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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目惊心:山西巡抚和义和团屠杀传教士等1万多人

—山西传教士笔下的义和团运动与屠杀

(义和团运动期间于山西忻州遇害的邸松(赫伯特·狄克松)牧师夫妇在1898年于英国与自己的四个孩子最后的合影,图片来自《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5月《寻找沉默百年的逃亡日记》一文。)

阿波罗网背景简介:毓贤在京向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等力荐拳民可用,获准面见慈禧太后,1900年被重新起用为山西巡抚。任山西巡抚时,毓贤排外更加激烈,唆使义和团焚烧教堂及屠杀教民,对拳民首领款若上宾。之后对传教士假称兵力不足,未能在各县对其保护,设计命全省教士集中到省城太原一室之内。于1900年7月9日,在巡抚衙门西辕门前,毓贤将这46人尽数处决,妇孺皆不免。毓贤亲手杀死天主教山西北境教区正主教艾士杰。山西全省共杀传教士191人、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1万多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烧拆房屋两万余间,是各省中死人最多的一个省。清廷事后为此付出四百余万两白银的抚恤金和丧葬费等赔款,另根据辛丑条约附件八停止山西人士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若干年,以示惩罚。(来源:维基百科)

下面这篇史料,选自英国传教士爱德华兹医生的《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山西传教士》一书。他是一位在中国山西传教、行医十八年之久的新教传教士医生,曾参加过山西赈灾工作,对山西许多地方都很熟悉。但在义和团高潮时期,他正在英国休假。当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他立即回到了中国,并一度充当了德军的翻译。随后他重返山西故地,是首批返回山西的少数传教士之一。他在太原住了四个月,对山西大规模屠杀名传教士和外侨事件作了详细的调查,并参与处理这场悲剧的善后事宜。

值得一提的是,爱德华兹医生援引了很多山西传教士被杀前夕的书信、日记,以及自己在事后及时调查得来的材料,这段史料的记述丰富、翔实且珍贵。

太原府是臭名昭著的毓贤巡抚所在地,自然会在这里掀起一场大风暴,尽管这里不是首先发难的地方,但是从描述在这里发生的悲惨事件开始是恰当的,然后谈一下漫延到太原以南的风暴,最后再说太原以北地区。

因为那天,住在那里的传教士都被杀害了。所以先让我们说一下这些人的名字:属于英国浸礼会的传教士有法辛牧师、法辛夫人和他们的孩子;F.S.怀特豪斯牧师和夫人以及法辛牧师小孩的家庭教师埃伦.M.斯图尔特小姐。中华大陆会的成员史蒂文斯小姐和克拉克小姐,她们正在走访法辛牧师。英国和国外《圣经》出版协会的代理商贝农牧师和妻子及三个孩子,他们住在离法辛牧师不远的一间房子里;亚历山大·霍迪尔先生是一个独立的传教士,和他们住在同一个大院的另一所庭院里。住在斯科菲尔德纪念医院里的洛维特夫妇和他们的小儿子约翰;乔治·斯托克斯夫妇;詹姆斯·辛普森夫妇;负责女子教会学校的伊迪丝.A.库姆斯小姐,她们和学生们住在大院的一角。中华大陆会的威廉姆·米勒·威尔逊医生和夫人及他们的小儿子亚历山大,他们正在那里访问。威尔逊夫人带着孩子大约在6月9日到达这里,而威尔逊医生在26日才到达。

这些地方都位于太原城的东南角附近。靠近北门有一个罗马天主教堂,——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面有一个大教堂,大约可容纳一千人,这儿是训练教徒的温床,一个女孤儿院等等。当时住在这里的外国人有两位主教、七位修女以及几位牧师和干活的杂役人员。

6月27日,即中国阴历六月初一,女子教会学校的学生们开始放暑假,家在太原城的学生都回家了,只有十一个家在外地、或无处可归的留在学校。那天早晨和平常一样平静,有三十来个人到诊疗所请洛维特医生看病。有几个男女病人还在房里。下午,洛维特医生和另一位传教士听说邮局门口昨天贴出了上谕,自己便去观看,因为上面没有盖官印,他们决定不理睬它。约五分钟,威尔逊夫人和她的儿子亚历山大坐上传教团的马车往法辛夫人家里过夜。威尔逊医生由于有点不舒服,没有陪她。

按预先的安排,马车夫在返回来的时候,往贝农先生的住所带上贝农夫人及她的三个小孩到医院大院里来陪伴库姆斯小姐,因为她是住在教会女子学校的唯一的外国人,车夫照办了。当他们快到医院时,看到大街上聚集了一大堆人,就明智地返回去,这大约是六点钟。最先引起骚乱的是几个青年和小孩子,大多数是满族人,传教士上街同他们讲道理,希望他们走开,却遇到了投过来的许多石头。只好退回去,将事态告诉那些急切等待他们回去的人们。大门前边的人越聚越多,随着人数的增多他们的胆量也越来越大。

他们在“烧!”“杀!”喊声的激励下首先烧了邻街的接待室;见到这种情形的传教士立刻跑去通知其他朋友,告知他们处境危险,并尽可能地保护自己。派了一个人将情况告知了法辛牧师,他马上求见道台请求帮助,但没能见到这位官员。

大多数的中国帮工和仆人和他们的家属设法在暮色的掩护下从后门逃走,剩下的人包括十一位女子教会学校的学生和她们的中国小学教师;一位妇女,洛维夫人的仆人,一位叫刘培元的药房助理。还有两位男仆人叫刘浩和老陈,同传教士们一起聚集在洛维特医生的院子里,因为这个院子最易防守。与此同时,暴徒们闯进了大院,有的人抢掠撤出来的房子,有的人放火烧房子;据说,由于他们忙于抢掠,不少人死于大火中。

最后,传教士们避难的院子受到攻击,他们被迫退到当作厨房和储藏室的几间边房里。中国的小孩子被吓得乱哭乱叫。一位勇敢地留下来(但最终还是逃走了)的妇女说,库姆斯小姐尽力安慰她的小学生们说,暴徒们不会伤害他们,因为暴徒只是想杀外国人。

最后——大概在半夜,传教士发现他们必须撒离最后的藏身处。因为邻居为自家的房屋安全担心,开始把他们藏身的几间小屋推倒。经过商量,他们决定从人群中冲出一条路,到法辛牧师那里去,虽然他们没有得到他的回音,也不知他们的朋友们那里是否出了事。他们安排了一下行动顺序,开始了这危险的历程。男人们武装起来,全力保护妇女和儿童。辛普森夫人背着小杰克·洛维特,因为他妈妈背不了他。上了年纪的老陈勇敢地背起了一个大一点的教会女学生,她这时病得很厉害。

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在前门有暴徒们放的大火,显然是为了防止传教士们逃走,沿街有一群号叫的匪徒。冲过大火,他们便和乱叫的人群相遇。暴徒们用碎砖块向他们砸来,用棍棒追打他们。传教士不得不用武器来保护妇女和儿童。在非常昏暗和混乱的情况下,加上和中国人卷在一起,传教士们显然昏了头。当他们到达法辛家里的时候,发现只剩下刘培元和刘浩两个年轻人,还有三个教会女子学校的女学生。其他人和库姆斯小姐都丢失了。

于是立即派人查明丢失人员在何处。但直到第二天才传来令人悲哀的消息,库姆斯小姐在抢救她的两位学生中丧命。那天晚上,这两个女孩子在杂乱的人群中被几个男人抢走了。直到近一年之后才找到她们,她们清楚地讲述了在那个可怕夜晚的经历。这两个女孩子叫傅琼、艾桃,来教会女子学校时间不长,在放脚过程中正经历着痛苦的折磨,结果他们走起路来不大方便。在混乱中她们落到后面。库姆斯小姐已经安全通过门口的大火,这时发现她的两位学生不见了。库姆斯为她们的安全担心,勇敢地回去寻找她们,她先找到了傅琼,将她背到街上,然后又回来找到艾桃,这个女孩子个儿大,很重,她全力帮助艾桃,结果两人都摔倒了。这时人们开始用砖头打她们;库姆斯小姐用身体掩护小艾桃,在她的耳边低声说:“不要怕,我们很快就会到达一个没有痛苦和悲伤的地方。”就在这时,艾桃被抓走了,库姆斯小姐也被抓回来,扔进火堆里。不少人证实她两次想从火堆里爬出来,但每次都被暴徒推了进去。一次她跪倒好像是在祈祷,人群中有人大声嚷道:“看,她想请求活命,这可不好!”最后她又被扔进火堆里,砖头接二连三向她砸来,这样她就成为那队崇高的人中获得殉难者桂冠的第一人。第二天,有两位中国朋友冒险从火堆里找出了她焦黑的遗体,将她埋在教堂的花园里。

说到那十一位女学生的情况,她们多少都遭受了苦难,但最终都活了下来。关于她们经历的叙述在第199页(原书页码)。

下面这封信是洛维特医生在医院被烧和库姆斯小姐死去的第二天写的,它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是从太原府的殉难者那儿收到最后的信件之一。这封信被小心保存在仆人手里,直到1901年6月我在北京时才送给我。传教士们写的其他不少信件,委托法辛牧师的一个助手保存。后来他怕危及性命,将这些信存在和教会有商业关系的钱庄里,最终则落到了官员的手中,官吏怕受连累,将这些信全烧了。这太遗憾了!毁掉了这些信件是一个无法挽救的损失,是一个我们永远感到痛心的损失。

英国浸礼会住地(法辛先生的家)太原府,1900年6月28日星期四上午:

“亲爱的朋友——我们不知道你可能是谁,但是,我们认为把这封信留在一位可靠的本地人手里,转交给前来的第一位外国人是必要的。”

“昨天晚上,除了爱德华兹医生的财产外,属于寿阳传教团(直到最近一直这样称呼)的房产都被仅仅用木棍和石头武装起来的无法无天的暴徒放火烧了。他们大约在7点钟开始的,点钟以前,我们一直守在一个院子里,以后我们感到必须逃走了。我们用三支手枪和一支来复枪作掩护,冲出了人群和火堆。”

“下列人员在烧毁的房子中:中华大陆会的威尔逊医生、斯托克斯夫妇、辛普森夫妇、库姆斯小姐。”

“我们悲痛地告诉你们,库姆斯小姐在逃跑中死去了,我们后来听说她摔倒后想爬起来时,却被推进燃烧的大火中。她现在安息了。”

“怀特豪斯夫妇、法辛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法辛的家庭教师斯图尔特小姐;中华大陆会的威尔逊夫人及孩子,史蒂文斯和克拉克小姐;同上面提到的昨天晚上逃出来的人们一起都在这里。”

“事件的全部情况通知了官府(不可能准确地说交给了谁,因为我们的信差找不到了)。

据说知府并没有远离衙署,而一些士兵,除了可能向暴徒中的一、二个人投了几块砖头外,什么也没做,他们根本没想保护我们。

“今天早晨,我们都平安无事。昨天晚上,友好的本地人跟随着我们穿过大街当我们从大街转弯来到法辛先生的住宅后面时,我们请求他们不要再跟随我们了,于是他们停下来,让我们自己走了。匪徒们既没有跟踪我们,也没有追上来。直到现在我们没有受任何干扰。

“法辛先生和怀特豪斯先生在大约八点钟同一位本地的助手(刘先生)离开了这里试图和官员们进行会谈。这时间,我们一直等待他们回来,后来希望如果有机会通报一下结果。”

“贝农夫妇及三个儿子就住在离这里不远的一所房子里,霍迪尔先生和他们住在一起。安德伍德夫妇仍在忻州。但这个星期他提出要返回太原,星期六下午已来到了这里。”

“我们希望亲爱的同胞知道,我们一直得到上帝奇迹般地支持,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孩子们似乎并不感到害怕。我们只是希望获救(希望破灭了),我们的主是万能的——甚至当希望不存在时也能把我们从危难之中解救出来。我们完全相信上帝,只是相信上帝同时,我们要去做我们能够做到的一切,并求上帝对我们每一步进行指导。

“法辛和怀特豪斯先生回来了,并带来了答应保护我们的好消息。我们担心这种允诺靠不住。”

“时间不多了,我们做好了准备。”

6月28日到7月7日,从医院大院里逃出的传教士都留在了法辛先生的住宅里,怀特豪斯夫妇住在和他们靠近的另一所房子里,贝农夫妇及孩子和霍迪尔还住在他们自己的院子里,他们都受到士兵的小心保护。这些房子没有被烧,显然是由于焚烧这些房屋会波及其它建筑,而医院座落在城中的一片空地上。在那些日子里,几个忠诚的中国仆人仍同他们在一起,其他当地的教徒也允许去访问他们。城门和城墙则严密地把守着,所以他们无法逃跑,即便他们有这种打算的话。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摘自《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山西传教士》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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