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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 田北铭:中国式婚姻坟场 中共制造的一场民族灾难

笔者曾在东南亚数国生活很久,那里华人众多,跟中国同文同种,他们有些人也有彩礼之说,但都是象征性的,比如缅北很多华人,彩礼一万人民币就够,要是真拿不出钱,也不会强迫,很多人根本就不要彩礼。泰国、马来西亚华人,也不太注重彩礼,绝大部分女性不会通过结婚发财。还没有见过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让人倾家荡产,负债累累。中国性别比例严重失衡,适龄男性至少比女性多3600万人,这固然是高彩礼的一个原因,但绝不是主要原因。性别比失衡在中国一直存在,七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就有性别比失衡问题,农村光棍也很多,那时为什么没有天价彩礼?再说了,为什么光棍几乎都是农村人?主要原因有二:人们择偶标准变了,主要是以钱而定,拼的是现有的家庭财富和对未来的预期,而不是结婚对象本身的人品、素质;人们越来越没安全感了,虽然这种不安全感并非每个人能明确感觉到,但整个社会氛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而人们又互相影响。其实彩礼高的地方,恰恰是贫穷的农村,越穷彩礼越高,城里和富裕地区的彩礼不见得多高。越穷的地方越难以给人安全感,自然是钱到手里最安全。于是中国式相亲成了菜市场挑菜,比来比去,只挑更好的。几乎每个城市都有相亲角,焦虑的父母们为子女们不停寻找,他们的女儿并非都是嫁不出去,只是不想将就,在他们看来,要求也不高,本地有房,工作收入超过一般水平。这些要求,可能对城里人是不高,因为大家都有房,但几乎彻底排除了农村人。为什么农村人就这么不受待见呢?难道农村人比城里人低等?这些城里人上数三代不是农村人?这些在美欧和日本根本不存在问题,在中国完全就是问题。主要差距还是经济实力方面,而这又是由政府的城乡区别对待造成的。城里人普遍瞧不起农村人。这两天有一则新闻:“我们学的是养天鹅的技术,我们不会去养猪。”这是西安一家幼儿园园长的话。6月17日,家长李女士告诉华商报记者,她的孩子是2018年8月入园小班,起先绝大多数孩子是按照每月1800元左右收取的保育费,伙食费330元每月是另外计算的,部分插班进入的幼儿,每月保育费是1980元。“我说我学的是养天鹅的技术,我不会养猪。我不是瞧不起城中村,比如说打工的子弟、卖菜的,我沟通不了!所以我说如果我降到1200,就会有批量的这样的子弟进来。你孩子的身边会面临着什么呢?卖菜的、卖鱼的。你会发现宝宝原来不会说陕西方言,然后接下来这块鱼龙混杂”

择偶标准的金钱化和城市人农村人的差距,还有人们深深的不安全感,完全是中共制造的,可以说中共统治模式造就了高彩礼,彩礼问题不是出几个文件能解决的。不从根本上解决人们焦虑的原因,只是一味强调观念转变,不解决问题。现代社会,人们要过上更好的生活,只有去城里,人们的不安全感几乎都是来自对进城的担忧,越来越高昂的进城门槛,让人越来越感到不安。中共为城里人建立了保障型社会,却将农村人剔除在外,还要疯狂掠夺他们,怎么能让农村人有安全感?居然还好意思批判农村彩礼高。发几个农村一号文件能解决问题吗?带给人们焦虑和不安全感的,首先就是难以承受的高房价,城里人凭这点就完全打败了农村人,城里人由政府供给,高额的拆迁补偿和数套安置房,农村人则要付出巨大的成本才能买一套房,还可能把整个家庭拖垮。中共通过垄断居住权对人们的掠夺,不仅与文明国家渐行渐远,甚至可以说世界上最恶劣。世界上穷国很多,起码还允许自建贫民窟,以极低成本获得居住权。中国高房价完全建立在对农村人、对后进城者的残酷掠夺,算的只有经济账,考虑的完全只有统治集团的利益。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明明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他们付出很多,回报却很少。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遍地房产者,不是农民工。

香港和新加坡都是靠高覆盖的住房保障,解决了社会问题,从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二战后的英国,也曾大规模建设公共住宅,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将大批公共住房私有化。实践表明,一旦原来的无产者变为有产者,就会成为国家最坚定的支持者。而无法成功解决住房问题的国家,无一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李光耀是少数几个能够在国家稳定层面上思考住宅问题政治家。他在回忆建设公共组屋的初衷时说:“我早就在想,如何建立每个公民跟国家以及国家前途之间的利害关系”。建设组屋的目的,就是要“让那些儿子必须履行国民服役义务的父母觉得新加坡有他们的份,值得他们的孩子去捍卫。如果国民服役人员的家庭没有自己的住房的话,那么,他们迟早会得出结论:他们所捍卫的是有钱人的财产。”李光耀没有谈到任何经济算计,而是将住房保障直接同国家的生存联系在一起,新加坡组屋覆盖率高达87%。一旦城市化完成,社会贫富分化的格局就会被锁定。只有再次通过成本巨大的社会革命,才能打破阶级壁垒。

高房价和滥发货币,对城市大拆大建,让城市人不劳而获,却让农村人劳而愈贫。这就是制造不公。就业和经济安全是人们安全感的重要方面,滥发货币和高房价,让人们感觉钱越来越不值钱,对劳动的价值丧失了安全感,没有居住权不可能有安全感,也将婚姻与房子深度捆绑,另外就是拿到自己手里足够的钱才有些安全感。八九十年代结婚的人不会有这种压力。

一个良好的制度,追求的是起点的公平和竞争规则的公正,却不追求竞争结果的强制性平等。这是因为人的天赋各有不同,强制要求收入分配结果必须一律平等,矛头必然指向有发明创造天赋的人群,打击的必然是努力向上、积极肯干的人群,这必然导致全民的愚昧反智,懒惰懦弱,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结果必然是普遍的贫困。中国现在不平等不公正的制度很多,其中城乡二元体制是十分主要而恶劣的部分。贪污腐败也是不平等,但至少在法律上贪污腐败是非法的,城乡二元体制却是光天化日之下赫然存在的。在中国,人们不是输在起跑线,而是输在出生线。

中国有没有可能终结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短期看不可能。2014年,社科院测算,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为13万元。社科院称进入城镇的个人每年平均需要支付1.8万元的生活成本,还需要一次性支付10万元左右的购房成本。社科院专家可能活在火星,也可能他们自己的住房全是国家分配,购房成本10万元明显不够,按照目前房价少说得六七十万。还有农民进城的社保问题,目前给城里人发养老金尚且不够,再来很多分钱的,更没钱给。

中国特色的高离婚率和有名无实的婚姻。其实离婚率高未必是坏事,假如婚姻成了痛苦,用离婚来终结不幸是最好的选择,应该这么做,理智的人必须这么做才对得起自己。离婚自由是对人的基本尊重,是社会的巨大进步。但离婚对个人而言终究是一场不幸,因为往往经历了很多痛苦的事,无用的付出和真诚的期待被击得粉碎,摧残身心。假如有了儿女,可能给子女造成很多不幸。民政部发布的《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依法办理结婚登记1063.1万对,办理离婚手续的有437.4万对,而2007年全国离婚登记209.8万对。2017年离婚结婚比最高前三名分别为天津市、黑龙江、吉林省,离婚结婚比分别为60.50%、58.92%、56.34%,北京以50.60%居第四。离婚结婚比最低的省份分别为西藏、甘肃和青海,离婚结婚比分别为10.53%、16.92%、17.06%。离婚率高低与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城市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财富结构、思想观念,改变着每个家庭,也冲击了婚姻。

中国特色高离婚率的一大原因就是人们的道德越来越差。良好的道德能维持婚姻,互相谦让,凡事先为别人着想而不是只为自己考虑,心无恶念而诚以待人。当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越来越恶劣,人们越来越自私,遇到人渣的概率极大增加,婚后争吵、闹矛盾的概率也大大增加,只为自己考虑、甚至损害伤害对方,婚姻也就更不稳固。很多人甚至将婚姻骗取钱物视为理所当然。道德败坏的元凶首推中共,中共培育恶人,败坏道德。一个社会如果道德坏了,影响的是方方面面,婚姻也必深受其害。中共是如何摧毁传统道德的呢?建政以后,中共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进行了最彻底的破坏,全国各地存书,和中共意见不一致的要么封存,要么销毁。即便仅存的一些,全部按照中共观点进行了重新解释。一场又一场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斗争,很多人被消灭,幸存者都自觉地或被迫地放弃了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高知大儒、学者专家都给党唱起了赞歌。全国一切宣传机器、一切文化教育,都用党的观点思路影响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没有人敢发表不同的意见,甚至没有人敢独立思考。为了垄断思想,国外的真实情况,国内的负面信息,不让老百姓知道,一切媒体都有审查制度,有损政府形象的内容一律不许发表,还以各种罪名对不同意见者和不满者逮捕、判刑。宗教能提升文明和道德水准,教导人向善,但中共打击宗教,迫害信徒,甚至要铲除宗教。道德丧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法治无存,规矩不再。“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空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反之,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管仲曾说过:“有道之君,行治修制,先民服也”。如此几十年之后,生活在党文化下的人们已经不会思考,思想、行为全都跟党走,而这个党本是恶党,各级大小官僚带头教人变坏。不守规矩、坑蒙拐骗偷的人得到了远比守规矩的人多的利益,榜样的力量无穷大,整个社会诱人向恶。破坏环境、贿赂权贵、欠钱不还、投机取巧、唯利是图、不择手段,这就是这些年的价值观。中共本身的各种行为起了极坏的带头作用。共产党的所谓道德,全是让老百姓遵守而统治者本身不遵守,道德说教只是统治者的工具,把道德当成枷锁,只能锁民众,不能锁统治者。中共的言行完全相反,宣扬的是道德,实行的是罪恶。在官僚、权力和利益面前,道德毫无约束作用。平时宣传的是爱国,但权贵、高官、普通官僚,一个个都把子女往外送,财产往国外转。掏空中国的恰是那些喊着爱国的人。有人拍着主旋律的电影电视剧,政治很正确,实际在国外有豪宅有巨款,早将根据地建在了国外,随时准备跳离中国这艘船。这就造成了一种结果,“最强调集体主义的国家,国民却最缺少集体观念,自私自利,极少为他人和环境着想;最强调秩序的国家,国民却最没有秩序,抢先恐后,心浮气躁”。当今社会就是这样:缺乏公德,偷奸耍滑,见钱眼开,唯利是图,冷血无情,欺软怕硬。

责任编辑: 王笃若  来源:阿波罗网首发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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