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不尽的思念》，记载了一件苏联借粮助我度饥荒的事情。1961年，在咱们东北面临无米之炊的紧急关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东北死人较少，苏方出借粮食是原因之一。
大饥荒刚结束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我国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在我们最困难的这几年，正是我们偿还外债最多的几年”（《人民日报》1963年12月4日）。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说明了还债和援外的情形：
“周恩来总理强调指出，这一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
请注意最后一句话，在还债的同时，我们还拿出比“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去支援别国！以什么方式支援呢？周恩来在《报告》中，“我们一贯克己助人，采取无偿赠予或低息、无息贷款的方式提供援助。”
可见，当初只要我们少干点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少向小兄弟施舍一点，便足以还债了。
大饥荒——人祸！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全民炼钢，大办水利，农民被强迫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修水库”，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没有收入仓，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仅河南省就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粮被毁弃在地里未收获入仓。而且，由于各地严重的浮夸虚报产量，使国家征购粮食的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征购数几乎相当。留给农民的口粮已经所剩无几了。而就在这时，人民公社响应党的号召大办公共食堂，以几千年来老百姓从未见过的场面糟蹋粮食，三、四个月就耗尽了那本已不足的口粮。到一九五九年春天，许多地方已经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
灾难已经越过地平线，正在全国范围蔓延。
中国这块黄土地，历来是丰、平、歉年交替。在连续两年丰收后，一九五九年是个平年。再加上一九五九年春播面积比一九五七年减少了九千万亩，以致年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四百多亿斤。然而，各地为了表示自己拥护大跃进，不惜再次吹牛虚报粮食产量。上报的粮食产量汇总到中央那里，粮食总产量就多出整整两千亿斤，变成了五千四百亿斤。又是个“特大跃进”！于是继续进行粮食高征购。计划分到各省，谁也逃不脱。农村没那么多粮食可交。征购计划又必须完成，怎么办？从一九五九年初起，凡收罗的粮食不足上级规定数，就一定是基层干部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于是“反瞒产私分”，拼命从农民碗里夺粮，全国一律，没有例外。在有些地方，农民被吊起来，被逼着交出“私藏”的粮食。结果留给全国农民的人均粮食（含口粮、种子粮、牲畜饲料粮）比一九五八年还少一百余斤。“反瞒产”完成国家征购数之后，许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只剩下菜，连糠都没有了。从59年11月尾起，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馑就笼罩了全中国。断粮的农民数千万地饿死，万户萧疏、饿殍遍野，到处都有饿死倒毙在路边的人。树皮被剥光吃了，被子里的棉絮也扒出来吃了。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吃人肉的现象。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全国各地农村到处都在饿死人。可就在这时候，整个一九六○年，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一如既往，还在侈谈“大跃进的高速度”，“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我们的伟大的理想”，还在那儿粉饰太平：“我国各地农村的公共食堂，自从今年春季整顿以来，越办越好”，“已经进入健全发展的新时期。”
最令人惊讶的一点就是，1959年中国粮食出口不仅未减，反而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60年也仍是居高不下，直到1961才开始大量进口粮食。
历史资料表明，进口的粮食主要是小麦，采购地北美。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的封锁，并未阻碍我国大量出口或进口粮食。
1961年初，国际红十字会曾想向中国提供食品援助，被我国政府拒绝。美国也讨论过无偿提供粮食给我国，却因发现我国大量出口粮食而作罢。
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作为后人，只有正视那段历史，尊重历史事实,才能吸取教训，以防重蹈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