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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 中共对中国彝族人的屠杀

久别重逢的凉山,已是满目苍凉,经过所谓的剿灭叛匪,又所谓的民主改革,几乎使每一个家庭都沉浸在失去亲人的伤痛之中。而正在开展的“大跃进”运动对传统耕作秩序的粗暴颠覆,使这个原本生产水平不高,仅靠粗茶淡饭维持生计的古老民族的元气大伤,往日的歌声欢笑再也听不见看不到了,这种令我沮丧的反差,使我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

大凉山咏叹调

黄花岗编者按:当此“中国的西藏事件”已造成世界风潮之时,我们发表了张先痴先生的这篇文章。如果说,文中记叙了作者青春的血,人生的泪,毋宁说作者更记叙了大凉山彝族人民在1949年以后的凄惨命运,和中共北京洋教政权对大凉山彝族人民所犯下的血醒罪行。诚然,西藏、新疆、内蒙古各边疆民族,包括境内的所有少数民族地区,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正因为如此,他们才首先是中国人;杀害他们,首先就是杀害中国人;然后才是杀害西藏人、新疆人、内蒙人和大凉山的彝族人……。但是,如果再加上半个多世纪以来被中共杀死、害死、逼死、饿死的八千万汉族人民,中共一党在我们的中国又该杀害了多少“中国人”?纵观五千年中华民族的历史,有谁曾这样肆无忌惮、疯狂暴虐地长期杀害和专门杀害过我们“中国人”──即中国境内的各民族人民?答曰:唯有中共一党,唯有中共北京洋教政权,唯有这一伙“心非我心、魂非我魂、人非我人”的中共“马列子孙集团”……

唯有驱除马列,才能还我中华!才有我们中国汉族人、藏族人、新疆人、内蒙人、彝族人,和所有各民族人民的安宁和幸运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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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已七十四岁,距盖棺定论不过咫尺之遥,今天总结一下自己生命历程中的左右是非,决不能说还为时过早。反思中我吃惊地发现,在我四十六岁以前的全部青壮年时代,经历了三个非同小可的阶段,那便是十六岁当所谓的解放军,二十三岁被中共划为极右分子并押去劳动教养修铁路,二十八岁以叛国罪判刑十八年当了劳改犯,直到1980年我四十六岁服刑期满的前夕,才被告知“属于错判,予以平反”。

在这三个生死攸关的阶段中,我都曾或长或短地滞留在四川省内一个名叫大凉山的彝族聚居区,在这个远离现代文明的荒山野岭里,我用近二十年血雨腥风的岁月,在完成自己思想定型的同时,也见证了这个古老民族在共产暴政蹂躏下,怎样变得面目全非,又怎样一天天走向种族灭绝的险境。

为什么让我这个远方游子来见证这里的沉重苦难,这究竞是令人咏叹的巧合还是令人咏叹的宿命?为寻求这个答案,我便开始回顾自己三度滞留凉山的遭遇,陷入了难以言述的痛苦沉思之中。

十九岁,奉命“解放”凉山

由于中共的新闻封锁,一般人都认为1949年10月1日中共在大陆建政就意味着全国“解放”了,殊不知远非如此。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正在四川重庆西南军区通信团无线电营当报务员,1952年这个团就曾经派了三十名报务员即十五部电台,配合主力部队在四川阿坝,对抗拒“解放”的藏族同胞进行了一场血腥地镇压,紧接着1953年7月,又以同样理由在邻近的黑水杀戮了半年多。而我本人在1953年也和二十个同事共十部电台一起赴命配合部队“解放”大凉山。

我们这群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年轻军官从重庆来到成都后,第二天清早便急忙去北较场四川军区司令部通信处,领收发报机等通讯器材。下午,我趁同事们逛街的机会,特意跑到四川省图书馆,借来一本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的《凉山彝家》,这本小册子是“万有文库”系列书中的一种,若干年后我打听到该书作者李守义是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的教授,一位彝族问题专家,1956年我在整理彝族民歌时,为探讨某些民俗问题还和他通过信。他在这本书中比较详尽地介绍了彝族的社会结构和风土人情,还有作者在凉山实地考察中的见闻,一个重要特点是作者丝毫没有渲染这个奴隶社会中的阶级斗争,似乎奴隶主(黑彝)和奴隶(白彝)之间,并不存在什么“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总体印象,那是一个封闭落后的民族,它没有成熟的市场,也没有货币,还停留在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好奇心和求知欲陪伴我熬了一个通宵将它读完,随后,在我们进入凉山的长途行军中,书中那些令人大开眼界的奇风异俗,调剂了我们枯燥的行军生活。

到凉山后,我被分配到公安十七团二营四连,驻扎在紧靠金沙江边的雷波县上田坝,这里并非凉山腹心地带,只是大凉山的周边地区,但也不是彝汉杂居区。那时,中共中央对凉山的工作方针是“谨慎稳进”。上级解释说,彝族从历史上看与外部联系较少,国民党事实上也从来没有在这个穷山僻壤实现有效的统治,因为这个民族对外来的渗透非常敏感,要求各地慎之又慎地逐步向前推进。当时上田坝已有地方工作团,据说是得到当地头人同意后才和部队一起进驻的。

作为技术干部,我比连队的官兵占有更多的自由活动空间,我的全部业余时间都是在周边彝胞家里度过的,我学习他们的语言、歌曲和舞蹈。这里居住的是沙马家的安家娃子,其实就是赎了身的奴隶。有一位和善的彝族老大爷名叫沙马格志,他是这里的头人即人们称为首领的“头面人物”,但其身份毕竟是奴隶,也就是中共的依靠物件。他有两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儿,一个叫沙马乌子,一个叫沙马阿子,这两姐妹一改彝族人长年不洗脸的习惯,在上田坝开了历史的先河,成为洗脸的带头人。格志大爷见我对他的民族如此锺爱,特意送了一个发音为“木直南楼”的彝族名字给我,他微笑着对我说:“木直是你的姓,南楼这个名字在彝语里是老虎的意思”。在得到这位头人的认可后,我这个名叫木直南楼的解放军便在上田坝一带东家进西家出的走家串户。

彝族人十分好客,眼看过彝族年了,彝胞们会通宵达旦的跳舞唱歌,喝他们自己酿造的酒。这正是我收集民歌的大好机会,有一位在贸易公司工作的彝族朋友很乐意替我作简单的翻译,我记录了几十首民歌准备日后整理。其内容多为歌颂民族英雄,也有爱情歌曲,词句优美感人,我从这些朴实无华的诗句中,认识了这个民族的勇焊与自尊,善良与慷慨,它使我更加喜爱它的艺术和创造这些艺术的人民。

本来是年轻男女们狂欢的日子,某夜,大夥却嘟嘟囔囔地要一位老大爷唱歌,他是格志大爷的堂兄,名叫沙马古迫,看样子已近六十岁了。他没有象年轻人那样踏着舞步吟唱,而是坐在板凳上唱道:“过年了/这是先祖定下的日子/让我们喝醇香的酒/这是祖先教我们酿的美酒/让我们唱动听的歌/这是祖先传下来的歌。过年了/快乐的孩子又长了一岁/过年了/优郁的老人更老了一年。”歌声高吭凄惋感人。我不知道这是一首古老的民歌,或是古迫大爷即兴创作,但我分明看见他布满皱纹的眼角,闪耀着两颗晶莹的泪珠。翻译悄悄对我说:“沙马古迫大爷不同意他堂弟与解放军合作,两兄弟闹得很僵。”这使我想起他先前看到穿军装的我时,曾露出厌恶的眼神。

由于彝族内部各家支之间长期的冤家械斗,枪枝弹药成为整个民族视为宝贝的东西,他们利用“山高皇帝远”的地理优势生产鸦片烟,又用鸦片烟找周边的地方军阀换取枪枝弹药,其操作方法与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南泥湾生产鸦片烟异曲同工。但生产技术的落后决定了这里的收获毕竞有限,能换得的枪枝弹药也很有限,致使全凉山没有一挺机关枪,谁有那么多子弹任它倾泻?彝族方面的军事实力和其民族内部的纷争中共也早已了若指掌,既然毛泽东以“人民大救星”自诩,他派兵进驻凉山也宣称是来拯救这里的人民。看来这里的人民并不欢迎他的拯救,共产党的军队首先就用军事演习的方式向对方炫耀武力。对这个武器装备落后得可笑的对手,用“杀鸡焉用牛刀”一词来比喻似乎也不过份。我所在的这个连队,用一两挺重机枪、三五挺轻机枪,若干枝冲锋枪稀里哗啦一阵扫射,也就算一次象模像样的军事演习了。

指导员知道我和彝胞们过从甚密,让我和那群头人观众呆在一起,听听他们的反应。此时我在人群中发现了沙马古迫,正嘟着他倔强的嘴唇蔑视着在高处发号施令的连长。突然间“唏里哗啦”地枪声大作,头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嚷道:“败家子,败家子!”因为倾泻着的正是黄金般珍贵的子弹呀!

冲锋号响起,有三颗红色信号弹冉冉升起又缓缓落下,这时出现了一个意外效果,头人们不知道是什么新式武器从天而降,哗的一下全都匍匐在地甚至哆嗦不已,我看见人群中独有沙马古迫象鹤立鸡群般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另一个站立不动的是我,我因为了解信号弹毫无杀伤力,而他却是因为镇定,非同一般的镇定。

彝族也有巫师,称作“毕木”,那是一种属于男性的世袭的职业,也是这个民族能识文断句的“文化人”。当彝族人需要诅咒他的敌人时,就会把“毕木”请来,让他对着某只狗背诵一段经文,他们认为这样便能使某种妖魔附在这只狗的身上,然后将狗打死,挂在仇人过往的路边的树上,据说仇人走了这条路便会象树上那条狗似的死去,他们称这个作法叫“咒路”。

军事演习以后,彝族人非但没有被武力威胁所吓倒,而是把军队常走的路边,全都吊起了一条条死狗,它说明彝族人已经把以“救命恩人”自居的解放军视为自己的敌人。与此同时流传着一个说法:解放军将进攻大凉山。

仿佛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到通知,将和一些彝族家支举行一次“钻牛皮”仪式,如果用现代语汇来表述“钻牛皮”的意思,它就象当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字仪式般煞有介事,只不过它借用的是彝族的一种古老的赌咒发誓的形式罢了:“钻牛皮”那天,在一块略大于蓝球场的空地上,上田坝周边的几个家支的头人,率领着一百多名彝族战士,背着他们心爱的步枪,腰间缠着的子弹袋衬托出挺直的胸膛,一个个英武异常地坐在空地的一边。与之对立的是一百多名驻军官兵,他们也全副武装地坐在空地的另一边。随即工作团团长和驻军连长讲话,内容都是三言两语地表示彝人、汉人都应该团结得象兄弟般一家人;接着又有两位彝族头人讲话,据说他俩谈话的内容大意都是解放军说永远不会进攻我们,我们当然也不会打他。刚说完我发现沙马古迫这个老小夥子从人群中站起来吼道:“别忘了祖先早已说过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交朋友。’”对这句不合此次“钻牛皮”时宜的话,周围的人也只是面面相觑地没人阻止他,也许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

与此同时,在会场的下方,三五个彝族小夥子正走向一头黄牛,只见其中的一位用一把铁锤在这只牛的两角之间猛敲了一下,这牛便瘫倒在地。几个年轻人摸出小刀踊到牛尸边,七手八脚地剥下那张血淋淋的牛皮,取来两根竹竿分别从左右两方将牛皮绷开又高高撑起,来到会场入口处,他俩各自举着一根顶上挂着牛皮的竹竿,相距一米多面对面站着,头顶上绷开的牛皮共同组成了一扇虚拟的门洞,缔约双方的头面人物将从这个门洞、也就是这张牛皮下面穿过,也可能这便是“钻牛皮”这个特殊名称的由来。

这时真正的主角上场了,他是一位五十多岁满脸皱纹的老“毕木”。他在门洞的一侧站定,左手提着一只刚刚被杀、喉管上还在渗血的公鸡,右手举起一把锈迹斑斑的宝剑,大声宣布“钻牛皮”开始。

按彝族民俗,参加明誓的双方均派出各自的头面人物参与此项仪式以显示其诚意,我所在的连队出场的有连长和指导员,地方政府出场的是工作团的正副二位团长,彝族方面有四位高大□悍的黑彝头人。这些头面人物将依次走到“毕木”跟前,这时一位“毕木”身侧的人将一杯酒凑过来,“毕木”朗朗有声地吼着些什么,事后有翻绎告诉我,他叫喊的是“谁要是违背今天的誓言挑起战争,谁就会象这只鸡和这条牛一样死去”。说罢,他把鸡的喉管凑近酒杯,让几滴鸡血滴进酒里,依次走来的参与这项仪式的头面人物,接过这杯血酒一饮而尽。这个一饮而尽的动作十分重要,据说历史上有过在“钻牛皮”的仪式上,因没有城意不敢喝下这杯被“毕木”念咒过的血酒,为明誓的对方识破后,导致当场火拼的悲剧,这些禁忌在事前便向不了解这项仪式的汉族头面人物晓以利害,这次“钻牛皮”似乎一切顺利。最后的程式是分食牛肉,当头面人物依次听“毕木”念咒后仰脖喝酒的时候,那三五个彝族小夥正料理着这一大堆牛肉,有的切割,有的烧烤,最后拾掇成彝族人认为已熟的“美味”,汉族人当然会大不以为然。

未熟的两筐牛肉抬到会场,按一人一块的标准分发给每一个与会者,不管你是否能咽下这些带血的肉块,无论如何也不能扔掉它,这也是一种不可违犯的民俗。

彝族有民谚说:“黑彝脑壳一般大”。这意思是说,所有的黑彝都是世袭的头人,没有一个黑彝能统管另一个黑彝,他们除接受血缘婚嫁带来的同盟关系以外,不会接受任何发号施令者。整个民族没有一个为全族公认的领袖人物,但他们有强烈的民族自尊,有誓死捍卫自己家园的信念,在这方面沙马古迫的思想可算是全民族的主流意识。而另一方面,这个共产党统治的极权国家,会允许你这些一个家支一个家支地拥有自己的武装部队和不受统治者管辖的地盘吗?虽然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容忍了,这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事实上的存在,但“俱往矣”,“还看今朝”的“风流人物”毛泽东决不会允许它的存在!这便是钻一万次牛皮都不可能解决的根本问题。

1954年,中共中央下达了一个十人小组档,该档开始用“血仇分子”来定位某些有直系亲属被共产党处死的“同志”,规定这类分子不能在要害部门工作,不能入党。这类档的贯彻执行从不含糊是党的光荣传统。我这个从档案中筛选出来的“血仇份子”便顺理成章地调离凉山,也远离了那个名为要害的部门,回到通信团并立即转业到南充县民政科工作,这时我终于明白,“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只是共产党喊的是统战青年学生的漂亮口号,骨子里却绝对是磨刀霍霍地按阶级报复的原则办事。

1956年我奉命带领南充县的几位“积极份子”到省会成都出席“四川省烈、军属、复员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份子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意外地碰到曾经也在上田坝工作团工作过的曾某,后来他被调到了雷波县民政科也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从他滔滔不绝的“他乡遇故知”的摆谈中得知,我离开上田坝不久,解放军便开始对“不愿接受民主改革的叛乱份子”进行了坚决地镇压,战斗十分激烈,双方的牺牲都极为惨重:“你过去的许多彝胞朋友可能都不在了。”他不无遗憾地说。还特别告诉我,我们都很熟悉的沙马格志大爷,在去劝说重重围困在碉堡里的“叛匪”投降时,被碉堡里射出的一发子弹打中心脏当场牺牲,事后被授予了烈士称号。

两个月后,我在《中国青年》杂志的彩色封面上,看到了格志大爷的女儿沙马乌子穿着彝族的百褶裙,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的巨幅照片。在封面图片的解说中,知道她是以彝族月琴手的名义,代表中国青年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出席了世界青年联欢节。我心想,这位连简谱为何物都不知道的彝族姑娘,除了能向这些“社会主义阵营”内的朋友们证明中国的“民族大团结”的冠冕堂皇以外,就很难去和那些“兄弟国家”的青年联什么欢。

就在这个时候,南充出现了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官学校的新单位,因为那时刚刚实行军衔制,据说要把这些昔日的排级干部、今日的少尉军官加以突击训练,尽快地让他们脱离半文盲土包子的尴尬,以便能和华沙条约缔约国的军官们站在相同的地平线上。没想到就调来了三两个公安十七团二营的军官,甚至还有我当年所在连队的排长,我们在街头散步中邂逅,这又一次的他乡遇故知让我知道我们那位山东籍的连长和山西籍的指导员都先后阵亡。我不禁暗想:这两位当年参加“钻牛皮”喝过血酒的头面人物真的被“毕木”的咒语击中了吗?

来人中的这两位少尉,都是从所谓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走过的幸存者,是负过伤、立过功的出生入死者,他俩都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顽固的敌人”。有一次,其中的一位前排长对我说:“‘彝匪’很残忍,我们所有牺牲的人都会被他们把衣服、鞋子扒光。”我暗自惊叹这个细节和《静静的顿河》中、哥萨克与红军作战时扒死人衣服的场景何其相似。我没有对陈述者表示什么,但我在心中暗想,彝族一个顶尖级的所谓富豪,他一生也没有穿过一件棉衣,一双胶鞋。在冰天雪地里披着他们称作“察尔瓦”的薄羊毛披风打着赤脚冲锋陷阵该有多么艰难,他们没有被“阶级性高于人性”的理论洗过脑,没有侮辱死者的愿望,但他们也怕冷怕冻。

我当时的思想水平并没有发展到企图判断这场战争究竟谁是谁非的程度,但是我强烈地希望能从文学的角度来表现这个纯朴善良的民族。事实上早在1954年春,我就写过一篇反映军民团结的体制内的“党八股”在军报上发表,四川军区派来一位姑隐其名的摄影记者,准备为这篇“党八股”拍一组照片,记者到上田坝以后,我这个“始作俑者”责无旁贷地当上他的“听用”,便与他混熟。当他任务完成动身返回成都的前夕,我交给他一摞我搜集整理的彝族民歌,请他带交给杂志社发表,一个月左右后,我发现这些民歌都陆陆续续地署上他的名字在《四川日报》上刊出,只不过在他的姓名之后加了一个“辑”字,大意是把我的一份劳动“辑”成了他的成果,这个小插曲也让我这纯真的文学青年长了点见识,好在我手头还存有事后我收集整理的一大堆类似文稿。

当凉山惨遭劫难时,我的“彝族情结”也在我的胸中涌动着,我在北京《民间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组彝族民歌,在《草地》杂志上发表了《金沙江边送别》的散文,1957年又发表了描写一位彝族传奇英雄的长诗《一朵巍峨的白云》。这首六、七百行的长诗,在南充县机关中引起轰动的原因并非诗的本身,而是它带给我的几百元稿费,它几乎相当一个人一年的工资收入。还有一个意外效果,在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中,这首诗在许多大字报中任毛泽东的真假门徒们乱泼脏水。

转眼三十多年以后的1990年,我当时在四川省作家协会混饭吃,恰有机会去到今天的凉山首府西昌市,我此行的公干便是找凉山作家协会主席吉狄马加,办完公事后我顺口问了问这位元彝族诗人是否认识他同族的沙马乌子,作为出过国的彝族妇女,她的知名度可想而知,马加说:“当然认识,她已经退休,和她丈夫一起住在新华书店”。

三十七年后五十多岁的沙马乌子对我已毫无印象,我问了问他父亲的事,也问了她伯父沙马古迫的事,她的回答把我惊呆了:“是我伯父亲手杀了我的父亲”。我又问他:“古迫大爷呢?”“他开枪射杀了我的父亲以后,知道这场战斗的败局已定,便登上碉堡顶层上吊自杀了”,她的声音在颤抖。

过了一阵,我俩抬头四目相对时,眼睛都被热泪包孕。

二十六岁,“凉山月饼”拯救过我

1957年,反右运动结束前夕,时任中共南充县委书纪的李家骥曾指着我的额头说:“你张先疑如果不当右派分子,我这个南充县就再也找不到右派分子了”。果真如此,二十三年后,当中共南充县委下达红头文件宣布:“张先疑同志原划右派属扩大化的结果,应予改正。”这份档案读罢,南充县就当真没有一个右派份子了。所以那位李书记的“英明论断”似乎也有正确的方面,纵观全国,55万右派中,没有被改正的右派就剩下寥寥无几的那么几个,但中共中央对数学不感兴趣,仍然说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而已,至于扩大到什么程度,中央文件没有说,我只好佯装不知。

不过当李家骥书记作为党的化身作出那个判断时,张先疑得到的是极右份子的称号,享受的是右派分子顶尖级的处分:管制五年,送劳动教养。管制的最高年限是五年,多判一天管制就只有抓进谈虎色变的劳改队了,该张先疑当年在反右运动时处境之险恶由此可见一班。

1958年3月,南充地区某批送劳教的右派份子在冲锋枪的押解下送到了成都转运站,几天后便转运到自贡市,最后跋山涉水步行到云南盐津县的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名称的山坳。劳教队长命令道,你们将在这里打通一座隧道,以便今后从内江开来的火车穿过这条隧道开往昆明。几乎“脱胎换骨”地苦干了一年半以后,才说这条线路设计有误,下马停建。近万名劳教分子的汗水、难以数计的钢材水泥都化为官僚们缴纳的“学费”付诸东流。

与此同时,整个中国正轰轰烈烈地为所谓的三面红旗交纳一笔史无前例的“学费”,交罢学费老百姓便开始饿肚子,直到四千万同胞被剥夺了生存权变成饿死鬼。一直享受着井下重体力劳动的高粮食定量标准的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减少粮食定量,更可怕的是几乎所有的副食品都在市场上消声匿迹,饥饿象流行病一样侵入每个劳教分子的肠胃。昔日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有的在打饭时混饭,有的半夜三更到厨房去偷东西吃,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用自己的尊严去作交换。

有小道消息在悄悄流传说,我们这个四川省公安厅劳动教养筑路支队将转移到大凉山里的喜德县去修成昆铁路。类似这类人员大规模流动的举措,劳教队的干部们守口如瓶,为了避免这些阶级敌人趁人心惶惶之机捣鬼。正式宣布这个调动的时间,通常是在出发的前夕,这些名为干部实为专政工具一个个使尽全身解数,喋喋不休地“睁起眼睛说瞎话”地宣布:“凉山里的牛、羊肉根本不定量”“少数民族地区的粮食标准比汉族地区高六斤……”恨不得把大凉山乌鸦的羽毛也说成是彩色的。众右派劳教分子刚刚被“阴谋阳谋”的语言魔术愚弄得晕头转向心有余悸,他们象所有的专政物件一样,唯一的生存空间就只有逆来顺受的无奈。反正次日□晨,押解的士兵早已荷枪实弹地在汽车边站定,除了乖乖地依次点名报数然后挤进大卡车就别无选择。

久别重逢的凉山,已是满目苍凉,经过所谓的剿灭叛匪,又所谓的民主改革,几乎使每一个家庭都沉浸在失去亲人的伤痛之中。而正在开展的“大跃进”运动对传统耕作秩序的粗暴颠覆,使这个原本生产水平不高,仅靠粗茶淡饭维持生计的古老民族的元气大伤,往日的歌声欢笑再也听不见看不到了,这种令我沮丧的反差,使我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

到达凉山的第五天,便是1959年的中秋节,我几乎忘掉了我生平度过的所有的中秋节,而这一个回到大凉山后的中秋节却让我没齿难忘。因为那是大饥荒的年代,我们这群干着挥汗如雨的重体力劳动的劳教分子,每顿饭充其量只能吃个半饱,忍受着饥饿的煎熬。那种年代的人最有轰动效应的新闻便是有关“吃”的新闻,那天有小道消息说,今晚每人将会得到两个中秋月饼。对终日被饥饿困扰着的劳教分子而言,那包裹着冰糖白糖芝麻花生又厚又大的传统美食令人垂涎欲滴。

在分发月饼之前,“管教”干事何体寿集合全队劳教份子“训话”(请注意这个只适用于专政单位特殊辞汇的含金量)说:“虽然你们负罪在身,国家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还是给你们每人配给了两个月饼,但是……”他突然停止了讲话,用目光在人群中搜索了一番,接着大声问道:“张先疑来了没有?”一贯将他们这类信口雌黄的假话视作耳边风的我,正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裹叶子烟,我漫不经心地回答:“我在这里”,听到我的回答,这位“训话”者简直象饿狼遇到了山羊似乎精神为之一振,他提高了嗓门接着说:“这个月饼不准发给反改造分子张先疑!”自从出现了饥荒,共产党对劳教分子的奖惩就新增了一个手段,如奖励二两饭或者扣掉两个月饼都能给无产阶级专政助一臂之力。我认为就凭这一点便应了毛泽东那句颠扑不破的话:“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剥夺吃饭权难道不是人间奇迹吗?

当晚,除我以外,全队的劳教分子用自己的伙食钱买下了两个所谓的月饼。我通过“友情赞助”品尝了这个玩意,它是用大凉山特产的荞麦面合著糖精水烤制而成。只有在荒诞的毛泽东时代,才可能用这种粗制烂造的东西去败坏中秋月饼的名声。这种所谓月饼除了它的外观是圆形的以外,再也找不到一点传统月饼的特徵。幸亏这假冒伪劣的月饼是以政府的名义配发的,如果是我张先疑制作的,肯定会在我日后的判决书上增加一条罪行说:“张犯竟敢用劣质月饼来丑化我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云云。

这难道就是我重返凉山的“见面礼”吗?它可是我魂牵梦绕的一块土地啊,这里是我踏上充满荆棘的文学之路的出发点,她的人民珍惜亲情友情、慷慨大度。只是他们今天被武力征服,新的统治者用打碎奴隶镣铐的神圣名义、却用血腥的手段,给人民戴上了更残酷的僚铐。狭隘自私的暴君对他治下的子民,正用他夺得的权力,征服每一颗渴望自由的心,连两个劣质月饼都可以当作武器,这个黔驴技穷的执政党,在它败坏了月饼名声的同时,也正在不遗余力的败坏着中华民族的名声,这才是真正的悲哀所在。

因为气候土壤和耕作习惯的关系,大凉山基本不种水稻,他们最大宗的农产品是洋芋和一种名叫“圆根”的萝卜,如果把这两种块根作物当作公粮交给了政府,还不说它们易于腐烂难于存贮,单凭它需要占用的库房面积就不知大到什么程度。这一切因素综合的结果是,吃粗粮的凉山地区在震惊世界的大饥荒年代,饿死的人比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西部平坝地区还少得多。而在连续三年大饥荒中最为饥荒的1960年,整整一年我恰好都在这个以粗粮为主食的贫困山区度过。我这个冒名木直南楼的假彝胞竟然也从中受益。

这事情说来话长,历史上彝族的民风就是有饭大家吃,你走进任何一个彝族家庭,你都能得到吃他喝他的客人礼遇。很可能从所谓的“自然灾害”到来之后,粮食的依人定粮和稀缺改变了他们这个传统习惯。他们出门时也要用布口袋装上两三个直径约十五、六公分的乾粮饼子,大多是用玉米和着洋芋块蒸成。既然中秋节发的荞面饼子都可以冒充中秋月饼,彝胞们装在布袋里的乾粮饼子,我将它称为“凉山月饼”也决非溢美之词。

如前所述,我所在的劳教中队是一个隧道中队。在凉山,这个中队担负的任务是打通一条根据彝族地名而取的尔普地隧道,全长五百多米。所有的铁路动工之前,都必须先修一条简易公路,以便运送水泥炸药钢材木材这些铁路建设中必须消耗的物资,还得加上修路人员的生活必需品。我们修这条便道时,正是所谓大跃进的高潮期,一个人一天挖土方十方、甚至几十方的牛皮喜报频传,结果都是些自欺欺人的假大空,凡是对这些假大空提出质疑者,一概以反改造分子论处。我们这个中队以跃进速度砌成了一座公路桥墩,喜报还没送到支队部,桥墩却已经垮塌,这类笑话层出不穷。

这条假大空公路便道载重汽车爬不上来,但人在上面行走则比那些崎岖的山路方便得多。便道的终点是一个名叫两河口的区政府所在地,那里是通有等级公路的集镇,也是附近彝胞外出和归来的集散之处。我们搭建在尔普地隧道附近的简易工棚,也成为彝胞们来来往往的必经之地,更妙的是这必经之地即非中队部门口,也不在劳教分子宿舍的对面,而是在工棚的背后,这就既远离了监管人员的所谓“革命警惕性”的监视,又避开了分化后的劳教积极分子相互监督的杀伤力,这就为我的“自由活动”提供了“地利”;三班倒的工时安排提供了“天时”;我初通的彝语是“人和”的桥梁。试想想,中国人在具备了天时、地利和人和这个祖传的“成功三要素”以后还有办不好的事吗?

饥荒中不少劳教份子患上了水肿病,工程进展速度一落千丈,但每天上、下班却仍在干部监督下照常周转。每次下班走出隧道,也是我们全天饥饿的高峰期,我常常坐在便道旁边,耐心地等待过路彝胞的到来。见到来者后,我首先微笑着用彝语问道:“格沙沙?”在我所略知一二的外族语言中,彝语这种直奔生活主题的问好的方式可称世界一流,格沙沙的意思是你快乐吗?听到我这句比较地道的彝语问话,他们先是一脸惊愕然后微笑点头回答:“格沙”(快乐)。这时我会从他肩上挂着的布口袋的外观形状上,判断里面是否装有“凉山月饼”,这沉重的象一个微缩铁饼的东西,大体上一眼都可以看出口袋下部那沉甸甸的圆周,绝大部分彝胞出门都会自备乾粮,因为上饭馆既需粮票又需现金,这两种东西他们都极为稀缺。我还会进一步问:“偶分脚脚?”(“有‘凉山月饼吗’?”)这时他们会下意识地看看腋下的布口袋,饿得心慌的我赶紧问:“乌乌?”(卖吗?)彝族人没有卖食物的习惯,他们会取出“凉山月饼”多数情况是分半个递给我,有时是给一整个,我也会给一元钱给他,多数情况对方都不要,有时是十分感谢地收下。若要问这“凉山月饼”究竟多大,我只能这样说,一个约等于我们一天的口粮。正是这些慷慨的“凉山月饼”,帮助我度过了饥肠辘辘的1960年,我避开了水肿病对身体的摧残,健康地存活至今,“凉山月饼”功不可没。

大约是1961年初,这座半成品隧道再度成为中共上交的“学费”,我们又奉命搬迁到旺苍县快活场,修筑一条广元至旺苍的铁路支线,九个月后我越狱逃跑,捕回后法院在判决书上写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判处张犯先疑有期徒刑十八年”。对法律条文一无所知的我,为了证明自己并无智力障碍,强烈抗议这一无理判决,索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一读究竟,见其第十一条赫然在目:“以反革命为目的偷越国境者,处死刑、无期徒刑……”其实我从来远离国境县一千公里以上,怎样偷越?然而上诉按惯例驳回。

不过,我的内心却很清楚,此番逃跑确与“凉山月饼”不无关系。

三十一岁,记住凉山里的死人沟

1964年,我判刑后第一个被押往的劳改队是位于四川省崇庆县内的万家煤矿,在看守所饿了三年多,带着一副饿殍般的骨架,来到这个吃四十多斤井下高粮食标准的单位,象所有当年在饿死边缘上挣扎的底层中国人一样,还以为误入了可以胀饱肚皮的天堂,但劳改队本质上就是个货真价实的地狱,谁都知道,在真正的地狱里,绝不可能设下一个名叫“天堂”的包间。

不久,一场瓦斯爆炸眼睁睁地夺走了九十九名犯人的生命,从煤井里拖出来的尸体,横七竖八地陈放在大礼堂的地上,尸体告诉我,他们为这里的粮食高定量付出的代价是如此沉重。

正当我在饿死或者炸死的十字路口踟蹰徘徊时,矿井里又发生了一起电缆被割断的所谓破坏事故,狱吏们绞尽脑汁难以破案,乾脆把判重刑的反革命犯从煤矿里调走,去到那除了地球就无可破坏的荒山野岭。就这样我和三十多名才来到这座煤矿一个多月的反革命重刑犯,被押往大凉山里的雷马屏劳改农场,这个农场象中国所有的劳改队一样,早已臭名昭著。但身后那支冲锋枪的主人的吆喝声却在暗示你,既然当了劳改犯,叫你去到那儿就得去到那儿,除非你准备被当场击毙。

来到农场,第一个向我等新犯“训话”的是农场管教科长邵廷章,他属于“才子型”的专业狱吏,一个多小时的口若悬河,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是一个奇谈怪论。他说:“雷马屏农场是一座天然监狱,它周围茂密的原始森林比高墙电网更有防止犯人越狱逃跑的功能……”

他的这番语惊四座的话,让我茅塞顿开般悟出了一个道理,原来每个人的职业和兴趣能对他判断事物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一位旅行家眼里,大凉山的原生态森林是一个珍藏在人间的旅游胜地;这五彩斑烂的草丛山花交映出的画面令一位元画家留连忘返;而诗人则从泉水叮咚、翠鸟婉啭啼鸣中听到了诗歌的音韵。最令人惊讶的还是这个为共产暴政帮凶的狱吏,他发现的却是一座监狱,而且是天然的。没几年,这个狱吏晋升为这座关押着近万名劳改犯的大型农场的一把手,我认为这个升迁兴许和他的这个“发现”有着某种联系。

雷马屏农场的名称便是雷波、马边和屏山三个县名的简称,意味着它跨越了三个县的地盘,场部设在建场时期的凉山首府的雷波县所属的西宁乡。这个庞大的绞肉机下属三个分场和一个大队,另外还有农科所、医院、发电厂、为狱吏们的子弟所设中、小学校等等肝胆俱全应有尽有。自1951年建场开始,其人员不断增加,规模也日益扩大,据说这种发展就是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象徵。

按这座农场的常规,凡从外地调来农场的犯人,必须先到一个名叫集训队的特殊中队进行一番整训。这个集训队另外还有个名字叫严管队,它在大陆各个劳改队都设有类似单位,用以对付各种类型的、需要加以严管的所谓反改造份子,重点是逃跑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光荣正确的共产党”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农场每年召开两次公判大会也将从这个队里物色加刑和枪毙的物件。由于这个中队关押的劳改犯非比寻常,狱方对这类人的惩治手段分外残忍,捆绑吊打脚镣手铐小监黑监运用自如。因受刑疼痛呼妈喊娘呻吟哭号不绝于耳,对外地调入农场的劳改犯是一种威胁警示,它似乎在说“老子这个农场的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可是重量级的!”

在集训队关了一段时间,我才听这里的老犯附耳透露说,这里原来是一所监牢,专门关押五十年代“彝匪叛乱”的参与者。我定睛一看,这四周的高墙和墙顶上的电网、碉楼和架在上面的机关枪,与我前几年被囚禁的看守所同出一辙。透露者还进一步证实:“这里的彝族犯人前年才迁到西昌去了……”他似欲言又忍地顿了一下,接着说:“彝犯调走后,还留下一个彝族干部,他探亲走了半个多月,据说等两天就会回来”。又过了一段时日,这个透露者大概看出我绝非告密者,这才把前文省略号内欲忍又言的话补充出来,他说:“原来这个监狱里关了近八百名彝族犯人,迁走时只有七十多人,大饥荒年代饿死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个消息给我的震惊不言而喻。

集训队也要出工劳动,和一般中队不同的只是此间劳动必有狱吏在犯人身边监督,各制高点皆有士兵荷枪警戒,犯人只能在这几支步枪构成的交叉火力网内干活;出工收工进出大门皆需依次大声报数,岗楼上的哨兵点数验收。某日带班狱吏中出现了一个陌生面孔,有悄悄话说:“他就是彝族狱吏瓦贞木基”。在得知他是一个黑彝时我大吃一惊,这位五十多岁的奴隶主家庭出身的人怎么进了公安部门?后来我才听说,他们这个家支是共产党的统战对象,他的一位元胞兄还是州政府的领导人之一。随后几天,我曾在他带班劳动时,故意高喊几句彝语想看看他的反应,但他那张不苟言笑的脸只是对我怒目而视,与我记忆中的“凉山月饼”南辕北辙。直到某日他终于找到个藉口将我捆绑得死去活来,他却在一边咬牙切齿地说我说彝语是故意讽刺他是彝族人。劳改犯有一个最值得气极败坏的事,那就是被剥夺了申辩权,而且狱吏们还把申辩和狡辩视为同义词。第二天,我本想因手臂疼痛要求干点轻活,瓦贞木基却狞笑着问我:“你是不是想再来一次”?

后来通过若干时日的劳改实践我才知道,在狱吏中,凡家庭出身是共产党所判定为敌对阶级者,他们为了显示自己“左”得多么可爱,对待他治下的犯人分外残暴──最少在表面上看是这样的。这位彝族狱吏瓦贞木基对待我等犯众的大吼大叫、磨拳擦掌,都可以看出他不仅背叛了他出身的阶级,更使我惊讶的是他还背叛了他的民族,否则共产党的专政机关决不会把一个专政物件优待成一个专政爪牙。

瓦贞木基,这个自称“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阶级异己分子”,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高潮中,从周围那些“斗士们”冷嘲热讽的话句里,他已经知道,其胞兄已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晚,全体狱吏在队部吃忆苦饭,而奴隶主出身的瓦贞木基忆什么苦,吃什么忆苦饭,他在那一碗粗糠杂草面前尴尬无奈地长吁短叹……

第二天,人们发现他吊死在卧室里,中共对他统治机器里的自杀者,不分青红皂佰地定性为“背叛革命”。其实在汉族人中,类似瓦贞木基这种自己认为在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共产党却判定他是反革命的悲剧角色,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平民百姓,可以千百万计,他区区一个民族败类瓦贞木基又算个什么。

集训了三个多月,当局在我身上似乎没有发现更多的“恐怖症状”,便分配到与集训队为邻的通木溪中队,这个队的耕作区和集训队的田地犬牙交错,其中一片名叫烧人沟的旱地,原来属于集训队,在彝族监狱撤销以后就划给了通木溪中队,它还有个地名叫死人沟。其实这类地名都是犯人们为便于划分生产区域而擅自定下的。但同一地块享有两个地名的情况却不多见。更何况这两个地名的来历都不是空穴来风任意杜撰。终于某月某日,我所在的班组被分配到这块地种玉米,我才知道这烧人沟或者死人沟的血腥历史。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来到这个农场,那时三年大饥荒早已远去。但犯人们长年累月处在“长期吃不饱,短期饿不死”的生存状态中。普通生产中队的犯人可以在避开干部目光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地开发食物来源以填充肠胃的空洞,集训队的犯人的一举一动都在瓦贞木基之类和看守兵眼皮底下,他们的饥饿难熬应当不难想像。更何况彝族犯人服刑的年代正是1959年到1961年极度饥荒的岁月,没有油荤没有副食品,每月就那么十多斤口粮能支撑多久?

彝族的风俗通行火葬,饿死的犯人就弄到这全队海拔最低的山沟地段来焚烧,因为烧死人需要大量木材,在山上砍了柴往山下拖,显然比往山坡上扛省力得多,饥饿中的人“省力”二字的重要性还需要证明吗?就这样,这个山沟地段就被喊成了烧人沟。谁知好景不长,在饿死的犯人日益增多的同时,活着的犯人也一天比一天瘦弱无力,没人再能去山上砍柴拖柴,烧人沟不再烧人而简化为埋人,火葬变成了土葬,烧人沟变成了死人沟。这也就是这座人丁兴旺的彝犯监狱,在死去百分之九十几的犯人后改成雷马屏农场集训队的原因。

再说我到死人沟种玉米那天,一眼能看到荒草丛中,四处散落着各种各样的死人骨头,因为去埋死人的犯人也被饥饿夺走了挖坑的力气,不可能深埋厚掩。我们在挖地时,除了挖出人体各部位的骨骼外,还能挖出些彝族特殊服装“察尔瓦”的残片,有的犯人从骷髅的牙齿的多寡来判断死者的年龄,谈论者的语气十分冷漠。由于我本人的特殊历史背景,我知道,这些都是一代民族英雄的遗骸,他们为了捍卫民族的尊严,敢于和武器装备比自己精良到不知多少倍的敌人浴血奋战,他们名为劳改犯实为战俘,人类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还公然这样虐待战俘的,除了中国共产党还有谁?

凉山周边近十个县,雷波县有这所监狱,美姑县呢?普格县呢?喜德县呢?凉山州管辖的众多的县里,有多少个烧人沟、死人沟,那里有多少根白骨、多少具骷髅正对着苍天控诉……

后记民族大团结是假面舞会

我真想针对中共那口是心非的少数民族政策发出感叹,实际上今天大陆上的少数民族正在被同化或者消亡。虽然象藏族、维吾尔族这些地域比较辽阔、人口也比较众多的少数民族,消亡的进程不是十分明显,而那些人口较少、地域较窄的民族被同化的速度和同化的深度都是惊人的,特别是年轻人,他们不愿穿本民族的服装,说本民族的语言。任何一场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汉语是试卷上唯一使用的文字,老师们除汉语外也决不会用任何一种少数民族语言授课,这样一代一代地发展下去,许多民族的语种将不复存在。

有人说,每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不是也有演员穿着少数民族服装引吭高歌吗!更有人说,你没看见每年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上,那些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代表们在听报告或者在小组会上发言吗!中央电视台还刻意为他们安排了镜头。

请相信,这类象徵民族大团结的场面全都是一场场“假面舞会”,曲终人散之后回到自己家里,第一件事便是脱下花花绿绿的民族服装,因为那只是道具,或者说是表演民族大团结的“假面具”。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白梅 来源:黄花岗杂志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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