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一打三反”运动将杀人权下放基层以鼓励杀人，全国受迫害人数两百多万，几乎每个县城都有了杀人场。（网络图片）
文革中有几次杀人高潮，比如“红八月”学生杀人，“清阶”杀人，“一打三反”也是杀人高潮之一。
“一打三反”的打击对象
一九七〇年的“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一打三反”其实只有“一打”，那个“三反”，只是象征性的。
“红八月”杀的是“出身不好”的人，“清阶”打击的重点是中共传统的“阶级敌人”，即“地富反坏右”分子、知识份子以及所谓的敌特分子。而“一打三反”是主要是要消灭有“反动思想”的人（不管你出身如何），而且是经过正式的法律程式判刑处决。
“一打三反”的“现行反革命”是什么呢？就是中共认为有“反动思想”，或“反动言论”的人，与建国之初毛泽东起草的《镇压反革命条例》一样，“一打三反”档也鼓励处决，规定言论可以作为判处死刑的依据，即使你灵魂最深处的东西，都可以成为判处你死刑的理由。
按照“一打三反”档要求，各地政府在几个月内连续召开公审大会，每次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林副主席”、“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随意罪名处决，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
被镇压的所谓反革命犯绝大多数是中共暴政中的抗争者，运动镇压的所谓反革命集团主要是读书会、讨论会、思想者沙龙、联谊会，这些团体的所谓反革命罪行主要是谴责49年以后的土改、镇反、肃反至文革的历次迫害运动，谴责人民公社带给农民饥荒。除这些抗争者之外，还有大批的无辜被害者是当局为完成中央下达的镇压指标而凑数的无辜冤魂。
“一打三反”被处决者中的大多数是文革黑暗年代的殉道义士，是那个时代思想解放的先驱。
周恩来亲自批准处决的遇罗克和王佩英就是为正义献身的代表人物。青年工人遇罗克因为发表了反对以“出身”、“成分”为标准迫害人的《出身论》等文章而获罪。
王佩英是七个孩子的母亲。大饥荒灾难后，中共高层领导联手掩盖毛泽东的罪恶，掀起崇毛热潮。王佩英拒绝这样的掩盖和崇拜，在1964年散发标语传单发出了在那个年代石破天惊的呼吁，要求“让毛泽东退出领导岗位以结束全国性灾难”。
后来王佩英被关进了北京安定精神病院，“一打三反”中被判死刑，王佩英被押赴刑场途中，刽子手们为防王佩英呼喊，用细绳紧勒其喉，将她勒死在赴刑场途中。当局没有留下对遇罗克、王佩英等政治犯的死刑判决档、审判记录，这是周恩来遵照共产国际的作法，共产党有销毁政治犯记录的传统。
黄立众（又名黄美琦），原北大哲学系学生，讲述农民生活困苦，被北大开除团籍。1960年，黄因坚持观点被开除学籍，遣送回安徽无为县家乡(无为县大饥荒时死了三十多万人）。目睹农村饿殍遍野的景象，他拒绝沉默，组织农民上访、外逃，因道路被封锁外逃失败后，他秘密发起成立了中国劳动党，制定了纲领，油印了《告全国同胞书》，号召武装抗暴，事败被捕判处死缓，在“一打三反”中被中共杀害。
一九七〇年二月，宁夏省会银川市“破获了一起重大现行反革命集团”，一个以十三名青年学生为成员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吴述樟（银川二中一九六八年毕业生）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旁空处写过“放屁”二字，他们还书写论政文章。鲁志立（北京农业大学一九七〇届毕业生）撰写的《什么是法西斯主义》是一篇讨伐中共法西斯暴政的檄文：
“（中共当局）禁止一切为世界公认的民主权利以至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残酷镇压一切反对或仅仅不同意暴力统治的人民，甚至采用公开的恐怖手段。”
“竭力推行种种仇视人类的反动谬论，例如宣传种族优劣论、反动血统论，人为制造阶级与阶级划分论等来迷惑笼络一部分人以达到镇压人民的目的。此外还竭力推行愚民政策，实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隶主义的盲目服从精神，宣扬个人迷信和领袖至上的神话，从意识形态上已堕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义。”
“打倒法西斯！”
吴述森、吴述樟兄弟和鲁志立三人被“判处死刑。此外还有厦门书写“反动标语”的侨生洪沧海；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海南白沙县某团女医生官明华；上海静安区“破坏样板戏”的谈元泉；兰州甘肃师范大学反对阶级斗争历史观的老教授张师亮；南昌反对个人迷信的青年吴晓飞……
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前，喉管被割断，免得他呼喊“反动口号”。
“一打三反”运动中，成千上万像遇罗克、王佩英、黄立众、吴述樟和鲁志立那样的有独立思想的先驱被以反革命罪名杀害。
他们都是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份子，是在资讯封锁的条件下，从中共的所作所为中，得出自己的结论，在“红色恐怖”中，在很多人明哲保身而沉默的情况下，挑战恶魔。他们是那个时代勇士，是那个时代思想解放的先驱，是殉道者。
陕西安康县农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阴暗无光，无法张贴毛泽东标准像；再加上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时，他说了“哪里能活一万岁！”县军管会据此认定是“现行反革命”，判其死刑，于一九七○年六月被枪毙。
芒果是一种热带水果，现在北方超市都有卖，但在六七十年代北方见不到。文革中巴基斯坦外宾访问中国大陆时送给毛泽东芒果，毛泽东不吃了，把它送给清华大学工宣队，人们热烈欢呼，纵情歌唱，传诵这一特大“喜讯”。工宣队队员们舍不得吃，把它分送给其他单位的工宣队，芒果容易变坏，于是用蜡制芒果代替。有了复制品，转赠就方便多了。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很快掀起了一阵接送芒果、感恩戴德的旋风。
复制的假芒果传到四川雅安，汉源县富林镇有个叫韩光第的老牙医，看见玻璃罩里的金黄色芒果，顺口说了句：“芒果像一条红薯，没什么看头，有什么稀罕的。”这是大实话，公安机关以“恶毒攻击”的罪名逮捕之，一年多后（70年）竟被判处死刑。
韩光第死后，他的三个儿子全部被赶下乡去，他的老伴受不了这种突然的打击，也去世了，一个好端端的家被中共搞得家破人亡。
“一打三反”也对文革中对立派的进行镇压。譬如上海集中追查曾参与炮打张春桥的学生，王秀珍说“对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软”，市委部署清查，仅复旦大学等六所大学就有一百二十多人被逮捕、监禁、五人被逼自杀，三人被逼疯。
残酷的“一打三反”
“一打三反”之残酷，可以和“清队”比肩。云南镇雄县的官方记载：“省革委派工作队来镇雄指导“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一百零七人非正常死亡”。
上海市南汇县“一打三反”，审查、斗争了三千余人，“造成非正常死亡六十二人”。宝山县“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份子”结合，共清出五千多“有问题的物件”、“四十一人被迫自杀”。
江苏泰兴县，“一千四百余名干部群众被关押、批斗，严刑逼供，有的被迫害致死。”
为提高杀人效率，如同土改、镇反运动一样，中共在“一打三反”运动也是将杀人权下放基层以鼓励杀人。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运动中，全国受迫害人数两百多万，几乎每个县城都有了杀人场。
“一打三反”运动也导致了自杀潮。例如，青海贵德县，14人自杀，宝山县41自杀，河南西平县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举办“一打三反学习班”，刑讯逼供，残酷斗争，被批斗的180人中4人自杀，广西钦州地区发生自杀事件238起，死亡188人，河池地区169人自杀，山东沂水县将公办学校的教师集中，被批斗的173人中3人自杀。
还有不少人遭到灭门处决。如南京的李立荣和他六十岁的母亲林舜英、北京25中教师王守亮、杨淑辰夫妇、北京通县的侯坤、侯建民父子两人，都在“一打三反”中被处决。
“一打三反”的冤案及杀人数
与镇反运动一样，“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各县军管会也必须杀人以向上级交差，很多地方抓不到思想言论犯，为完成杀人指标，当局就抓一些农民处决向上级交差。
陕西户县搞出“反革命案件”662起，“定案”处理483人。河南安阳市郊区揪斗2,392人。河北邢台县“挖出”122名反革命分子。
湖南黔阳县高阳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一心搞出点成绩升官，打死自家的狗后，向公社报告说狗被人毒死。公社书记正为揪不出反革命而犯愁，马上批评大队支部书记右倾，并责成副书记主持“专案组”破案。副书记马上在大队部架起一挺机枪，将社员抓去过堂。他声称揪出了一个十六人的“反革命集团”，枪杀了一人，打残二人，将二人逼得自缢身亡。受株连者多达一百一十五人。
七〇年三月，山东安丘县弄出一个子虚乌有的“反革命杀人案”，“凭所谓检举材料，对县运输公司马金城等三十四人非法关押，造成自杀未遂五人，含冤身亡三人，致残一人。”
中共官方没有发表该运动总共镇压了多少人，发表的唯一数字是该运动前10个月（到1970年11月）揭发了“反革命份子”184万多名，抓捕了284,800多名，杀了数千人。(马齐彬、陈文斌等编写《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周年1949－198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中共掩盖真相，说仅杀了数千人，全国两千多个县，每个县杀四人，都已上万，还不包括城市，当年经常处决“现行反革命”，每个县根本不止杀四个人。
丁抒博士认为，“一打三反”中至少有二百万人受迫害；就全国而言，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应在十万以上。
“一打三反”有如83年的严打，极其恐怖，“一打三反”中说错话就关就杀，83年的严打是行为上有些错失就关就杀，笔者推算被杀人数超过十万，推算如下：
宁夏省银川市由十三名青年学生组成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中，吴述森（宁夏大学毕业生）、吴述樟兄弟和鲁志立三人被判处死刑，余者分别被判无期和有期徒刑。死刑占23%，若按此比例计算，284,800*23%=65,723，加上“一打三反”前抓的但在七〇年被杀的人，轻易就达十万以上，前文说的遇罗克和王佩英，说“芒果像个红薯”的韩光第都是“一打三反”前被抓但在“一打三反”中被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