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川瑶族自治县（下称富川）位于广西东北部边缘，它的北面与湖南的江永县相鄰，东面是湖南的江华瑶族自治县，西靠恭城瑶族自治县，南接钟山县。该县素有“山国”之称，四面环山，西为都庞岭余脉之西岭山，东南部为萌渚岭余脉天堂岭诸山，东与姑婆山系相接。境内最高峰为北卡顶，海拔1857米。山岭相连，几个小平原及丘陵分布其间，富江自北而南流过县城富阳，构成了千姿百态蔚为壮丽的自然景观，是一块物产丰富，人杰地灵的山水宝地。
据史料记载，富川县一名始于汉代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至唐、宋、元时属贺州，明洪武十年（1377年）后至清代属平乐府，民国初属桂林道，后改归平乐行政督察区及平乐专署，至1983年8月撤销富川县，成立富川瑶族自治县（下称富川）。
县内居民以瑶族、汉族为主体，瑶族约占48%。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富川的先民就在这里耕作营生，自古至今境内居民都能和睦相处，过着勤劳、勇敢、智慧、朴实的生活，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业绩。笔者年青时就曾到过富川朝东岩鹰咀山区从事过地质勘探工作，这里秀丽的山川美景，勤劳朴实的瑶、汉山民，至今仍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在这块多山之地的土地上，自古以来虽多次历经改朝换代争权夺利之内斗，以及历代农民起义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斗争，甚或是反抗外敌入侵之抗战，但随意乱杀人之事是极为罕见的；即或有凶杀案件发生，无论在何朝代，“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古训，杀人凶手都会被惩处的，这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这里与广西其它地方一样，却发生了一场反人类的大屠杀，一个面积不大（1540平方千米）的小县，当年的人口仅十多万人，据官方在1980年代“文革处遗”时的统计，就有近三百人惨遭杀害，且杀人手段极端残忍，枪杀、棒杀、石头砸死、用刀捅死——等等无奇不有，更有把被害者人头割下挂在电线杆上示众，令人惨不忍睹。所有这些，当时还美名其曰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群众专政”，是“保卫红色政权”的“革命行动”，使杀人凶手及幕后策划者、指挥者不但长期逍遥法外不受法律惩处，反倒被视为“保卫红色政权”的有功之臣而受到提升、重用，而受难者则长期背上“反革命”、“坏人”的罪名，遗属也长期被压在最底层，这还是一个人类生活的正常社会么？
而今大屠杀事件过去48年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首当年，许多事情是特别值得当今的人们回顾、总结和深入反思的。
一、“文革”运动在富川的兴起和发展演变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下称《5·16通知》），宣布撤销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直接、具体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下称“文革运动”）。从此，以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先导，紧接着批判《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批判“封资修”和“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俗称“四家店”）的斗争全面展开，一时间全国上下大字报铺天盖地，各种批判会、声讨会此起彼伏，报刊上大块的批判文章不断涌现。从此，在神州大地上，震惊世界的“政治大爆炸”——“文革运动”全面爆发了。
富川的“文革运动”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开展起来的。那时以毛为首的中共中央的一个指示，一个文件，毛的一句话，全国都会地动山摇，上下都要紧跟照办。1966年6月7日，富川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6月底全县的“文革运动”全面展开。
此时的运动仅是在党政机关和文化教育部门开展，主要是学习报刊上的社论和批判文章，对《海瑞罢官》、“三家村”、“四家店”、及旧北京市委的问题写大字报，召开批判会，声讨会之类的；其后是暑假期间把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起来学习,批判有问题的学校领导人及少数教师。到了1966年新学年的开始，全县学校停课搞运动，中学师生开始外出串连，外地也有学生到本县串连的，县里也成立了“文革”接待站。所有这些，与全国其它县的情况是大致相似的。
1967年1月发生了所谓的“上海一月革命”，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夺权，使“文革运动”出现了新的变化。受其影响，富川的群众组织也于2月7日成立“夺权筹备委员会”，同时夺了县的党、政、财、文大权，成立县的“革命委员会”。其后受南宁的影响，4月以后，南宁出现了打倒韦国清的“四二二”派和支持韦国清的“联指”派，两派从“文斗”发展到“武斗”，并影响到全广西也相应出现了这两派之斗争。“联指”派在广西军区、各军分区及各县武装部的支持下，都处于优势，“四二二”派都处在受打压的状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富川中学的“星火燎原”战斗队也与其它一些群众组织联合起来，于8月18日成立富川“四二二”造反大军，支持桂林“老多”和南宁的“四二二”派。至此，富川也出现了“四二二”派与“联指”派两派之斗争。
时至1967年的11月，在中央的主持下，广西两派赴京代表达成大联合协议，停止武斗，韦国清和广西军区都交出了检讨，承认在文革中支一派压一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决心改正错误，向毛主席请罪，向造反派认错。中央同时发出了“关于解决广西问题的决定”，成立以韦国清为组长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下称“区革筹”），领导广西的“文革”运动。这对当时处于混乱状态的广西来说，是一件好事，特别是处在受打压状态的“四二二”一派的人来说，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平静的安定生活，不再受打压了，他们的内心是多么高兴啊！
然而后来事态的发展却出乎人们的意料，广西两派达成大联合协议停止武斗，韦国清和广西军区交出检讨，“区革筹”的成立，形势不但未能变好，反倒越来越糟。“四二二”一派的人们哪里知道，等待着他们的将会是一场血雨腥风、惨无人道的屠杀。
二、惨绝人寰的1968年富川大屠杀
1、大屠杀是从围歼平桂局“井冈山兵团”开始的
韦国清虽然交出了检讨，事实证明那是假的，此人小肚鸡肠，报复心强，对在“文革”之初曾批斗过他、要打倒他的“四二二”派恨得要命，总在寻机必欲把“四二二”派置于死地。现在他大权在握，机会来了，为此他与“联指”派的黑高参们下定决心要“消灭‘四二二’建立革委会”，以解心头之恨。在他们的策划、指挥下，或者暗中纵容、支持下，从1967年冬以来至1968年春，广西各县“联指”派在当地武装部的支持下，围剿“四二二”派，使“四二二”派组织被打垮，一些人被抓、被杀，一些人则被迫到农村或者上山躲藏，一些人则逃到“四二二”派力量强大的南宁、柳州、桂林等城市。此时这三座城市的“联指”派也不断挑起事端，制造武斗；同时“联指”派大造舆论，宣称什么“南宁、柳州、桂林这三点一线是‘伍修集团’的最后堡垒”（区党委文教书记晋南和一些领导干部因支持“四二二”派，被韦国清诬指为“伍修集团”），必欲最后铲除才能达到他们一统广西的目的，这三座城市在“联指”派的挑动下，终于爆发大规模的武斗，韦国清就向中央谎报军情，诬指“‘四二二’派搞反革命暴乱”，骗取中央下达《七三布告》；同时他们又制造“反共救国团”隐藏在“四二二”派中的冤案，于是他们就以这些为借口，打着贯彻落实中央“七三布告”和清査“广西反共救国团”的旗号，公然调动部队和民兵围歼这三座城市的“四二二”派，最终在广西演变成了一场大屠杀。
那时的富川属梧州地区管辖，梧州市的“四二二”派在1968年的4月已被“联指”派全歼，此时在梧州地区范围内，只有平桂矿务局的“井冈山兵团”（属“四二二”派）力量较强大，这就成了“联指”派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自1968年5月24日开始，至7月7日，在梧州军分区和各县人武部负责人的指挥下，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组织五千多人的队伍（以“联指”武装人员为主体，包括部分县人武部军人），前来围剿平桂“井冈山兵团”。首先武装包围平桂局所有各矿山及局内“四二二”派各据点，以便分别聚歼。
平桂局各矿山及局机关、电厂、选矿厂、机械厂、中学被分割包围后，由于缺少武器弹药，又被断水断电，加之缺乏粮食，根本不能长期固守抵抗，很快据点都相继被攻破，许多人被抓捕，近百人被当场枪杀。部分人员突围后上了姑婆山躲藏，“联指”派武装人员又组织搜山，结果许多人又被抓捕关押，包括选矿厂厂长和平桂公安局保卫科长在内的一批人被枪杀。随着平桂局“四二二”派被全歼，在平桂局周边的贺县、钟山、富川三县也同时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屠杀。
2、“五个人头案”是富川大屠杀最残忍凶杀案
富川境内虽未出现过两派的武斗，但由于这里“四二二”力量弱小，在形势紧张的情况下，他们没有立足之地；为确保自身的安全，一些人就逃到平桂局“四二二”派据点躲藏。当据点被“联指”攻破，在此躲藏的富川“四二二”派逃难人员也被迫突围求生。其中有毛明昭（男，时年24岁，富川古城区人，富川拖拉机站驾驶员）、周文斌（又名周六妹，男，23岁，富阳镇阳寿街人）两人于1968年7月7日晚突围后，在姑婆山脚躲藏了两天，就想逃回家乡躲藏。当他们在7月9日晚正向富川方向逃生时，行至望高附近时被钟山守卡的民兵抓住，当即把他们交给了在此驻防的“富川保红指挥部的前线指挥部”，后由富阳“联指民兵”当晩押回富川县城，关押在“福音堂”。在关押期间，“保红指挥部”人员曾对他们进行了非法审问和严刑毒打。
7月11日晚，虽然大雨不断，但“联指”派武装人员冒雨沿街喊叫，要人们明天早上参加枪杀“反革命”分子的公审大会。7月12日一早，县“保红指挥部”刘汉荣（男，一般干部，“文革”夺权后升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交待富阳镇的林国民（无业游民，镇民兵营武装连连长）统一行动，“干掉”毛、周二人。当天上午11时左右，富阳镇“保红指挥部”在红星台召开万人大会，会议由林国民主持，由毛景常宣读了毛、周二人的所谓“罪行”，程世红（镇农代会主任）代表贫下中农讲话，最后以“富川县贫下中农最高法庭”的名义判处毛、周二人死刑，立即执行，由事先安排好的女民兵班长何玉荣枪杀毛明昭，女民兵林代琼枪杀周文斌，富阳区武装部长杨永友、武装干事李洪启分别协助林代琼、何玉荣把毛、周推入刑场，林、何分别向毛、周开枪后，杨、李二人也补了枪，“保红指挥部”成员刘木贵（县革委委员，公安局干部）也去补了枪。
在把毛、周押去枪杀时曾出现了淒惨动人的一幕，毛明昭突然在一位军代表面前跪下，哀求这位军人救救他，谁知这位军人不但不理睬，还踢了他一脚，他在悲切的痛哭中被押赴了刑场，使他至死都不能瞑目。
毛、周二人被打死后，林国民交代陈春生去叫“四二二”派的人员唐玉贱、吴红玉，强逼二人用刀把毛、周的人头砍下，陈春生用铁线把两个人头串起来，由唐玉贱拿回红星台前的电杆树上挂起来示众。
另有从平桂局突围出来的钟永芳（女，35岁，蒙山县文墟区人，中共党员，富川县总工会秘书）、黄璋（男，25岁，苍梧县夏郢区人，富川县苗甫工人）、黄琇（男，23岁，苍梧县夏郢区人，富川县拖拉机站工人，是黄璋的弟弟）三人，突围出来后，在附近山上躲藏了两天，也想逃回富川老家，7月10日被钟山县立头同乐乡民兵抓住，11日同乐民兵电告富川县“保红指挥部”，当晩富川“保红指挥部”总指挥黄礼天（县水电局一般干部，“联指”派头目）即决定派人去接收“俘虏”，第二天就派出刘汉荣带领蒋梅森（县委工作人员）、欧伯良、刘建忠（法院干部）、邓永瑞（福利中学革委副主任）、陈志远、陈春生等七人乘何学多的慰问车（慰问到平桂围攻“四二二”的富川“联指”武斗人员）前往钟山县同乐，下午4时何学多的慰问车返回后，就将钟永芳等三人押上汽车。在行车中何学多就与刘汉荣商议，要在路上搞掉这三人。当车过望高回到富川地界白沙至河路口岔路旁时，何学多叫停车，当车停好后，他先下车，并叫民兵把钟永芳、黄璋、黄琇押下车，推到山边枪杀，何学多和其它人都开了枪。把钟永芳等三人打死后，即叫刘建忠去白沙强制“四类分子”程宽期和子女程长增、赖冬青等人用柴刀把三名死者的人头砍下，洗净后丢到车上运回县城富阳，当晚由民兵陈志远将三个人头挂在红星台前的电线杆上。
就这样，在县城红星台同一根电线杆上悬挂了五个人头，示众了两晚一天。人们看到的五颗人头面色苍白，肉质瘀黑，面部还有横七竖八的伤痕，用铁丝穿过双耳缠挂在电线杆上，每颗人头都挂有写着名字的牌子。只见每颗人头半张着口，像似有话要说，眼睛也微开着，分明是死不瞑目，还有被砍斩的颈部裸露的骨头和肉被雨水洗刷得苍白恐怖。此事震惊了整个县城，其景状之悲惨令人目不忍睹，善良的人们只能饱含泪水，窃窃私议，但却敢怒而不敢言，这是富川亘古未见最血腥恐怖的场景。
3、株连案及不断发生的凶杀案
五个人头案发生后，一连串的迫害及凶杀案就连续不断地发生。首先是毛文彩被逼至死，他是被害者毛明昭的父亲，是一名老中医，1949年前就是中共的地下党员，参加过富川“古城起义”。他儿子毛明昭被杀害后，就被“保红指挥部”污蔑是他指使儿子为“肖林路线”（解放初期发生的地下党组织间一件冤案）翻案。“保红指挥部”的黄礼天指使廖继福、柳贤厚、李文举等人多次召开各种批斗会批斗毛文彩，逢斗必被打，手脚都被打断了，趴在地下，浑身都是伤痕，并且不给家人用药救治。毛文彩气的全身发抖，气得口吐鲜血，被逼用剃头刀割断颈动脉自尽身亡。
接着是毛明昭弟弟毛明晖和他八十多岁奶奶的被迫害致死。另有毛明昭的叔叔毛文刚，一个忠厚老实的农民，只因毛明昭曾在他家躲藏过几天，也受株连而惨遭杀害。
与此同时被杀害的还有甘家三父子：甘功文，男，50多岁，富川县综合社干部；儿子甘富龙，男，20多岁，梧州地区信都青年大队知青；小儿子甘富华，男，18岁，梧州地区信都青年大队知青。这三人“文革”中只不过是参加了“四二二”派而已，从未干过任何坏事，但因甘功文知道王先富的父亲解放前当过土匪的底细，解放初期又有盗窃行为被甘功文发现过；另有王先富的两个儿子和甘功文的两个儿子在未成年时互相打过架。仅此而已，现在王先富成了富川“保红指挥部”和“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领导成员，就伺机报复，杀人灭口，甘功文三父子终于被活活打死，只是人头未被砍下而已。
另有富川中学教师吴州（钟山县人，30多岁），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教师，在批斗会上被活活打死；还有富川糖烟酒公司职工杨洁贵，20多岁，其父曾被划为右派，被送去劳改（死在劳改场中），都惨遭“保红指挥部”杀害。杨洁贵的母亲张氏不久也被逼而投河自尽，留下了三个幼小的儿女，可怜地活在人世间。
在大屠杀中全县有近三百人惨遭杀害，被害者中有少数领导干部，如县组织部长兼办公室主任肖汉奎，因支持“四二二”派，被定为“走资派”，多次遭到残酷批斗，最后在一次批斗会上被活活打死。其次是“四二二”派的骨干成员和一些反对他们的人，如毛明昭、钟永芳、黄璋——等一批人被杀害。更多的被害者则是那些在历次运动中戴帽的“地、富、反、坏、右”及他们的子女。如在离富阳镇不远的巩塘村，一个邻近湖南省道县的偏僻瑶乡，在“保红指挥部”派生出来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群众专政”下，与湖南道县疯狂残杀地主、富农分子及其子女的屠杀在这里得以实施，大批屠杀地、富分子和他们的子女，凡男丁都杀，“满门抄斩”，儿童、婴幼儿都不放过，令人惨不忍睹，悲痛欲绝。巩塘村成了富川的杀人试点，杀人数量全县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