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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岁女童成了死刑枪毙现场的陪绑者

这真实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八岁的女童,八岁就成了死刑枪毙现场的陪绑者。你不信? 对,八岁;不是十八岁。

下面是这位当年八岁的女童的自述:

这天,我们市委宿舍大院的院墙上,出现了一条反动标语。写着‘打倒毛主席’五个宇。公安局来查,根据现场情况确定,是一米二上下的小孩写的。他们根据三条:一是反标的位置离地一米,比成年人蹲着写高,又比成年人站着写矮,正好是小孩站着写高矮正得劲的高度;二是字迹歪歪扭扭,很像小孩的笔迹;三是成年人写这种反标不会写‘打倒毛主席’,应该写成‘打倒毛泽东’。市委大院一米二左右的孩子总共十一人,当时排排队,确定四个重点,都是父母有问题的。只有父母有问题,孩子才可能写这种反标。这时,爸爸对立面那派插手了这件事,说是协助公安系统破获这超重大反革命案件,内定重点是我。说我爸爸反动,又狡猾,对‘文化大革命’怀恨在心,教唆我写的,当然,他们的目标很明确,是想搞爸爸。当时我八岁……

“他们把我弄去,开始是拿糖哄我承认。从小我爸爸就绝对不准我说瞎话的,也许由于这严格的家庭教育,救了爸爸他自己,我说不是我。他们便送我小人书,画片,还要带我去看电影,我还说不是我。他们就冒火了,那群大入围着我一个小始娘拍桌子打板凳吓唬我,说我再不承认就去打我爸爸,还说他们要使什么法子打——说用钢笔扎爸爸的眼睛;说用绳子勒住爸爸脖于不叫他吃东西,活店饿死;还说用刀一块块割掉爸爸的肉,手指头、耳朵、鼻于、舌头,一样样带着血扔进公园的笼子里喂老虎。说着真拿起一把刀,装作马上就要去的样子。我吓得哭呀,求叫,怕呀,叫呀,可是还是没说瞎话。

我那时才八岁呀,很容易受骗,很容易被吓得上当,为什么始终咬住没胡说,自己也弄不明白。现在想起来真后伯,万一上了他们圈套,一句话,爸爸早给枪毙了……那我也活不到今天,等长大懂事,自己也会悔恨自己而自杀了……

“那段时间,他们为了给我增加压力,把我当作反革命,当作真正的囚犯关起来,不准我和爸爸妈妈见面,倒是很少打我,但常饿我。每天提审一次,随后他们好像没招儿了,就把我弄到市委大院批斗,也挂上牌子,戴高帽,帽子上写着‘现行反革命××’。还在我的名字上打上‘叉’。那天给我的印象很乱;围了许多人喊口号。我一眼在人群里看见妈妈,她睁大眼睛全是泪水,头发很乱,我大叫一声:‘妈——’就昏倒了。后来放出来,妈妈说,那天她并不在场,倒是通知她必须去参加我的批斗会,可是她心脏病突然发作,没去。

“一天,我不想说那一天是几月几日。我家永远记得那日子,我一说,我现在立即就会……就会……好,我就说这天的事吧……

“这天,他们说今天要枪毙我。我不懂什么叫枪毙,问他们,他们说,就像电影里打敌人那样,开枪打死你。我哭了,我说我再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吗?他们说,永远也见不到,而且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你全不知道了。你要承认是你爸爸叫你写的,就不枪毙你。我说,不是我写的,我想见爸爸妈妈……

“我给他们带到刑场,一片大开洼地,和几个真要枪毙的死囚排在一起,背后是大土坑,那些犯人都给绑着,没捆我,可我吓呆了。对面一排人拿枪对着我们,其中一杆枪对着我的脸,我忽然看见不远一群人中有爸爸!后来才知道他们在逼爸爸,叫他承认是他叫我写的反标。我放声大叫爸爸,要跑过去。这时管执行的人大减一声:‘放!’“砰!’地枪响。我旁边那排犯人突然像柜子一样‘哐当’全栽倒。一个脑袋打飞了,像个大血蛋飞得老远。我吓得原地没动,以为自己死了。眨眨眼,动动嘴,好像全没知觉了。只见爸爸张着大嘴朝我跑来,扑向我,一下把我紧紧抱住。我说:‘我死了吗?’爸爸说:‘没有,孩子,你别怕,他们这是逗你玩呢,这些人都是假死!’我听了,噗地笑了,脑袋扎在爸爸怀里。我真的以为这一切一切,都是哄我玩呢……

“……以后,我被放回家。回到温暖的家就以为那一切全过去了。照旧跑出去找小朋友们玩,可是同院的小朋友都不搭理我,有的还朝我扔石子儿。一次,一个过去跟我要好的小朋友骂我:‘打倒小反革命!’气得我一直追到他家,找他讲理,要他向我道歉。他妈妈出来也骂我:‘干什么,你还想翻案?’从这句话起,我好像一下子大了,也垮了,这‘小反革命’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在我身上背了十年!上小学困难,升中学也困难,红小兵和红卫兵组织都不要我。我就像在那些机关单位被管制的牛鬼蛇神,不敢多言多语,不敢和同学们说笑和玩,碰到不讲理的事也不敢争一句。天天下课,扫地、擦黑板、收拾教室,想这样做来换取同学们的好感,哪怕是一个亲切的眼神儿也好。可八年里我没有一个知心的同学,好像我身上有可伯的传染病菌,人人都避着我。

上中学时我换了一个较远的学校,以为别人不知道我过去那事,好受一些。可一次下乡劳动,指导员派我去拉粪车。所有同学都不去,只派了我一个人去。我很奇怪,没等我问,指导员说:‘粪虽臭,但灵魂里的粪更臭,什么时候你不觉得粪臭了,你的灵魂就彻底被改造好了!’我才知道,背上那石头仍旧牢牢存在,一辈子也卸不下来。当夜,我跑出来,撒开腿在野地里跑了两天两夜。后来爸爸在一条大河边找到了我,我正想死。爸爸为了找我,跑了两天,鞋子都跑破了。我朝爸爸叫着,‘为什么那次不枪毙我?活着,天天都是在陪绑呀!’

“从那时我退了学。在家帮妈妈做家务事,除去买菜买东西,很少出门,也不搭理任何人。生活把我开除了,生活还有什么意思?我恨我年轻,前边的日子太长,没有头儿,整天闷闷的,直到粉碎‘四人帮’,爸爸单位清理文革问题时,发现一份有关我的材料,才说给我平反落实。可这时我才十九岁,又没有工作、工资、住房和查抄物资的问题,落实能落实什么呢?政治从来不对人的心灵负责。

。。。。。

到今天,才来三个月。三个月里,我干的活比谁都多。别人以为我这是出自对落实政策的感激,才拼命干活;其实不然,干起活才能不想事呀,可有时忽然觉得自己像当年在学校打扫教室时那样,总有种负罪心理纠缠着我,摆脱不开,干着活就想到劳改,很不是滋味……这心理你们是很难理解的。我是在童年就低下头的,这头不好扬起来呀……。”

姑娘讲到这里,喉咙好像叫什么东西卡住。但她眼里并无泪水,脸上也没有任何激烈的神情,平静得有如阴云密布的天空。隐隐的像要打起响雷,但我明白,她不会再有倾盆大雨、雷电交加的宣泄。年纪轻轻,却早把生活中最难承受的东西都消化过了。我扭头忽然发现,我那同伴两位画家听得睁圆眼睛,张大嘴,无话可讲。画板上的纸,白白的,没有一笔,正如我当时的心境,一片空白,一片可怕的空白。

***真正的残暴,是针对无辜。

摘自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一百个人的十年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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