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是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不同的制度对个人命运有极大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影响，对婚姻也影响极大。比如再聪明再勤劳的人，要是生活在毛时代的农村，只能当农民，这种身份又决定了婚姻的选择，只能和农民结婚。中国人婚姻的种种现象，都和中共的制度密切相关，充满了中国特色，也可以说是中共特色。
户籍制度，身份的牢笼，婚姻的枷锁。
1958年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剥夺了数千年以来人口自由迁移的基本人权，标志着邪恶的中国城乡二元制度正式建立。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一项核心制度，本质是建立了最严格的农奴制。中共建政前对农民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苏联共产党，利用农民打下了天下，坐江山后却彻底抛弃了农民。
毛时代婚姻选择的限制主要是政治身份限制、地域限制。
毛时代用身份把人们分为不同的社会等级，身份决定了人们的命运。政治身份把人从政治上划为上、中、下三等，“地、富、反、坏、右”被称为“黑五类”，属于下等身份，下等身份的人是政治贱民，当时的政治贱民大约有三千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超过了一亿人。下等身份的子女不能参军，有的人考大学时虽然得分很高，但“不宜录取”。历次政治运动最先遭殃的就是他们，每次运动都被整死整残一大批，比如叶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披露：文化大革命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被迫害，有120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一旦发生了政治案件或刑事案件，下等身份的人总是首先被怀疑和被审查的对象，长达20多年的政治歧视对他们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家庭中始终笼罩着阴影。上、中等身份的人不愿意与下等身份的家庭通婚，一旦和下等身份的人结婚，就等于加入了他们的队伍，面对的只有极其悲惨的命运。有相当多的地富子女只好“打光棍”。
户籍身份又按照地域将人划成“城里人”和“乡下人”两个等级差别很大的阶层，这两种身份的人基本不通婚。如果一个城里男子找一个“农村户口”的女子为妻，这个家庭就注定不幸，他的妻子在城里不可能有工作机会，他们的子女也随母亲而成为“农村户口”，不同身份通婚祸及子女。
严密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们迁徙，人们都被关在地域的牢笼，自然不可能到远处寻找结婚对象。生活资料凭票证供应，购买生活资料的票证只能在户口所在地领取，并只能在当地使用，人们被锁定在户口所在地，绝大多数中国农民活动半径不超过50公里。人们的婚姻也只能在本地解决，选择范围小。
毛时代不可能通过个人努力改变命运，向上的通道极窄，基本只有权势者家庭的人能爬上去。由于户籍身份的限制，人才不能流动，有才能的人得不到施展的条件。比如中国杂技团30多年一直被限定只招北京户籍，哪怕是离北京不远的杂技之乡河北省吴桥的尖子演员也无法靠本事到北京工作。
就城市户口而言，中央直辖市、省辖市、地级市、县级市的户口也有很大差别。从上一个级别的城市可以向下一个级别的城市调动，从下一级城市调到上一级城市非常困难，绝大多数人一辈子只在一个单位工作，那时，由于夫妻分处在不同等级的户口地区，十年、二十年调不到一起的是常事。在80年代初，仅厂矿企业，全国就有600万对夫妻分居两地。这些“牛郎织女”每年团聚一次，一年的家庭积累全部都交给了铁路和公路。
毛时代还扭曲了人们对夫妻感情的认识。只讲阶级情分，没有私人情分，“亲不亲，阶级分”，背后告密和当面揭发不仅是必要的，还是光荣的，妻子出卖丈夫、丈夫出卖妻子是“大义灭亲”。
现在的人可能认为那些都是毛时代的事了，实则不然，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一直存在。1991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劝阻民工盲目去广东的通知》，同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将收容遣送的对象扩大到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不全的流动人员）。1995年8月10日，公安部发布《公安部关于加强盲流人员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又将“三无”盲流人员解释为“是流动人口中无合法证、无固定住所及无正当工作或经济收入的人员，多为盲目外出、农村人多地少、经济收益低、找工作或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的对象几乎为全部农民工。对农村人口的进城打工、就业、定居、子女就学、家属团聚以及住房、医保、劳保乃至政治权利加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在城市受到侵害基本很难得到政府主持公正。
由于这些年对住房、医疗、教育越来越不公平地分配，更加深化了城乡二元结构，不公平的程度远超八九十年代。现在依旧有户籍制度，依旧城乡差别对待，城市农村那是天壤之别，这种城乡差别决定了女性婚姻必然以城里人为优先选择。人都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想往上走，极少有人想往下走的。婚姻某种意义也是投资，或许是人生最大的一笔投资，投资对象得找经济实力好、家庭负担小的人，这样才有可能得到丰厚的回报。而城市的人恰好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这种优势又是共产党给的，是共产党故意制造的城乡差别。党垄断一切，也垄断财富分配，将几乎所有财富分配给了城市。设想一下，假如一个女人嫁了个农村户籍的男人，在城市有房还好说，要是夫妻共同买房，背上二三十年承重的债务负担，如今是六个钱包凑首付的房价，即便长辈出了首付，房贷依旧承重。而城市居民住房自有政府解决，拆迁能致富，这是全国人的共识，除了大笔拆迁费，还能分好几套房。城市户口有优厚的养老金，养老不用子女负担，农村只有每月一百元左右的养老金，养老需要子女，嫁给农村户籍的人也就背上了养老负担。而且城市老人由于有收入来源（退休金、房屋出租），能攒下很多钱，除了平时能给子女花一些，去世后往往有丰厚的遗产，而且这些年房屋增值很快，无形中给子女留下巨额遗产。假如是农村，根本没这些收益，几辈子的奋斗不见得能挣出来。再说子女教育，城市户籍拥有城市受教育的权利，农村人要么付出极大代价，要么只能回农村上学。这都是极其现实的问题，理性的人不可能不考虑。还有农村的医疗问题，一场病能拖垮一个家庭，嫁给农村人只好承担这种风险，而城里人除了医保还有积蓄、老人每个月有固定收入，负担能力远不是农村人能比。而事实也证明，娶不到老婆的，绝大多数都是农村的穷人。
中国特色的高彩礼。因为痛于高彩礼，彩礼被妖魔化为中国式卖女儿。2015年3月，一位来自甘肃省泾川县的网友给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在网络上留言说，结婚的彩礼太高，动辄二三十万元，农村的年轻人感到压力巨大，省里的领导能不能管管。几天后，中共泾川县委办公室在网络上给小伙子回了信，这封回信说，泾川县各乡镇、各村之间彩礼有所差别，总体彩礼在13万至20万之间，造成农村彩礼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村婚龄男女比例失调，根据统计，泾川县婚龄男女青年比例为1.861。
网上关于高彩礼的报道很多。30-50万，这是黑龙江一个贫困县给出的彩礼账单。海伦市位于黑龙江省中部地区，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在这样一个并不富裕的地区，近年来，农村的“天价彩礼”现象却大有市场。“现在彩礼现钱就得25到30万，如果再买个车、在镇里买套房就得50万。”海伦市福民乡海民村村民赵庆山说，儿子大学毕业后马上面临婚嫁问题，但他们一家三口年净收入也就3万元左右，娶个媳妇至少得攒10年。“我们当年结婚时才1000多块彩礼钱，不到30年就翻了几百倍。”赵庆山感慨道。同黑龙江农村的情况相似，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天价彩礼”现象在各地农村普遍存在，而且根深蒂固，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江西鄱阳县，每个乡镇情况虽然有所不同，但彩礼普遍都在10-15万元，有的地方彩礼甚至可以达到20-30万元。这对一个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有6207元的农业大县来讲，无异于天价。环球时报今年2月19日发了一篇文章，据山东人民广播电台资讯，一位村民对记者表示，在老家，经历了“小定”、“大定”之后才能结婚。“小定”就是定亲的意思，“大定”则是过彩礼钱。该村民表示，自己的堂弟在“小定”时给了女方6万元作为定亲钱，随后女方又提出要26万元作为彩礼。如此的狮子大开口，压得男方家庭喘不过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在河南驻马店市某村，一对情侣恋爱6年，女方家里却一直不同意女儿与男方家长见面，理由是“彩礼没备齐”。女方向男方索要40万元彩礼，此外男方还需在市区备齐车房，房本要写俩人名字。东北小伙刘杰则对记者表示，他和前女友已经谈恋爱5年，到了谈婚论嫁时，女方提出必须在市区买房，要不就支付40万元的彩礼。“我们村里过去都是自己建房，我也有一套3层的独栋，但女方家里不满足，还要40万元彩礼，最后只好分手。”更有甚者，近日媒体报道，一位错峰返乡的父亲连续多年坚持春节在岗；他表示想多赚些钱，给儿子凑够彩礼。“50多万呐，得在我能干动的时候攒够了。
面对中国特色的高彩礼，中央政府不去解决根本原因，反而在2019年2月19日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对婚丧陋习、天价彩礼、孝道式微、老无所养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试图发个文件解决问题，这实在荒唐，高彩礼有其本身的土壤，可以说说中共一手造成的。
彩礼之说，自古就有，但将婚姻做成买卖，彩礼高到难以承受的，唯有中共治下。国外结婚，并不太看重有房没房，有车没车。有人说中国就是这样，怎么能跟国外比。难道中国一直就是这样吗？根本不是。遥远的历史不必讲，就说三四十年前，起码不是现在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