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过去已近半个世纪，许多当事人都已逝去。最近社会上对文革的评价呈现多元复杂，因时间久远，人们对这些历史印象模糊，日渐淡忘。有些年轻人甚至将文革这场劫难想象为美好乌托邦。一些为文革翻案的言论也时常见诸于媒体。文革的真相到底如何？现在好像是越来越说不清了。
然而历史事实应该是很清楚的。人们只要尊重历史，尊重客观事实，只要是个正常人，对这些是非、黑白就应不难作出判断。
作为过来人，我曾亲眼目睹文革的杀戮，其血腥场面终生难忘。
一
那是在1968年。这一年农历闰八月，民间有传言“闰七不闰八，闰八动刀杀”。春夏之交，一连数晚天现扫帚星。老人们都说这是大凶之年。
此时文革已进入第三年，全国陷入武斗。中央号召各地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但无人听令，局面近乎失控。毛泽东拿出杀手锏，一怒而治天下。中共中央接连发出“七三”、“七二四”布告，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毛泽东也向全国发出了“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最新指示。
“清理阶级队伍”在当时的语境中即是镇压和清洗，“群众专政”则是杀戮的代名词。这样，一场杀戮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这些都是一种“跟风”行动。文革最大特点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就靠跟风。这股杀人风潮像瘟疫那样四处蔓延，无人制止，无人敢于阻挡。这是当时的绝对政治正确，文革的原则是越左越革命。
秋季，这股风也传到我们家乡。先是听到传闻，某某县开始杀人了。接着又传闻某某公社也开始杀人了。于是，我们公社也开会落实执行清理阶级队伍，并要求各生产大队落实公社党委、革委会的决议。各大队党支部、贫下中农领导小组也连夜开会部署行动。
八月里一个月黑风高夜，12点整，全公社突击行动，基干民兵们对地、富、反、坏、右等所有阶级敌人家庭实行抄家。虽然进入文革以来，抄家已是家常便饭，但这一次势头不同，所有民兵都荷枪实弹，气氛紧张。那些“重点对象”都被连夜捆绑关进大队部。
经过数天的审讯，一切就绪，列出了首批要杀的阶级敌人名单。这些会议都是绝密的，规定谁也不许走漏风声（当然还是没有不透风的墙）。
这一天，公社召开万人大会，通知规定谁都不得缺席。会场就在公社门前的篮球场，球场边上有个土台，有电影队来了、剧团来了就在此放电影、演戏。公社开万人大会，这里就是会场，土台就成了主席台。说是万人大会，其实来的人没有那么多，全社一万多人口，除去老人小孩，参加者有那么几千人。就是这球场也是容不下上万人的。但当时开会都说是万人大会，这样就显得声势浩大。
土台正前方拉着一条横幅，斗大的字写着：某某公社批判斗争大会。会场上黑压压站着、或席地坐着参加大会的社员们。主席台上和会场周围都站着荷枪实弹的民兵，气氛相当紧张肃穆。以往开这样万人大会，不管台上谁在讲话，下面总是吵吵嚷嚷；而这一次，数千人居然鸦雀无声。连孩子都不敢哭叫。人们都知道今天要发生什么事。风声早就传出了。
全社的“五类分子”今天也集中在这里，他们齐齐跪在最前面的土台脚下，每个人胸前都挂着一块硬纸皮做的牌子，写着他们自己的名字和身份标识，如“狗地主某某某”，名字上画着红色叉叉。他们的脑袋则令人发笑，一个个都被剃成阴阳头，或十字头。几个武装民兵在他们后面走来走去监督着，民兵们手持一根皮带，不时抽打他们一下，杀他们的威风。
高音喇叭嗡嗡尖响几下，公社书记宣布批斗大会开始。奏东方红，敬祝领袖万寿无疆、副统帅永远健康！书记又带头，大家一齐念毛主席语录，内容都是选好的，如：“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等等。然后，书记做了一个简短的动员讲话，说今天批斗大会就是要实行群众专政，消灭敢于顽抗的阶级敌人。
然后，公社武装部长高声宣布：把阶级敌人带上来！
几个武装民兵押解着十几个五花大绑的“阶级敌人”，从舞台一侧缓缓走出，逐次跪在土台前面。他们除了胸前挂着牌子，每人头上还戴一顶高高的纸帽，有男的也有女的。此时有人领头高呼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等等。台上台下，口号声响彻云霄。
仔细看了下这些跪在台上的人，他们的脖子被麻绳勒的紧紧的，一个个塌拉着头，脸色死灰，有的浑身战抖，大概都知道末日临头了。这些人中，有些是认得的，那是我们大队的，平日都叫什么婶什么伯；有一个是住在镇上的，为我们族叔。赶集时，村人都喜欢在他家落脚，喝点茶水，寄放点东西杂物。都是乡里乡亲，平时都感觉挺和善的人，今天突然间就变成了“专政”对象。我至今依然记得其中几个人的名字（如有文革研究者需要，我可以提供这些资料）。
接着，各生产大队的干部代表纷纷上台作批判发言，揭发这些阶级敌人的罪行，宣布他们的罪状。干部们一个个义愤填膺，摩拳擦掌，说这些阶级敌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这些罪行大同小异。如：恶毒攻击领袖、攻击文化大革命（多为平日牢骚怪话，被人告发）；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不满；多种自留地、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写反动日记、记变天账（这种指控多有牵强附会，比如说日记上写“最近天气严寒”就被指映射社会主义制度，等等）。最严重的是在某个阶级敌人家砖墙内抄到一排步枪子弹（这房子住过数代人，天知道是谁留下的子弹）。实际上，这些人也许在生活中有点小毛病，也许处世不慎有时会得罪人。也有些人与生产队干部间有房屋、土地等小经济利益纠纷。
发言结束，口号声四起，大家同仇敌忾。此时气氛已达到火热的高潮。台上有个公社干部对着麦克风，高声发问：“大家说这些阶级敌人该不该打？”
台上台下一齐呼应：“该打！”
干部又问：“该不该杀？”
台上台下又是一片声：“该杀！”
此时早已准备好的一伙人挥舞木棒、扁担、锄头柄等涌上舞台，对准跪着的阶级敌人乱棍齐下。一时血肉横飞，鬼哭狼嚎，像杀猪场那样，尖叫声、哭声、哀嚎声响成一片。跪着的阶级敌人纷纷倒地，他们身上的纸牌、纸帽被打碎，纸片满台飞舞。台上还有人吹着哨子指挥，有人一声一声喊起号子：“一，二，三，四，五，六——”打人的棒棍声也渐渐齐整起来，合着号子一起一落。期间，台下群众中也不时有人跃上土台，接过棒棍参与打杀。
这一刻恍如时空穿越，人类又回到茹毛饮血的蒙昧荒蛮时代。洪荒时代人类野蛮打杀同类，也许是为了生存。人类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出现过无数次血腥杀戮。但在和平环境里如此屠杀同类，应是绝无仅有（希特勒屠杀的是异族）。今天出现的屠戮，是出于莫名其妙而又冠冕堂皇的政治理由。
这样约莫打了十几二十分钟，嚎叫声渐小，都不大听得见了。打人者棒棍也慢慢停了下来。土台上横七竖八趟着那些阶级敌人，他们浑身是血，有的头脸都打得稀烂，花白的脑浆流了出来，涂在泥土上，也溅落在打人者的衣裤上。有一个人耳朵被打脱，仍连着皮挂在脸庞上。地上到处是血，在八月的阳光下，血很快凝固，变成黑色。整个会场飘散着血腥味。闻到血腥味的苍蝇成群结队飞扑过来吮吸人血。人群中有人在呕吐。
我注意到在打杀过程中，台下许多人都低下头不敢看，尤其妇女们。呼喊口号时，不少人也是随着大家举手，口一张一合，没有发出多少声音。“物伤其类”是人作为动物的一种本能。人们感情复杂，内心惶恐，但都不敢表露。更无人敢作声。
文革结束后，有不少人质问：为什么那么多在场者不敢站出来说话？为什么没有人上前制止？可以告诉你们的是，在文革那种环境中，如果谁站出来，谁就将粉身碎骨！这道理三言两语是无法说清楚的。
也有人就此问题问过著名作家萧军，为什么文革时他在批判会上受尽凌辱，却仍然忍受得住，没有反抗——因为萧军身强体壮，精通武艺，且性格刚烈。萧军是这么回答的（大意）：当时的确想过拼死一搏。以他的武功，杀死几个也不是不可能的。但考虑到，一是这样死了毫无价值；二是现场陪斗的一百多难友会因此被连累全部打死。再说那些红卫兵本身也是受害者，他们也是无辜的。
有一则关于赫鲁晓夫的传闻，也同样能说明问题。赫鲁晓夫在某大学礼堂做批判斯大林暴政的报告，有人传上来一张纸条，质问：你当时在干什么？赫鲁晓夫环视台下，问：这是谁写的？良久无人出声。赫鲁晓夫笑道，我当时就像你那样！
我自己当时就站在台下。而且站得很靠前，近距离目睹了一切。我也属于不得不举手，也不得不张开口的那类人。我不是黑五类子女，但家里也笼罩着恐惧阴云，我父亲已被其单位揪出批斗。作为一个弱小者，我政治上很早熟，不像我的同龄人那样相信一切，对当时的文革和政治，已经有自己的看法。面对眼前的杀戮，我心如刀绞。但确实没有飞蛾扑火的勇气。而我选择近距离观察，见证了这一场历史惨剧。
再说说那些杀人者。他们中大部分是基干民兵，是奉命行事。有些是学校回乡的红卫兵。他们是为了证明自己的革命立场。也有些人是想乘此争取表现，想捞点好处（自发从台下冲上去的多属此种人）。还有些人平日与死者有隙，公报私仇。有某个“阶级敌人”的亲侄子，也上去打他的亲叔。也看到一个二流子，还有一个弱智傻子也上去参与打杀。参与打杀的人不下几十个，“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名副其实。
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们并非天生就是恶棍。他们在家里也许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乖儿子。他们也并非愚昧没有文化。这些人都具初中、高中文化程度。他们杀人是以革命的名义。这种现象，就是德国哲学家汉娜·阿特伦所称的“平庸之恶”。他们服从领导，崇拜领袖，无法作出自己的判断，平庸到了丧失了独立思想的能力，无法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本质和意义。可以说，整个文革期间的杀戮、迫害，大都为这种“平庸之恶”。
就人性而言，人都有善、恶一面，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在“恶”的环境中，通过“恶”的诱因，人的邪恶一面就会表现出来。文革让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淋漓尽致表露无遗。
二
回到杀人现场。人都杀死了，当然就宣布散会。人们各散西东。远地来的社员们拿出自带的干粮，边吃边赶路回家。最边远的，有30多里的山路。按规定，开万人大会生产队给记工分，他们也就权当是出了一天勤，打了一天工。
自明、清以来，到民国、土改、三反五反，凡处死的犯人都埋在镇子后面小山岗上。已勒令了几十个比较强壮的五类分子负责抬尸，四人抬一个，每人抓住一只手或脚，像蚂蚁搬家那样往山上爬。但人们发现有些“死人”并未完全死去，有的还能睁开眼睛，有的还在哼哼唧唧发出呻吟声。看来木棒等冷兵器的确效果不好。公社领导商量后决定，给他们补一枪。这吸引了许多孩子们跟着上山看热闹。
十几个已死或未死的阶级敌人被放置平躺在山岗上，一路排开。山岗上草木茂盛，还开着几枝鲜艳的秋杜鹃。开枪的是一个中年民兵，他是退伍军人，参加过朝鲜战争，是一个汽车兵。虽未直接打仗，到底经历过战争，胆子大。只见他嘴含一支香烟，边吸边给步枪上子弹。他若无其事地举枪，好像没怎么瞄准，在一米左右距离射击。“叭！”一声枪响，子弹射入其中一个人的胸膛，弹洞里徐徐冒出一缕青烟，洞口空空的，却没有冒出鲜血来。原来用的是开花子弹，背部的出弹孔有碗口大，血都流在下面了。
接连补了好几枪，打死了好几个人。但他的枪法也并不太准。有几个补了枪的人仍不断气。有一个女人，是四十多岁的地主婆，连补了两枪还张口说胡话，我听她在小声念着：“初一，初二，初三……”应该是数的农历，但不知她是什么意思。
还有一个人，被开花弹打去半边脸，连同半个上颚和半个下巴都打飞了，剩下的半个嘴巴却仍然一张一开的，喉咙里咕噜咕噜直往外冒血泡。只得又补了一枪。我怀疑这个民兵自己也害怕了，手打颤，所以打不准要害。有个当赤脚医生的民兵接过他的枪，打死了最后一个。
然后，也是那些抬尸的五类分子们，就近在旁边挖坑，把这些人草草掩埋了。没有人来收尸，他们的家属连看也不准来看。
事后我回到家，躺倒在床。数天吃不下饭。这是我头一次看杀人，而且是近距离仔细地看。母亲采了菖蒲、葛藤、艾蒿煮了水给我洗澡，说是驱邪。
这样杀人的事毕竟比较轰动，成为人们谈论的中心话题，街头巷尾，村村落落到处都在谈论。人们传说着不同版本的所见所闻，谨小慎微地隐喻表达看法。晚上孩子哭叫，大人也会以此吓唬孩子，至孩子不敢夜啼。
据传闻，那天参与杀人者回到家里大都被父母、老婆责骂，当然是关起门暗中骂。那个当赤脚医生的民兵，更被他母亲打了几巴掌，他母亲又哭又闹，说她不知是哪辈子作下的孽，迫儿子跪着当空为那些死人烧了纸钱。私下里没有多少人赞同这种屠戮。即使在文革中，应该说大多数人都良心未泯。普通百姓仍固守着传统是非善恶道德观念。
但不可否认，文革是道德沦丧、重新走向野蛮的开始。
凑巧的是，约两个多月后，那个中年退伍军人一天突然暴毙。他先是肚子剧痛，急忙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人都传说是遭报应，死魂索命来了。此事到处传得沸沸扬扬。类似的话题多少年后还不时被乡人提及，以告诫年轻人。30年后，那个赤脚医生的儿子也因车祸横死，他家自此绝了后。人们又将此事与他当年杀人相联系，说是天报应，只是来迟与来早的问题。当然也有些人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迷信，说人家至今躺在天安门广场都没啥事，不是还好好的？
据说，当年公社党委计划还要杀第二批第三批。但十月里中央突然发了紧急文件，严禁杀人。这才刹住了各地杀人歪风。否则不知还有多少人头落地。
许多研究文革的专家学者都注意到，在文革中找不到一纸毛泽东或中央同意或命令杀人的文件、指示。也就是说，这全是基层干部的错误领会和理解，杀人风潮是群众自发行为。一句“群众运动”就推得干干净净。而1968年的杀人风潮正是在《七三》、《七二四》布告和毛泽东最新指示发表之后发生的。正是这些文件、指示的含糊措辞，及意向性误导，酿成了这场灾难。杀了那么多人却不留痕迹，这是杀人的最高境界。也是厚黑的极致。
文革杀人始于1966年。如北京大兴县，自8月27日至9月1日，该县的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
自此之后，文革不同程度的杀戮从未停止过。至1968年形成高潮。仅湖南道县，1968年被杀死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属（包括老人、小孩、孕妇）就有4519人。还有326人被迫自杀。
以当时中央的权威，以毛泽东的威望，及早发一个“最新指示”，或发一个中央文件严禁杀人，是完全可以制止这种杀人风潮的。因此很可能有人在这方面拿捏火候，把握制止杀人的时机。
也不可否认，在这种风潮中，民众的整体素质，个人的道德素养，有没有良知、善念都大有关系。事实上文革杀人的程度在全国很不平衡，有的地区是重灾区，有的地方就杀得少。举例说，我们邻近有个公社，在这场风潮中一个人都没有杀。原因是公社书记的母亲很善良，长年吃斋念佛。她再三告诫儿子：不许杀人。书记是个孝子，果然遵母命，没有杀害一个人。产生这样的悲剧，许多人也都负有责任。全民都值得反思。
文革后，这个公社书记得到表彰。但也没有被提拔重用。其他杀死了人的公社，书记都不同程度做了检讨，但很少有人被起诉或追究责任。因为这种屠戮都是集体行动，从来“法不治众”。就是公社、大队的杀人名单，也是集体议定。所以文革这类罪恶很难得到清算。
整个文革中究竟杀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国内外研究文革的专家学者统计出来的数字各有不同。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载，1984年5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这应该是个相当保守的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