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多从“理儿”上讲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坚信“技术进步会带来社会整体进步”。比如说，在妇女权益的增进方面，与其写一堆推广理念的书，不如发明两样厨房自动化机器，从而减轻妇女在家庭分工中的劳动量。并且，在这方面确实大有收获，自动洗碗机的发明与应用是最生动的例子。
信息充沛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成果。一定从“理儿”（logic）上讲，那就是：电脑与网络是技术进步的无可替代成果，它们带来了信息的极端廉价化。现实中，人们在提到“信息”一词时，立刻联想到电脑与网络。进一步地说，手机实质上是微型电脑，它与网络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手机版本即技术等级的更新是生活热点，更新一次，俗世生活就大热一次。
一、中年啃老，过好日的“某种”诀窍
然而，不幸的是：充沛的信息对绝大多数人是个悖论——信息充沛了，人们比信息匮乏时代更容易受骗。比如说，任何一项鼓吹有神奇疗效的集资诈骗型保健品推销，都要靠小众之间的信息传播。为了增强传播效应，小众团体（特定手机聊天群）还设定进入条件，其如只有购买五十万元以上的产品才能进星级小群，否则，只能处于“蹭课”地位。尽管这个举例不是十分准确，但借助网络信息进行诈骗的“成功案例”大体是这个套路。
小众间信息的神秘化本质上是反充沛的，这是又一种悖论状态。平常人之所以不容易识破，是因为大众层面的绝对充沛信息对小众信息起到了保护作用。前者相当于后者的一个钢化硬壳，保护的同时发挥着强大的封闭功能，以至于参与者无法认知外部信息。简单地说，行骗者已经为自己制造出了大的信息环境，那种大环境绝对有益于行骗者，使得负面信息不起任何作用。
经济学固然关注道德问题，尤其肯定道德行为背后的利益设定，但是，道德批判并非它的本职。所以，在分析充沛信息悖论时，尽可能不开展道德批判。这样，就使比较私人化的例子以“小说”的形式悄然呈现。下面有一个例子如此：
一位自称过日子非常节俭的中年男士，工资收入偏低，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其社会交往面较广；在以父母为首的家庭聚餐场合，他习惯于表述自己的节俭，教训那些“不太过日子”的晚辈，尽管晚辈们都是“左耳朵听，右耳朵冒”；同龄同辈人虽有反感，但对其节俭持家的作为还是有一定认同感的，乃至于故事性重复讲述其儿童时代如何节省一分钱的细节。
但是，他给别人形成的节俭形象与自身一贯坚持的信息策略是很有问题的，毕竟亲戚们稍加思索就会有疑问。第一个，他有滋有味的日子（比如爱吃肉食）所用物品都是白捡来的吗？第二个，社会交往必伴有随礼（givepresentsascustom）行为，难道他不随礼或不按规矩随礼吗？比如，在同等关系小群里面，别人都掏200元而他只掏50？
很明显，第一个疑问得不到合理解释，除非在工作中他有大量非正常（乃至非法）收入。这个“除非”的可能性很低，因为偏低工资意味着他没有获取非正常收入的权力地位。第二个疑问不攻自破，因为社交广泛的人都十分好面子，绝对不会有“别人随200，咱就50”的抉择。简化问题，支撑他低工资收入下滋润生活与广泛社交的真实原因，是他属于中年啃老族。
二、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是私人情报学
何谓“中年啃老族”？它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庞大的群体，上有工资收入不错的父母，不仅个人生活开支大项可以从父母那里得到现金支持，而且大家庭其他成员对父母的特定礼节性投入最后会流向此种人。此种人的大家庭地位或是父母的单一男性子辈，或（和）是父母绝对信任而代行大家庭管理、协调职能的人（不分男女）。
高龄父母支撑中年啃老族小大项开支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更为传统文化所认可。高龄且有相当积蓄、工资收入稳定的父母对中年啃老族的小家庭大项开支之支持，在一般分析意义上有两项：其一是儿女婚嫁，即支出者为了孙辈而慷慨开支，包括婚礼以外私家车购置；其二是儿女自身车辆购置、升级住房的开支，即支出者在“日子就是给孩子过的”心理支配下愿意支撑子辈的生活提档，或许包括投资性二套房的部分资金需求。非普遍分析意义上，危机支出是核心性的，当中有正当理由的肇事之赔偿，也有非正当理由的如赌债之清偿。
至于父母的礼节性书入流向中年啃老族，作为经济现象则较少为经济学家与社会观察家所注意。简单模拟一下：假定上面的中年男士有一个姐姐与两个妹妹，此三人在父（或）母生病时均会拿出金额不等的慰问金，慰问金纳入医疗费垫支；等到报销环节，连同父（或）母垫付药费，所有回款均进入了作为大家庭地位最优的这个人钱包。
中年啃老行为导致了大量的民事纠纷，有些纠纷演变成了诉讼，有些上了纠纷排解类电视节目。但是，无论节目内容还是民诉判词都没使用“中年啃老族”这一相对专业的词汇，尽管它更多地属于社会学而不属于经济学。而不管经济学还是社会学，均没注意到中年啃老行为作为社会经济现象所必涉的信息学特征。比如说，节俭的说辞作为个人信息策略是如何掩盖了啃老本质的？
前节的分析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要说的是，误导性个人信息为什么会使相当比例的受众信以为真？从小处说，这是“私人情报学”概念缺位的直接后果；从大处说，这是社会公众未能自觉确立经济学思维所致。有趣的是，经济学思维确立有赖于私人情报学的大体形成。
一说起“情报”（intelligence），人们在都会联想起“特工”、“间谍”词汇，更认为搜集情报是国家行为。实质上，情报只是信息里的极小部分。对于每个社会公众，有私人信息自然就有私人情报。困难的是，如何把私人情报上升到“学”的地步。从实践经验上讲，把私人情报行为上升到“家”的水平，让每个人都给自己当“特工”、“间谍”，需要相当数量的纸面阅读。
三、面对高风险，“不赔，等于赚了”
在信息充沛条件下，纸面阅读变得比信息相对匮乏的时代更加重要。这是因为信息充沛条件下的较为优先受益群体，他们本身就拥有大量的纸面阅读经验；还有，拥有纸面阅读经验的人肯定比缺少该方面经验的人更经得起小众信息神秘化的引诱。
所有的集资诈骗案例无一不与受众所认为的“高级政治”挂钩，以特殊疗效保健品为由头的诈骗更是如此。因为人们的一般心理是：社会地位高的人其命比普通人的命“值钱”，他们帮助保健品拓展市场肯定因为先享了疗效。有趣的是，假借社会地位高的人达到自身目的，在传统文化里是重要的纸面经验，没有处于绝贬义化地位，相反，还会被认为是比较好的智慧行为。比如说，《智囊全集》收录了宋代的两个故事：
北宋时，有一个叫吴味道的学者冒用苏轼的名义取得货物免税资格，恰好让苏轼查到；苏轼不但没责罚吴，还假戏真演给了吴合法的免税资格。南宋时，有学者伪造秦桧书信拜见扬州行政长官（想弄个职务），后者将其逮捕并押送到秦桧那里处置，秦桧问明原因，立即给那人安排了职务。旁人不解，而秦桧告诉身边人说：“这样的人不利用起来，一定会到敌国效力的。”
后人把这两则诈骗故事正面化，旨在说明高级政治人物无论品行好坏，都会体谅处于相对弱势的学问人。由此可见，智慧书写对士大夫文化持有天然的赞美态度。在当下社会，所有集资诈骗者都受益于此等天然性。尽管不可能是每一个行为人都读过《智囊全集》，但其背后的谋士（重要的暗中支持者）很可能熟读该书。
即便巨额诈骗行为人重要的暗中支持者未必读过《智囊全集》，但是，其此类信息策略本源来自纸面无疑。在另一端，社会公众无法（更多情况下也没必要）抵御此类诈骗，但总还能躲避它们。躲开它们，至少得到了不赔钱的好处。面对轰炸式虚假信息的诈骗行为，社会公众“不赔钱，就等于赚了”。
结语：纸面阅读仍很重要
躲避，是一种高级策略。这种高级策略之形成依赖于较多的纸面阅读，而纸面阅读所积累的经验之于个人，是私人情报学的重要内容。私人情报学与经济学思维在任何社会都是属于有闲人士的，或者说，有闲阶层优先于其他社会阶层形成私人情报学能力与经济学思维。这种现象不仅是在传统社会出现，而且在市场体系发达的社会更是如此。因为有闲阶层可以有充裕的时间进行纸面阅读，以至于在阅读过成长进行细致的文献比较。
没必要夸大纸面阅读的功用，但是，网络阅读再发达也无法全面取代纸面阅读。相反，在人工智能越是发达的条件下，纸面阅读的锚定作用就越会突出。人工智能的逻辑系统再复杂，也不足以形成与小众信息神秘化相对抗的功能。比如说，类似于命题作文，让人工智能阅读一份资料后提炼出一个“新成语”，它根本做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