烧赵家楼”事件,当事人匡互生在《五四运动纪实》中亦承认自己放了火。章宗祥被熏的难受,没办法只好冒死逃出。学生们找不到曹汝霖,却见章宗祥,高喊道:大汉奸曹汝霖不见了!这是汉奸章宗祥,不要让他跑了。学生们激烈的对其围殴。

有一个学生拿起一根铁棍,一下子就朝章宗祥后脑抡过去,章宗祥立即晕倒了。被学生打得鼻青脸肿的章宗祥,在医院委屈地抱怨道:“中国从前清起就一直是借外债,借外债既不自我开始,更不是我一人经手,何况今日借债,自有总统总理负责,我不过奉命行事,首当其冲,现在竟因此指我卖国,真是太冤枉了。”

章宗祥诊断报告全文如下:

(病名:头部挫创,全身各部打伤兼脑震荡。现症:在头部颅顶部创伤一处,长约五厘米,深达骨膜,又有不整齐三处及小挫伤三处,在头部有横斜小裂伤二处及皮下出血肿瘤二个,又在左右耳翼有大小二处之破裂创伤,其他左右肩胛部、脊部、胸部、腹部、腰部及上下肢有大如手掌以至小如铜元之伤共二十一处,精神朦胧,应答不明,时发哼声,呼吸细微,稍切迫,脉稍频,数虽尚调整,然微弱也。胸、腹腔脏器不见变动,周身尚无骨折症状。豫后综观前记症状,现今伤势颇重,于近日非见其脑症状之经过如何,不能判定将来也。诊断如上。北京日华同仁医院外科主任主治医学士平山远)

实际上,1914年7月爆发的一战,参战主体是欧洲列国,跟中国原无任何关系。中国是在1917年,也就是一战结束的前一年,才加入到协约国的行列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对于加入协约国还是同盟国,中国内部意见不合。在当时段祺瑞要求对德(同盟国的代表)宣战,而黎元洪却要求加入同盟国。中国最终还是成为了协约国中的成员。1918年11月11日,同盟国的代表德国在投降书中签字了。等此消息传回国内,举国欢腾。中方在这场赌博中总算押对了筹码。

大陆及台湾关于巴黎和会的研究,大多来源自当时依据总统府秘书厅归档的电报编纂成的《秘笈录存》,此书辑录了有关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大部分重要文件,但此书存在较多的资料遗漏。收藏在台北南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的《外交档案》中,增加了由台北当局转交的驻比利时使馆的诸多档案,其中包含许多与巴黎和会及时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的机密档案。

台湾著名历史学者唐启华通过研究这份档案,完成了著作《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一书。书中指出,北洋政府并非是卖国、无能以消极态度妥协于列强的政府,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也不算失败。

不过,日本早在1915年就已经从德国人手中抢走了山东权益即青岛和胶济线铁路权。当时日本人已经控制了将近五年时间,并非刚失去的。但北洋政府并没有直接妥协,在和会开始后,北洋政府代表团采取的对抗方针,坚定表达山东权益诉求。提出《山东问题说帖》、《德奥条件说帖》、《废除中日民四条约说帖》等四个要求,主张山东德国权益应直接交还中国、改正列强在华种种条约特权、中国对德、奥和约应列条件之意见以及废除所谓二十一条等四件事。

这让日本陷入被动。日方尽管经过了精心准备,又打出国际法和多国密约来反制中国,但最终达成的和会协定,仅仅保留了日方在山东、青岛的经济特权,重申了中国对山东的主权和治理权。

巴黎会议本身就是一场的弱肉强食的会议,国家被主力方分为三等,第一等是最强的五个国家,日本为五强之一。而第三等是弱国,中国被划在三等的弱国中。弱国分不到什么好处,这是必然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时中国没有失去什么,而且还得到了一些权益,我们的赔款不用支付了,全部免了,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租借地我们可以收回了,他们的很多在华企业我们可以接管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史学界、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中国外交失败并不完全正确。

从清朝戊戌变法后,大家都知道,社会要变革,国家要进步,就需要有流血牺牲,戊戌六君子就是铮铮好汉。但这些所谓的爱国学生们可没有这么伟大的情操。

据梁敬錞:《我所知道的五四运动》:5月10日,许德珩等32人,全体同到地检厅投案,检察官开讯,先问何人主使,许答‘良心趋使。’检察官问何人动手殴人,何人纵火焚屋,学生同答‘不知。’检厅未能指出动手行凶之人,只得退庭,未予拘押。13日,各校学生,以全体3000人名义,具状自行检举,承认公愤肇事,静候法庭处分,检厅无以应之。我经手之保释工作,乃告段落。

看似有社会责任感的他们,连敢于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勇气都没有。提倡科学民主的他们,却容不下不同的声音。据载,五四的那天,本欲让傅斯年当临时主席,有个浙江籍的学生,却因意见不同,打了傅斯年一拳,傅斯年先生因此不干了,拂袖而去。更有意思的是,到了抗战爆发的时候。五四运动中被爱国学生称为汉奸、卖国贼的曹汝霖,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绝不做汉奸。而爱国学生——梅思平,却堕落为大汉奸,任汪伪政权内政部长。历史一定会嘲笑那些自以为是的弄潮者,机会主义者并不会永远参得天机。英雄走过头了,就成了败类。

中国人为这种动乱事件感到头疼,日本人可不这么想,他们巴不得中国人就这么闹腾下去,最好多死几个人。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索在于日本将在德国战败后“继承”德国对青岛的殖民特权。由于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北洋军阀确实不敢在合约上签字了,但日本人可不管这么多,签不签字本来就只是一个形式,中国打不过日本,还需要顾虑中国人的态度吗?

五四爱国运动之所以声势浩大,和革命家们也不无关系,说起来,学生们虽说一腔热血上街头,打得狠跑得快,但至少还是上过街的,后来的镇压中,也有不少学生伤亡。而革命家却很知道如何利用人的情绪做文章,为自己的理想铺路。

比如伟人孙中山就为学生们想得很“周到”,他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对学生们说:“你们搞学生运动,慢吞吞,没用的。应该再大胆一些!不要怕这怕那的,要有牺牲的精神,要有突击的行动,要设法激起一股群众的怒潮。我已经帮你们请好了律师了,是一个很出名的法国律师。你们放胆地干去吧。”

学生们本着打人就是对的想法,连蔡元培先生都曾遭遇过毒打。在918后的学生运动,蔡元培随同陈铭枢出来接见学生,他还没说上两句话,就被学生拖下来打。后来蔡元培这样说他当时被殴打的情况:“予头部受棍击,似无伤害,惟右膀被暴徒扭拉,颇伤及筋络……”

蔡元培先生这样评价他们:尝到权力滋味后欲望恐难满足。查毓英在给胡适的书信中,证实了蔡元培先生的预言,书信中指出:五四运动后,有些学生以功臣自居,高谈阔论的人多,实地做事的人少。甚至将前什么会议代表、主任等字样印于名片。无心学术,考试舞弊的现象频出。

为了自己的政治诉求而去烧毁他人房屋,损坏他们财产,侮辱他人人格都是不可取的。并非只要出发点正义的、正当的,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用尽手段来实现。五四运动学生的爱国精神不容否认,但是学生在五四中的暴力行为,也不该回避与遗忘。爱国固然好,但也应理性。

反思那段过去,并非为了否认五四学生的爱国精神,而是只有以史为鉴才能使得我们的社会更加文明与进步。

2015.05.07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东方白 来源:煮酒君谈史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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