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需要。虽然删去了这些话，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其实从未改变。
毛泽东为何敌视知识分子？
毛泽东如此仇恨知识分子，究其原因，或许可归结为青年时代不顺心的经历和无产阶级专政外衣掩盖下的帝王思想。
毛泽东从师范学校毕业以后从未上过大学，为谋生曾一度到北京大学就任图书馆助理员，月薪仅8元（那时北大教授的月薪为200至300元）。这段工作经历让毛感到自尊心深受伤害。直到1936年毛还告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5]自视甚高的毛泽东，一直将这段地位卑微的就业过程视为毕生的奇耻大辱，久而久之，这种屈辱感转化成了对成功的知识分子之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绪，埋藏在他的心灵深处。
毛泽东青少年时狂妄自大，有强烈的造反情绪。“五四”后毛接受了与中国传统专制主义一拍即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主张政治上高度集权、思想统一、行动一致。而接受过科学训练和民主精神熏陶的知识分子，崇尚独立思考，不愿人云亦云和盲从，他们继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大夫传统，关心国家命运，追求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对国家大事好发议论，对政府领导人的行为评头品足，不愿做驯服的臣民，而要求做有尊严的独立的公民。当毛泽东尚隐身于草莽之中时，他或许愿与这些知识分子议论国事，但思想上却既不尊重、也不认同接受了西方民主理念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一旦有机会逞雄，毛的帝王思想就会显露出来，要凌驾于知识分子之上，成为他们的人身和精神主宰。
自从1942年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确立了其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以后，他的“王气霸道”就逐渐肆无忌惮地表露于外。1945年毛发表了“沁园春.咏雪”，公然自比“秦皇、汉武”；“反右运动”大获全胜后的1958年，他更是得意忘形地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并自夸比秦始皇“坑儒”多一百倍！毛泽东精于权术，诡计多端，其整治知识分子的手法比秦始皇“坑儒”和清朝雍正皇帝大兴曾静、吕留良文字狱的“出奇料理”策略[6]更加“出奇”。他把秦始皇的“杀儒”改变成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让群众来检举、揭发、批判、斗争，造成人人自危的态势。
这种大规模打击知识分子的运动始于1942年，夺取全国政权后不久又发动了一系列这类运动，如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1年至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1954年批判胡适思想、1955年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和“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紧接着又有“拔白旗”运动，直到1966年开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运动都是逐步毁灭知识和文化的民族大灾难，而其肇始者毛泽东鄙视知识、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也随着这些运动的“升级”而近于疯狂。
制造“王实味冤案”和“抢救运动”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于1935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为此改善了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以得到主张抗日的知识分子的支持，这一策略相当有效。特别是“一二九运动”后，追求进步的中小知识分子越来越向往共产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知识青年投奔延安。毛泽东对此是喜忧参半，存有戒心。1942年，毛泽东为树立自己的领导权威而发动了一场“整风”运动。这次“整风”始于1942年2月，一些初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不知就里，遂积极响应中共的号召，天真地向党组织和各级领导人提意见，不料却犯了禁忌，被当作“异端”惨遭镇压。“王实味冤案”和继之而来的“抢救运动”就是这样发生的。现代史学者一向把这两件事的责任全部归罪于康生，最近的文章仍沿用官方的这一说法[7]。事实上，康生只是从犯，主谋是毛泽东，这两个事件是毛泽东仇视知识分子心态的大暴露。
王实味是中共党员，1937年到延安后在中央研究院任特别研究员。1942年3月，他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杂文“野百合花”，批评延安的中共干部生活待遇上“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并在墙报《矢与的》上鼓动群众向“大人物”提意见。王实味对中共领导人的批评令毛泽东非常震怒。当时主管中央研究院的中宣部副部长李维汉提到，毛泽东深夜去看了《矢与的》，当即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8]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随之转为对王实味的批判斗争，思想批判很快又升级为政治斗争，最后把“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和“组织五人反党集团”等罪名强加给王实味，将其逮捕。[9]
逮捕王实味后，毛又把矛头指向所有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他说：“医大、中研院、民族学院、延大、科学院、鲁艺、西北局、边区政府，都有可能暗藏坏人”[10]毛还下达如下指示：整风运动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半条心）问题，还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问题。要注意反特务斗争。[11]1943年4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布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该文件指出：抗战以来，日本和国民党双方都派遣大批内奸分子打入党的各级机关，要求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在全党开展一次组织审查，以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同年7月，康生作题为“抢救失足者”动员报告，号召“政治失足者”坦白交代，鼓励群众揭发检举。于是从延安到各抗日根据地全面掀起“抢救运动”高潮，知识分子成为“抢救”的重点。
在“抢救运动”中，通过批斗会、诱供逼供、关禁闭、施酷刑等手段，“挖出”了大量“特务”。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大会上讲话”中说：中央党校挖出特务250人（全校只有2,500人），他估计还不止此数。他还认为，行政学院里“除了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12]据披露，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多人中，挖出170个“特务”；西北公学500多人，只有20人没有被“抢救”。[13]许多坦白自己是“特务”的外来干部是中共地下组织介绍来的，这些地下组织也因此被打成“特务组织”，甘、陕、川、豫、浙、鄂等省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都曾被认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14]
当时中共甚至把“一二.九运动”也视为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时任中共中央青委负责人的蒋南翔在1945年3月给刘少奇和中共中央的“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中谈到：听说不少地方把参加“一二.九运动”作为审干的尺度；陇东领导“抢救运动”的干部公开说：“国民党于1935年起就在全国实行党化教育，所有那时以后来到边区的知识分子，无例外地都有问题。”因此陇东的外来知识分子，就有百分之九十九点几是被“抢（救）”了（全陇东只有两个外来新知识分子未被“抢救”）。直“抢（救）”得所有外来知识分子叫苦连天，怨声载道（这是我亲历的见闻）！”“抢救运动”中“90％以上的打击是落在自己同志的身上”。蒋建议中央以后不再用群众斗争的方式“普遍肃反”。[15]
据李锐回忆，抢救运动中“延安80%的知识分子上台‘坦白’，被‘抢救’成特务，结果这些人中，一个特务也没有”。[16]象李锐、于光远这些上过大学的中共党员，当时都曾被当作特务关押了一年多。
1943年底，中共中央鉴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被打成“特务”、各机构无法正常工作，乃决定对“抢救运动”中被定为“特务”的人逐个甄别，结果大部份人被平反。但是，为了掩盖“抢救运动”的严重错误，王实味不但未得到平反，相反却于1947年被处决，以王实味为首的“五人反党集团”也不予平反。
据亲历延安“抢救运动”的温济泽、韦君宜等人回忆，“抢救运动”制造的冤假错案甄别后，毛泽东为挽回影响，曾多次在群众集会上赔礼道歉，为抢救运动的错误承担责任。[17]但这仅仅是口头道歉而已，毛始终不承认所谓的以王实味为首的“五人反党集团”是他刻意制造的大冤案，更谈不上认真总结这次运动的惨痛教训了。当时，蒋南翔的“意见书”送到中央后，毛不但将其“留中不发”，而且对蒋南翔组织批判。此情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从蒋南翔的遗稿中获悉。[18]直到1962年，毛还毫无根据地信口胡言：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只是认为当时把他“杀了不好”，应该“让他劳动去”。[19]毛死了6年后，中共才为所谓“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平反。1991年，在温济泽等人的推动下，蒙冤将近50年的王实味才获昭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