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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晓华: 占领立法会“死士” 从无力感到抑郁到恐惧到看到希望

2019年7月1日,香港历史上立法会大楼首次被示威人士占领。

当天下午,有人用铁笼车撞破立法会的玻璃,警方施放胡椒喷雾进行驱赶;及至傍晚,包围立法会的示威者渐多,各人忙于呼喊把物资,如索带、铰剪、铁马等传至“煲底”示威区;大约八小时后,至晚上9时,示威者闯进立法会内。随后,警方于脸书发声明表示即将进内清场,一名示威者自立法会步出“煲底”示威区,拿起大声公向已经撤离的人声泪俱下说:“转达入面的人的意思,有人已写好遗书,暂时无打算走,我们只好尊重……可能第二日就见到出实弹,有人死在里面。”听罢,部分人激动地说:“要救人!要走一齐走!唔可以俾人送头!”接着,近百示威者再次冲入立法会救人。凌晨12时许,场外响起施放催泪弹的枪声,决意要留守至最后一刻的“四死士”,最终被同伴带离现场,当中,包括二十九岁的文化工作者阿铭(化名)。

那一夜,阿铭没有死去,也没有被捕,他的情绪状态却异常复杂。好一阵子,他把自己关起来,一个人不停追看新闻,一天只勉强吃一餐,睡觉每隔一小时便扎醒,面容显得憔悴。

更改了外表更改不了恐惧

阿铭有如经历劫后余生,但一切没有随着离开现场而平静。第二天,他不停回想自己行踪有没有泄露,细想所有蛛丝马迹,例如有没有使用过八达通、回家后有没有丢掉衣服、脸书上有没有说过什么等。他染了发,换上隐形眼镜,甚至修了眉。“走在街上,总觉得不认识我的人,也知道我是谁。”

他发现自己在现场戴上口罩的容貌,已在网上媒体出现,照片被截图流传,“我突然在电话看到自己”,后来一些亲友亦来电慰问,他意识到事态严重。“我是后来才害怕,因为看到警察好像发了狂的样子……政府也说要追究到底。”

那天之后,他到了一个没有个人住址登记的单位“避风头”,那里连一张牀也没有,他只带着一部手机,却不敢讲电话,“看到一些令人伤痛的新闻,就会嚎哭;读到一些苦中作乐的搞笑文章,又会大笑起来,像个傻佬。”他变得疑神疑鬼,害怕随时有人前来拍门,很注意屋外的人声和脚步声;好多天不敢外出,“觉得乘坐任何交通工具也不安全,搭地铁会俾人查,搭小巴会俾人查,搭的士又会遇上路障。”

他说,这种恐惧是他不曾领略过的。“不知道会否被秋后算帐,早几年没有这样害怕,因为政治而坐牢的人会判多重?那时想,最多不会超过一年,现在很容易便要坐十年八年,动辄告暴动罪!”

五年前的雨伞运动出现,阿铭第一次参与社运。虽然不是走在前线,但他也曾在预演占中时被捕,那时,他与一班被捕者被扣留在黄竹坑警校,等候保释的时间虽然漫长,但过程中未有受到任何言词上的恐吓,最后也没有被起诉。五年后,他没有被捕,却感到整个人置身于监狱。“现在除了警察以外,撑警的人也改变了,他们会用不同方法搞你,例如影相,扯你口罩;就算你只是和理非,走出马路也可以被人打。那一份恐惧是十分实在的!”

想像狱中生活

头几天,阿铭觉得要在警察找到他前,做好一切被捕准备,所以像突然人间蒸发一样,“我对朋友也启动‘我无嘢讲mode’,保持缄默,朋友显得担心,其实我在准备“应该如何抵受严刑逼供”,我睡不着也吃不下,但内心告诉自己,要恢复体能,不能倒下。”他找来律师分析案情,对方提醒他要准备应对不同处境,例如警方执法时可能会警告要控告你阻差办公、不让你致电律师,以至落口供的簿仔没有提供副本等。

他很感慨,“我宁愿被警察拉进监狱,坐几个月,反而没什么要害怕,总比过著有如逃亡的日子好。但是,我没有坐过监,别说六七年,就算三年,也不知道如何度过。”他试过想像坐监的情景:狱中起牀,收拾牀铺,吃饭吃橙,然后遇到其他犯人……“狱中的纪律生活,能令自己思考更多东西?”他说,那些都是很片面的想像。

“我之前认识一个露宿者,在雨伞后被捕,虽然他最后无罪释放,但也被困在收押所一段日子。当时回想他住在里面可能比瞓街还好。不过,那只是安慰自己的方法。你觉得痛苦,所以要想像一些正面的东西,说到底,没有人想失去自由。”

其实没有“四死士”

离开立法会的往后日子,阿铭活于一种恐惧、不停思考问题的状态。他占领立法会的当晚,反而想法坚定。至今,他没有后悔过。

“我记得当日有人在柱上喷上一句话:“是你(林郑政府)教我们和平游行是没用的。”他说,当初根本没有打算到现场,及至晚上8至9点吃饭,他在电视上看到示威者冲进立法会,“当时画面是行人电梯也逼满人,就像朗豪坊一样,大家在讨论是否拿下曾钰成的照片破坏。”他饭未吃完,马上收拾东西出门。“如果有什么事发生,愈多人愈好,这是一个历史时刻,我很想在现场。”

他去到金钟,车站大堂内有两三条长长人龙,龙头的人在购买单程车票准备离开。他一路走,当踏进立法会时,首先看见一个似乎是保安室的房间,假天花已被拆掉,破烂的电视屏幕仍然亮着一些蓝光和一些红光。“满地垃圾,周围是路障,地下很湿,有玻璃碎,第一时间联想起打机丧尸游戏,这个形容好像不大好,可是当时的确给我这样的感觉。”

随后阿铭走到议事厅,发现留下来的人大多数是记者。不久,几个人在朗读宣言,梁继平亦除下口罩,劝说大家不要走,因为愈少人愈危险,“我也觉得这么难才能进去,不应该这么容易离开。”他听到有人要写下遗书,声称割脉也不会离开。“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就在眼前,我应该阻止他,还是应该尊重他这个行为?如果在其他地方有人要死谏、自杀,我会阻止,但唯独在立法会这个有象征意义的地方,意义可能不同,这个问题,我到现在也没有答案。”

他续说,“不过,当时我觉得没有可能说:你们加油,我出去了!而周围的人在问我,你留或走。我答,我要看到最后一个人走我才走,其实,我不是死守,我是留守,我不能看到有人在而自己仍然要走,我做不到。”

结果,阿铭被外界认定为留守到最后一刻的四死士之一。“其实,大家的想像与现实有一段差距,坊间形容当时的情景,主席枱上有四个人坐在下来,然后绑住白色头巾,放下四封遗书,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外面资讯又指,留守的人在主席台前,我当时也曾走过去看看主席台有没有人,发现是没有人的,反而大家也很低调,走到一个角落坐下,或在那里躺下。”

后来阿铭在台前被一个记者截停下来,她问:“警察进来就走不到,为什么现在不走?”阿铭当时心不在焉,便说:“只有一个门口当然走不到。”说罢,他看见远处一位留守者正被前往救人的示威者抬走,他于是便走过去,未及开口说话,救人的示威者便说:“不要再说了,他们随时会进来。”然后阿铭亦被人夹带走了。

“也许,四死士的传说不如就继续说下去吧,我不够胆说是否只有一个人要死谏,但至少我自己没有写遗书。不过大家清楚,留守或者会俾人打至重伤,或被意外弄死,至少可能会被判坐牢很多年。”

当前社会最缺乏的是意志

阿铭说,当晚被人强行抬走,第一个反应是很生气,“为什么不是警察来拉我走,而是你们来拉我走?”

他回想,雨伞运动时曾经历的一个情景。当时有人说要霸占龙和道,有两个黑衫蒙面的

人坐在马路上,两边围着纠察及示威者组成的人链。“大家不停呼喊,叫两个人回来,很危险。起初,他们两个也不肯,其后一人被人劝说,只剩下一个人,那个人说:我觉得应该要做的事,只剩下我一个我也不会走。”

他觉得,那种只有一个人也不会改变的意志,是当前社会所缺乏的,包括他自己在内。“我们永远都是跟随别人,用合理或安全的理由解释为什么要全身而退。我们会变得没有意志,或变得被说服甚至是妥协。但,意志其实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得到,我会被这些吸引,看电影也是,看到这些情节会哭。”

从生气被救到多谢被救

但在议事厅的那一刻,他已被团团围着,无法转身,被人带进一道扶手电梯,后面的人仍在猛力推,感觉更像被警察拘捕的样子。阿铭当时说:“不要再推,电梯很危险!”最后走到地面,继续被两个人强行送到海富中心。“我一手甩开他们,说为什么其他人还未走要赶我走?”

后来阿铭坐地铁返家,他看见列车的人在欢呼庆幸没人被捕,他心想:“为什么要高兴?难得打回来的地方为什么这么容易还?”他看着大部分人到旺角下车,未几电话信息显示旺角红van被截停“抄牌”(被警察记下身份证资料),他则一直乘地铁到观塘。“到了票务中心,职员已经开闸向乘客放行,还说了声加油,我打算付钱,但结果钱也不用,就像发梦一样。”

事后,救人的示威者向“四死士”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为强行救人而未有尊重他们意愿而解释和道歉。“其实,我多谢他们救了我们,否则大家就在警署,被捕其实是很可怕的。他们也解决我的道德难题,令我坚持留守的原则没有受损,因为在留与走之间,我从来没有想过有第三个方案,会被人带走。”

后来,他也想到,不少示威者已经冲破自己的底线,日后会慢慢累积经验,正如以前你觉得催泪弹、胡椒喷雾很厉害,现在“当食生菜”。马丁路德金说过,暴力是被忽略的人的声音。“他们本来没有参与占领立法会,他们没有冲进去,但为了救人,他们鼓起了勇气。知道这些人性光辉,你会觉得,香港人值得拥有更多。”

抗争运动后创伤疑神疑鬼

“这几个月发生很多事,以前你觉得不可能的事,现在都变成可能。譬如早几年你叫我去游行,我不会去,但现在不同,原来只要我们能够团结,而且有足够智慧,对手不是无敌的,他们也有犯错的时候,我们要等这个机会。”

五年前,阿铭曾积极参与雨伞运动,他留守占领区,跟很多人聊天,发现大家也觉得不会争取到双普选,最后整个运动没有成果。

在金钟的最后一晚,就像开派对,大家撒金粉……我觉得不应是这样,然后就陷入一种很无助的感觉。

及至2016年的补选和立法会选举,他重新看见政治希望,可是最终亦没有出路。“如梁天琦说本土派在选举要取得议席,后来选举前后出现DQ;本土派力量本来已不足,内部又分裂,而且勇武派很多人被补,这令人觉得十分抑郁。我不会去支持泛民,觉得没有人能代表我。”

他形容,那抑郁的感觉一直影响日常生活,有一阵子他不看新闻,睡不着觉,吃不下东西。间或出现一些快乐的事,转眼也会觉得“那又如何”。“叠埋心水做‘港猪’也做不到,社会的事,真的不能不理。”

谈到“港猪”,他想起了自己的父母。“妈妈以前是退休公务员,她不是心地不好,却有很多事不知道,几十岁人想法也是很单纯,觉得政府一定是对的,不会那样离谱。我爸爸,他活脱脱是见到国旗会敬礼的人,他是真心的那一种,是那些维园阿伯,会对着电视说应该捉那些示威者去打靶或射死他们的人。”

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阿铭为此思考了好几年。“1989年,我妈妈大著肚的时候,他们有上街游行,参加那些民主歌声献中华。三十年后,他们不见踪影,其实他们也不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他们只是有自己的那一层楼,所以我也想不透。”他觉得,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父母患上斯德哥尔摩症候羣,被人绑架完还喜欢了绑匪的那种。“你觉得你斗不过他们,加上你看到和他们作对的人变成这样,那你不如拥护他们,不知不觉,变成忠实拥趸。”

他说,雨伞运动时我经常觉得,我们这一羣人将来有可能会变成父母现在的模样,变成“港猪”,或者上到位赚到钱,阶级变得不同。“我不想变成那样,不单止不支持不体谅,还对抗争的人作出攻击。他们觉得,你如何做,政府不会变,结论是自己变,为了生存下去,苟且偷生。”

他坦言,这些思虑有时让他情绪受困,无缘无故觉得很害怕,无缘无故觉得很生气。“例如我在一些密封环境会受不住,不要说坐飞机,连坐的士也害怕,怕得要马上下车。

“有时会出现眼花,看到一些东西,可能在屋企看到一个衣架,觉得有人看着你,并不是很现实林郑月娥出来与你聊天那种,而是突然疑神疑鬼,又或者是脑海中有某些画面浮现。好像一段影片,突然间cut了一格进来。那一段日子,整个人的状态和hang机差不多。”

无力感只是力量在等待爆发

他出现突然情绪失控而暴躁的状况,甚至出现自杀的念头。“觉得自己没有用,觉得要死,很辛苦,顶不住,就像现在上网,看到很多人都这样说,我很明白他们的心情,我自己大概几个月一个循环,睡觉不多,也没有胃口,经常情绪低落,全是抑郁症的病征。”

他说,社运界早几年主张快乐抗争,特别一班本土派当中最孤立一羣,有人很积极参加军训或运动,但有一班人是“书生型”,很容易多愁善感。“那时已经一直在说不要死,自杀念头,不是现在才出现,这和社会气氛有关。我自己也有亲身的体会,这几年,我明白了身体状况,知道最主要做的,就是没有死去,那不容易。我常在脑海出现懦夫两个字,现在的人流行自己辅导自己,我对自己说,不要怪自己,不要觉得什么也做不到,所以我不再要求自己去改变世界。”他说,有些人不了解甚至批评自杀的人,其实是因为批评者不觉得政治权利是必需品,可是对另一些人来说,那绝对是必需品,没有自由,他们宁愿死掉。

他续说,情绪问题往往环环相扣,不只是政治上的挫败,也可能是人生的挫败,“可能有些人会更努力做人,但有些人会被打沉,斗志也没有,可能他事业上感情上也有问题,一方面可能家里关系变差,例如我自己,2014年我本身与父母同住,雨伞后,我发觉受不住,搬了出来。搬家后出现其他问题,不是做长工,收入不稳,每月交租又贵,早期住劏房,生活环境又差,然后各样东西加起来,就开始抑郁。但最初为什么要搬出去?其实是因为政治原因。”

他说,他认识有人情绪问题比他更严重,有些甚至要去精神病院住一段日子,另外也认识一些人真的会自杀。他认为,这一段日子有一些人自杀,跟政治完全脱不了关系,外界“终于留意到”。反修例运动出现后,阿铭说反而再没有自杀的念头,因为他在运动中坚持

留守,实践了个人意志,感到可以轰轰烈烈,抬起头做人,而且也看到希望。“可以主动去做一点东西,不再觉得很懦弱。大家经常说无力感,其实无力感不是真的无力,而是夹杂了很多情绪。真正的无力感,是你没法站出来。你有很多力量等待爆发,只是缺乏发力点。今场运动,就算失败,我也能对得住自己,而不是永远躲在家里,什么也不做。”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李广松 来源:明周文化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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