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依法治国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立国之本
本文讨论这么一个问题：1998年长江洪水时，不分洪的决定有多大历史意义？
首先要给出一个的明确回答。
依法治国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立国之本，任何时候不能违背这个个基本原则。
如何防御长江特大洪水？国务院1985年第79号文件批转的《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已经做出过具体规定：“当沙市达到44.67米（争取45米），预计将继续上涨时，即开启荆江分洪区北闸分洪6000秒立方米至7000秒立方米。”
1998年沙市的水位达到了44.67米，甚至超过了45米，没有按照《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开启荆江分洪区进行分洪，就是不依法治国，就是失职，就是犯罪，就要追究责任人的责任，不管他的职务多高，也不管1998年长江抗洪的最后结果是如何“伟大”。
对于“1998年长江洪水时，不分洪的决定有多大历史意义？”一位网友有如下的看法：“荆州市区没有分洪的说法，因为地势比武汉城区高，但是荆州下属的一些地势较低县、乡、镇是有这个说法的，而且以前也干过。分洪其实就是弃卒保军。”另一位网友认为：“谈不上很大历史意义，主要是保住了公安县城，不过星空的决策能力确实在这体现出来，当然他也拿政治生命赌了一把。”星空是指遥望星空的温家宝，这位网友认为不分洪的决策者是当年的副总理、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温家宝。
看来不少人是把温家宝当作不分洪的决策者，这只是从中国新闻报道表象所得到的结果，这是完全错误的。如果说温家宝是1998年长江抗洪时不分洪的决策者，他又调动几十万正规军上长江大堤严防死守，自己坐着飞机一会儿飞沙市、一会儿飞九江，权力似乎很大。怎么到了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中，身为总理的温家宝仅能调动近几千武警官兵，调动不动一个正规军官兵，调动不动一架飞机或者直升飞机，导致救灾决策出现重大错误，救灾行动迟缓？
象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一样，科学界有一位资深的两院院士张光斗，几十年来他一直保持向党写思想汇报的习惯，一直支持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政策，毫无保留。但是他对1998年长江洪水时不分洪的决定，也颇有微词。张光斗于2009年11月20日在《水问题论坛》发表《对1998年长江抗洪抢险情况的认识》的文章，关于不分洪的决定张光斗写道：
“要防御长江大洪水，分洪和分蓄是必要的。所以必须准备好荆江等分洪区。洞庭湖、鄱阳湖等建圩垸围垦，必须有计划、有限制、有控制。建了圩垸，减少了湖的蓄洪库容，必然增加长江洪峰流量，抬高长江水位，使护堤困难，可能发生大堤决口，造成很大损失。所以有些圩垸要还湖，保留的圩垸遇到大洪水时，必须破垸还湖蓄洪，不能死守垸堤。实际上圩垸是另一种分洪区。对分洪区和圩垸必须设置避洪台及其他安全地带，以便居民及时转移，必须做好准备，使分洪区能够分洪，圩垸能够还湖蓄洪。这需要大量投资，而是必需的。”
二、不分洪的决策对不同的组群和个人有不同的意义
在南京大学学习城乡规划时，也听老师讲授过一项政策、一个措施对人民的意义，好像决策者永远是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来制定政策或者措施的，决策者的利益好像永远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在解释不通的地方，便拿“有国才有家”、“舍小家为国家”这一套理论来打圆场。
到了德国重上国土规划的大学课程，有专门教授规划与决策的课程，讲的内容与中国大学不同。一项政策、一个措施对于不同的组群和个人有着不同的意义，有的组群或个人得利多；有的组群或个人得利少；有的组群或个人没有得到利益；有的组群或个人甚至是利益的损害，要仔细分析。
笼统地讨论“1998年长江洪水时，不分洪的决定有多大历史意义？”这个问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但是对于决策者来说，1998年长江洪水时不按照国务院1985年第79号文件批转的《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规定启动荆江分洪区北闸分洪，对其一生具有最重大的意义，影响至今。江泽民是1998年不分洪的最大利益获得者。通过调兵，通过一百多位将军和几十万解放军官兵在长江大堤上对江泽民表示的效忠，江泽民获得了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从而也获得了对党的绝对指挥权。对于江泽民来说，1998年长江洪水时不分洪的决定，其历史意义超过1989年他被意外地选中接替赵紫阳担任总书记。从这一刻起，江泽民成为真正的说一不二的皇帝，而不再是一位儿皇帝。
而另外一个族群的人，他们不执行依法治国的规矩，极力帮助和坚决支持江泽民实施这个决策，他们也获得了很大的利益。比如说徐才厚，1998年他是刚在两年前得到提拔任济南军区政委。徐才厚在1998年8月6日晚（不是在所谓的8月7日夜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接到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傅全有的命令，立即带领济南军区的部队赶到长江抗洪第一线，可谓行动迅速，执行命令得力。
几十万解放军的正规军来到长江大堤。来对付一场不大的洪水，实际上是小题大做。据说在江西九江市，解放军官兵之多，达到了2位战士守卫1米江堤的密度。这么多的解放军官兵，在长江大堤上也挤不下。江泽民和中央军委就在长江沿线调兵遣将，一会儿把一支部队调到荆江，接着又把这支部队调到岳阳，再把已经在岳阳的另外一支部队调到荆江。再就是打乱部队的指挥权，把广州部队的所属部队划归南京部队指挥，反之亦然。任务就是一个，考验解放军指战员的忠诚度，特别是将军们的忠诚度。
根据钟青、刘武、卢跃刚撰写、漓江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的《世纪洪水》一书，1998年8月16日，在“完成”抗洪任务之后，徐才厚率领部队从武汉乘坐514次客车回济南，12时30分火车刚过河南许昌，便在火车上接到军区作战副部长高国风上校的电话，传达江泽民主席和中央军委领导指示。高国风上校传达道：“江主席命令：‘长江抗洪部队全部上堤，军民团结，死守决战，争取全胜。要搞好通讯联络，保障指挥。’军委首长指示：‘告诉济南军区，立即传达江主席命令，长江中下游抗洪部队的行动，听从广州军区、南京军区统一调度指挥。部队全部上堤后，要立即向军委报告。’”徐才厚将军当即决定：返回湖北。19时他们一行人在郑州下车，换乘21时40分15次特快回湖北。17日4时20分到武昌。6时10分赶到嘉鱼前线部队。徐才厚服从江泽民的命令，将自己的部队交由广州军区、南京军区指挥。
1998年长江洪水期间，一共出现了八次洪峰，分别是：
第一个洪峰：7月2日17时，宜昌站洪峰流量53500立方米/秒；
第二个洪峰：7月18日，宜昌站洪峰流量54800立方米/秒；
第三个洪峰：7月25日，宜昌站洪峰流量52000立方米/秒；
第四个洪峰：8月7日22时，宜昌站洪峰流量61500立方米/秒；
第五个洪峰：8月12日14时，宜昌站洪峰流量62600立方米/秒；
第六个洪峰：8月16日14时，宜昌站洪峰流量63600立方米/秒；
第七个洪峰：8月25日12时，宜昌站洪峰流量58000立方米/秒；
第八个洪峰：8月31日2时，宜昌站洪峰流量57400立方米/秒。
1998年的最大洪峰流量为8月16日14时在宜昌水文站测得的63600立方米/秒，尚不足十年一遇的洪峰流量66600立方米/秒。第六个洪峰的到来是一件预先已知的事件，为什么江泽民和中央军委在此时让徐才厚率领济南部队从武汉坐火车回济南，然后又从火车上把徐才厚和他的部队拦截回来，并要徐才厚交出部队的指挥权。如果当年徐才厚的反应略有一点偏差，或者思想上有一点抵触，那么今天中国就少了一位巨贪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这个事情也佐证了笔者1998年提出的观点：1998年大规模地调兵，不是为了长江抗洪，而是为了建立江泽民在军中的绝对权威。
2007年徐才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吴鹏（现财新传媒副总编）撰写过一篇报道介绍这位解放军的政治新星。吴鹏对徐才厚在1998年长江抗洪时的表现有如下的评论：
“此举后来受到中央军委高度赞扬，被称赞是‘讲政治’的范例。1999年9月，徐才厚‘二进’总政，担任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总政治部党委副书记。中央十六大后，徐才厚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之间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而作为政治干部出身的徐才厚，进入国家和中央军委领导层，显示出中共中央加强军队革命化和政治思想工作，巩固‘党指挥枪’的治军原则的要求。”
可见，1998年长江洪水，不分洪的决定，徐才厚获利颇大。江泽民召之，徐才厚即来；江泽民挥之，徐才厚即去；江泽民再召，徐才厚再来，甚至不在乎交出部队的指挥权。站在徐才厚的立场上，其在1998年长江洪水期间的表现，是向江泽民递交了投名状。
三、“不要轻言分洪”
比徐才厚获利更多的是温家宝，但是，温家宝所担的风险也要比徐才厚大许多。1998年温家宝是几位副总理中排名最后的一位，同时担任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温家宝本是胡耀邦提拔起来的。胡耀邦倒台后，被赵紫阳招纳继续使用，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室主任。1989年学生运动中，温家宝在部队镇压之前陪同赵紫阳去天安门广场和同学们告别。根据赵紫阳的《改革历程》一书，赵紫阳曾经找过中办主任温家宝，建议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当时温家宝一方面以中办实质上已被撇在一边了为由，另一方面告诫赵紫阳开会后果将会很不好。也有报道说，此时温家宝背叛了赵紫阳，为邓小平、李鹏所用。香港大公报任高级记者马玲她撰写的《温家宝传》中提到1998年长江洪水期间不分洪的决定：“温家宝后来跟孙大光说，当时他已做好准备，如果大堤决坝了，他会承担一切责任，从那儿跳到江里去。”
为什么长江大堤溃决，要跳江自尽的是温家宝？而不是决策者江泽民呢？为什么长江九江大堤已经溃决了，而温家宝却又不需要跳江自尽呢？
按照国务院1985年第79号文件批转的《长江防御特大洪水方案》规定：“当沙市达到44.67米（争取45米），预计将继续上涨时，即开启荆江分洪区北闸分洪6000秒立方米至7000秒立方米。”8月6日上午，沙市水位达到44.68米，预计会继续上升到44.95米。8月6日中午12时湖北省省委书记贾志杰书记和湖北省省长蒋祝平共同国家防总、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去紧急报告，准备启动荆江分蓄洪区的紧急报告。
据中国媒体报道，1998年8月6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在接到湖北省委和湖北省政府的请求报告后，决定派温家宝前往现场指挥。朱镕基告诉温家宝：中央原则同意湖北省委、省政府“分洪”报告。只是分洪的批准权限在中央、国务院，是否分洪必须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党中央和国务院派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温家宝到湖北沙市现场指挥，就是事实上否定了湖北省委、省政府依法提交的“分洪”报告。
8月6日晚温家宝乘飞机前往沙市，登机之前，温家宝专门与江泽民通了电话，江泽民说：“一定要确保长江大堤的安全。分洪问题要慎之又慎，一旦分洪，几十万人要转移，一百多亿的财产要付之东流。”江泽民不分洪的意志十分明确。
温家宝飞抵沙市，江泽民给张万年电话，命令增派部队到长江大堤抗洪抢险，因为江泽民坚信温家宝会支持他的决策，不会再提分洪的事宜。午夜，江泽民又给温家宝打电话，询问情况。下面是陈昌本在《水患中国》一书中的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