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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人类历史的可悲一幕

不管什么派别,从1982年以来的拒共意识、抗争精神、维护香港人身份的自主自救思想,都在不断增强。港共政权提出修订《逃犯条例》,中共对香港的间接统治即将转为直接,“民主回归”已成世界级笑柄,香港人人自危,有迹象显示不同派别的人也走在一起,为保卫香港文明和自身安全而抗争。

1982年中共收回香港的消息曝光,从那时开始香港即出现持续不断的自救运动,而弥漫社会的情绪只有一个,就是抗拒中共直接间接的统治,保住香港已有的文明。

想来这是一件相当可悲的事情。香港自1841年1月26日开埠百多年来,除了日占时的三年零八个月,无论是原住民还是为避战乱和暴政而来的大陆移民,都生活在英国稳定和健全的法律管治下,人人安居乐业。香港人从来不需要为自己生活范围以外的政治生态担忧。但自1982年以来,香港人就不断为了本来已有却面临沦丧的自由法治而抗争。这段以既有文明去抗拒野蛮、抗拒沦落、去挣扎自救的历史,也许是人类历史中最可悲的一幕。

1989年香港人之所以如此积极声援六四,主因是面对主权转移,香港人不想等死,想要保住原有的法治自由,希望藉着推动中国民主,而带来九七后的人权保障。2014年,毛孟静回顾当年她在北京目睹六四事件,她说,“我第一个念头就是保住香港”。

89年5月20日李鹏宣布戒严后,北京郊区发生学生民众阻拦军队入城的场面,27日爆发规模宏大的游行,许多中共党政要人,包括人大委员长万里,也包括中联办前身的香港新华社干部及社长许家屯,都呼吁不要出动军队镇压。其后发生屠城惨剧,许多论者都认为这样残暴的政权不可能延续,我当时也指“上帝要他灭亡,必先使他疯狂”。然而,我们都看错了。疯狂没有导致灭亡。在国际社会抵制下,邓小平指令对外实行“韬光养晦,永不当头”的低调策略,1992年又南巡放话全面实行让“一部份人富起来”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政策。不但政权延续,而且以廉价劳力加上牺牲生态的方式,使经济起飞。

89年后,每年六四的烛光,都是对中共的抗议。而所谓“爱国”,就大多数参与活动的市民来说,并不觉得与这个“国”有真正的感情联系,只是既无可奈何地被“回归”到“一国”之下,就当作“爱国不等于爱党”吧,参与六四活动的重点是对残暴政权抗议。

许多小朋友也曾经被父母带到六四烛光集会,支联会说是“薪火相传”,其实相传的不是“爱国”,而是抗议精神。

中国其后的发展,显示离民主之路越来越远,离全面压制人民自由的极左专政越来越近。自由行,双非产子抢床位、抢奶粉,抢高楼价,香港人的生活饱受侵凌,加上中联办对香港从暗到明的干预,使一国两制名存实亡。所有这些现实发展,使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厌恶那个被党骑劫了的“国”,甚至厌恶拥护那个国的有着与文明人不同习性的“民”,于是“爱国爱民”“建设民主中国”甚至“平反六四”等口号在年轻人眼中都是虚伪。本土派由是兴起,与“爱国”“大中华”派分庭抗礼,实际上是世代之争。维园烛光已少见年轻人的身影。

但不管什么派别,从1982年以来的拒共意识、抗争精神、维护香港人身份的自主自救思想,都在不断增强。港共政权提出修订《逃犯条例》,中共对香港的间接统治即将转为直接,“民主回归”已成世界级笑柄,香港人人自危,有迹象显示不同派别的人也走在一起,为保卫香港文明和自身安全而抗争。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江一 来源:苹果日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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