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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奴才的奴性 想到陈寅恪的骨气

“奴才”是指侍奉主人的仆人。“奴才”一词在春秋就已经出现了,是对下人的一种称谓!

明朝太监称为“厂臣”、“内臣”,大臣自称为“臣”,当时无“奴才”称谓。

清朝皇宫内的太监、侍女自称“奴才”。到雍正时期,此风蔓延,一些满人官宦人家的家仆、下人,也开始自称“奴才”。一是自我贬低,讨好主人;二是向汉人炫耀,自觉满人比汉人高贵。

清朝满人王公大臣在面对皇帝及皇帝妃嫔的时候,统统自称“奴才”,以显示自己对皇帝及妃嫔的忠诚。

至此,“奴才”便成了满人王公大臣及下人们邀宠的专用名词。

汉人大臣不称“奴才”,而称“臣”。

一些反应满清时期的影视剧中,可以看到汉官开口闭口也自称“奴才”,可见编剧、导演对历史知识的匮乏。

现在“奴才”一词,一般用于讽刺那些唯命是从、拍马奉承、没有反抗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人。

由于在全社会提倡“服从”精神,“听话”被视为品行端正,故“奴才”数量的快速增长,是绝对不容置疑的事实。

母庸置疑,“奴才”们可能活的很滋润。

但“奴才”会被人鄙视。

思想自由,精神独立,是人类最可贵的美德。

陈寅恪先生题写在清华大学王国维先生纪念碑上的十个大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永远铭刻在有风骨的知识分子心中。

陈寅恪(1890——1969),字鹤寿,江西义宁人。

其祖父陈宝箴(1831年——1900)为晚清名臣,维新派政治家。先后任浙江及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兵部侍郎、湖南巡抚,深得两湖总督曾国藩赏识。一八九五年在湖南巡抚任内与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等办新政,开办时务学堂,设矿务、轮船、电报及制造公司,刊《湘学报》,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是封疆大吏中唯一倾向维新变法的实权派风云人物。百日维新失败后,陈宝箴被罢黜。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去世。

陈寅恪幼小随其父、著名诗人陈三立,就读于南京家学思益小学堂,除继续学习四书五经外,同时接受英文、数学、地理、音乐、绘画等西学教育。因此,陈寅恪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有开阔的视野。

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二岁的陈寅恪随兄陈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光绪三十一年(1905)回国,就读上海复旦公学。宣统二年(1910),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民国七年(1918)冬,得江西官费资助,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和巴利文。民国十年(1921),往德国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学习中亚古文字和蒙古语。

他勤奋好学,具备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研究西方文化,故其学识、见解,为国内外学人推重。

民国十四年(1925),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导师。民国十五年(1926)六月,三十六岁的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民国十八年(1929),他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其深远的意义,与日月同辉。至今,令具有专制独裁思想的人胆战心惊,被视为洪水猛兽。

抗日战争爆发,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从长沙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迁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陈寅恪随校南迁至昆明。民国28年(1939)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陈寅恪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民国三十年(1941),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坚拒日本当局四十万日元的教学委任。并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教于广西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直至抗战胜利。

一九四九年,陈寅恪任教于清华园,后到广州任教于岭南大学,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后,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陈寅恪治学严谨,在史学研究中硕果累累,对我国史学研究,贡献巨大。傅斯年对其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可见其卓然大家的学术成果。

一九五三年,中国科学院任命陈寅恪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

斯时,政治干预学术研究的风气,已经越来越严重。

因此,陈寅恪对科学院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纸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明确地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接受我的意见。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陈寅恪书生意气的风骨跃然纸上,其政治上淳朴率真的稚气也跃然纸上。

居然要求中国科学院的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居然还要求毛泽东或刘少奇亲自写条子允许此事!他老先生还要用他们的条子当证明书、作挡箭牌!

在世人眼里,这不仅是天大的笑话,简直就是疯了!

陈寅恪的这个正当要求,自然被断然拒绝。

陈寅恪也不是说着玩的,你不同意,我遂不就任。他悠然地仍任教于中山大学。

但悠然只能一时,祸根则就此埋下。

娘要嫁人可能有人能挡得住,天要下雨谁也挡不住。

浩劫来也!

谁也挡不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也!

陈寅恪在劫难逃,决不能幸免。

“文革”妖风骤起,陈寅恪惨遭折磨。我想,一切肉体的迫害,他都能经受得住。但精神的残害,他经受不起。

陈寅恪病了。

他是中山大学的“走资派”,中国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是“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反动派”。

“文革”最大的特色,就是不需要罪行,罪名是可以任意加在每个人头上的。

陈寅恪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助手被赶走,护士被撤除,工资被停发,存款被冻结。

迫害在变本加厉。

陈寅恪一生积攒的书籍、字画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历尽千难万险,历经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陈宝箴的手札被劫走。财物丧失殆尽后,“革命者”把几个大高音喇叭放到他家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的怒吼批判,百般污蔑。

双目失明,且患严重心脏病的陈寅恪,惶惶不可终日。

致使陈寅恪与夫人唐筼,双双心脏病复发,倒地不起。

这还不算,一九六九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校园内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陈寅恪已经极度衰弱,不能进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无不凄然泪下。

绝望的老书生陈寅恪,面对病体严重、几乎瘫痪的夫人唐筼,悲凉无助,夫妻相对而泣。

受尽残忍折磨的陈寅恪,含着怨愤与痛楚,为夫人唐筼写下生命中最后一副挽联作品《挽晓莹》: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一九六九年五月五日下午,命如悬丝的陈寅恪,再次被造反派批斗,终至泪干泣血,口不能言。延至十月七日晨,陈寅恪在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年七十九岁。

一代史家,魂断荒诞。

十一月二十一日,夫人唐筼亦撒手人寰,随夫而去。

二人骨灰先存火葬场,后存公墓。直到三十四年后才合葬于庐山植物园。

墓碑旁的巨石上,刻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个大字。

可是,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品格高贵的人,能有好死吗?

(注:部分材料来自网络)

2017.06.06.晨.于半醒斋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博客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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