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或判刑，或劳动教养，历尽摧残。直到毛泽东死后，中共中央才开始复查此案。1980年司法部门的复查结论是：“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应属错案错判。”[27]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入狱25年后才得以无罪释放。但是，为了维护毛泽东的面子（实则是党的面子），“平反通知书”中对胡风的政治历史、文艺思想和文艺活动仍有不少捏造之词，尔后又过了8年，胡风一案才从政治上到文艺思想上得到彻底平反。此时已是胡风蒙冤33年之后，而胡风业已辞世3年之久。
“反胡风运动”后，毛泽东又在全国范围开展了“肃清反革命运动”（简称“肃反”）。许多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交代”或被“揭发”出“有某些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又成为“肃反”对象，造成了不少冤案。
比起“武训传”批判与“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风运动”的惩罚手段升级了。在前两次运动中，虽然对知识分子态度粗暴，乱扣“反动”帽子，毕竟还是在思想批判的范围之内，批判对象没有受到任何处份；而“反胡风运动”则将持不同文艺观点的知识分子统统打成“反革命”，送进监狱。从此，毛泽东整肃知识分子进入一个新阶段，动辄扣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帽子，对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专政”成为国家机器的主要职能。
把中华民族导向灾难的“反右运动”
1956年是中国知识分子难得的平静而舒畅的一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经过“思想改造”后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是国家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为改变科学落后的状况，会后又号召“向科学进军”。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中揭露了斯大林的暴政和个人崇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基础因此而被撼动。为挽救极权统治的危局，毛泽东提出了缓和政治矛盾的“十大关系”和博得知识分子欢心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进而公开鼓吹有“独立思考的自由”和“宣传唯心论的自由”。于是有人欢呼，中国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春天”！
可是这不过是毛泽东设计的一个圈套，一年后毛把这些举措统统称为“引蛇出洞”的“阳谋”。1957年1月，他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交了底：“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同时，他还泄露了所谓“双百”方针的天机：“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地位。”[28]他的所谓“百家争鸣”，不过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争鸣”，而“百花齐放”不过是只让他喜欢的“香花”“齐放”，至于他不喜欢的那就必然被视为“毒草”而铲除之，归根结底，在毛的思维中，被统治的知识分子只能作驯服的奴隶！
为了使他设计的圈套具有诱人的光彩，一个月后，毛泽东发表了长篇讲话“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29]，用“人民内部”的美名来麻痹人心。3月12日，他又发表了“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声称“双百方针”“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号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向共产党提批评意见。为鼓吹“鸣放”，毛泽东从3月6日到20日这15天内，在京、沪等地对各级干部至少讲了9次话，他批评老干部中有90%对“双百”方针有抵触。4月下旬，“整风鸣放”开始了，中共号召党外人士消除一切顾虑、毫无保留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要求党内外之间“拆墙”、“填沟”、“通气”。4月30日，毛泽东甚至对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说：大学里如果对党委制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可是，39天后，凡是表达过同样意见的人，无一不被打成“右派”。
经过连续几年的思想批判运动后，知识分子其实已噤若寒蝉，不敢也不愿对共产党提意见。只因毛泽东反复动员，各单位领导人奉命“热忱”相邀，继承了“以天下为己任”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终于为毛泽东的“诚意”所动，纷纷在鸣放座谈会上开怀畅言，使1957年5月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热闹的“鸣放”局面。5月10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罗隆基说，文教机关中青年党员不应该也不能够领导老年的旧的高级知识分子，他指出：“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个矛盾。”[30]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只不过是小知识分子出身的毛泽东。他听了统战部长李维汉的汇报后，觉得一年来不断谋划张设的大罗网可以收网了。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一篇供党内干部阅读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把4个月前向高级干部交的底告诉一般党内干部。他将鸣放中“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赞成民主”的人统统称为“右派”。毛写道：“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在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这是他惯用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31]在毛泽东的亲手策划和中共总书记邓小平卖力执行下，6月8日开始“收网”，全国开展了所谓的“反右派斗争”。所有在“大鸣大放”中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统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从此，在“专政对象”中，除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之外，又加上了“右派分子”。
全国被打成“右派”的共55万人，占当时全国知识分子总数的11%。他们全部被迫“劳动改造”，一部份还被关进监狱。此外，在反右运动中，小学教师和农村区乡干部中也有不少被打成“右派”，估计人数达50万；但不久后中共中央决定，不在小学教师和农村干部中划“右派”，于是他们就改戴“坏份子”或“地主”这类“帽子”，境遇比“右派分子”还要惨。“反右运动”后期，在“右派”之外又划了一大批属于“内部控制使用”的“中右分子”，其人数估计在50万以上。总之，经过“反右”运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30%左右成为专政对象和“异己分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民族大灾难。
“反右运动”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不仅打击了所有敢于独立思考并直言的知识分子，而且毒化了整个社会，完全颠倒了是非标准。1958年，毛泽东为他自己精心策划的“阳谋”取得了“辉煌战果”而得意忘形，公然自比秦始皇，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夸耀自己坑的儒比秦始皇多100倍。他还说，“对资产阶级还是少一些良心好”。毛泽东一向否定普遍的人性，1942年5月他就说过：“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32]如今，他连良心也否定了，在他身上只剩下一个比秦始皇还要暴戾的暴君之品性。在视良心如敝屣的骗子和暴君的威慑下，造谣、告密成为时尚，出卖灵魂的咬人、整人者官运亨通，中国从此进入一个史所未见的恐惧与谎言相交织的时代。
镇压了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后，毛泽东的权力欲大大膨胀。1958年春，在“反右运动”尚处于收尾阶段时，他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以征服自然、“向地球开战”为目标的所谓“大跃进”运动。“大跃进”从全民打麻雀和全民大炼生铁开始，全国到处高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到处出现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粮食的“卫星田”。毛泽东再一次为他的“胜利”所陶醉，提出今后农田只需要留下三分之一种粮食，以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甚至还提出“三年实现共产主义”的美梦。结果则适得其反，全民大炼钢铁使全国的森林遭到毁灭性砍伐，结果却是废铁渣堆积如山；农业“放卫星”的谎言造成饿殍遍野，从1959年到1961年，全国饿死4,000万人，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场大灾难。这正是毛泽东用欺骗与镇压两种手法实施统治的必然恶果，但丧失了人性和良心的毛泽东却毫无自疚自责之心，他为了逃避责任而宣布“退居二线”，让刘少奇出面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事务。这场由毛一手造成的大灾难最后被中共归咎为“自然灾害”。事实上，这3年中国的气候基本正常，并无大旱大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