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委托学界针对调查局移转的3万多件校园监控档案解密研究。（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脸书）
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为防范学潮动摇政权，曾在全台湾八十多所大学布建至少五千名“线人”监控校园。蔡英文上台推动转型正义，3万多件档案曝光，不少当事人翻阅档案惊人地发现30年前身边同学就是“告密者”。有当事人告诉本台，不幸的是，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这种扭曲人性的做法仍是“进行时”。
台湾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委托学界针对调查局移转的3万多件校园监控档案解密研究，发现1970年代台湾戒严时期，国民党政府推出所谓“春风计划”深入全台湾八十多所大专院校监控校园动态，包括重要院系的师生、社团干部、宿舍、职员等均有布建线人；这一计划企图透过“层层布建，室室有人”，达成“没有匪谍、没有台独、没有阴谋活动，没有政治暗流，没有学潮酝酿”的目标。光是1983年全国各大专院校布建的线人就高达5041。
至于当局恐惧的背景，促转会指出，源自国民党在中国大陆溃败的教训，以及保钓运动和1970年代韩国掀起的民主运动浪潮。因此，国民党政府将“防范学潮”视为优先任务。1970年代初期，政府结合教育行政部门、情治单位和国民党系统，成立统筹校园政治侦防的“春风会报”，由各校各自组成负责第一线情搜与动员的“校园安定小组”。
“校安会报”每两周开会一次，使政府得以即时因应各校发生的“违常事件”、打击异议，避免学生思想遭党外势力、西方思潮的“毒素”污染。
学弟月领5千出卖学长30年后档案解密发现“原来是他”
自由亚洲电台访问三名在台湾最高民意殿堂监督国政的民进党籍立法委员，他们在理想狂飙的大学时代，都受到国民党当局布建的线人监控。
“我看了之后当然都很惊讶，当年我们不管是读书会开会，或是社团开会、不管要做什么事情、结论，你念的书名、参与的人员都一一被纪录在那个档案，过了30年这些档案曝光以后，喔！原来某某某就是线民。当然我们看了会有点惊讶，原来是这个学弟。”
曾在就读大学时遭当局监控的张廖万坚，目前是民进党籍立法委员。（张廖万坚脸书）
张廖万坚说，其实他就像现在年轻人眼中的一枚“文青”，高中担任校刊主编，考取辅仁大学新闻系，与文学社、新闻社等社团学长姐共组地下社团，关心校园民主、反核、农民、劳工、环保、原住民、外省老兵返乡等社会运动，对国外新思潮、左派、当代杂志、人间杂志等对社会现象有反省批判力的文章着迷，认为大学生不可能关起门念书，应该走上街头抗争解决社会问题，因此被学校视为“异议分子”。
这批校园监控对象，是“后美丽岛时期解严前后”参与学运、社运活跃的“五年级生”。张廖万坚透露，翻阅自己的档案前，还先去外头抽了根烟。虽然当时“选择这条路”的都知道，一定被渗透、盯上，不会害怕，然而，真的解开30年前的疑惑，还是很错愕，居然有人这么钜细靡遗帮你写日记。
被监控者选择宽容原谅告密者深陷背叛的阴霾
当时调查局执行的专案，在全台布建5千个告密者，以每月约5千元新台币（约1200人民币）酬劳全面进行校园监控。张廖万坚连跟女友吵架，都被写进档案里。不过张廖万坚受访时强调，不要让外界能辨识他的线民，自己也不会主动去找他，如果不期而遇，会拥抱他。
“他如果主动来找我说，感谢你不追究或者说原谅我吧，我一定会给他一个深深的拥抱。”
张廖万坚选择宽容：“如果以转型正义逻辑，他好像是加害者的帮凶，实际上他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情治人员灌输家国大义、忠党爱国，让他陷入那样子的纠结，因为都是学生，在那个时候都是被害者，体制被害者的角色。”
张廖万坚说，庆幸台湾在解严之后，没有流血地走向了自由民主，比起历经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和清乡那一代的前辈，自己是幸运的：“虽然有被职业学生好像写日记去监控，可是我们没有因为这样失去自由被软禁、被骚扰、被限制自由，或生命被威胁。”
张廖万坚认为，当时告密的线民角色，可能为了生活或被威逼利透，是时代悲剧产物，是威权者的“帮助者”非“帮凶”，还好没有导致很严重的悲剧，他深以台湾能够转型正义成功为荣。
民进党籍立法委员沈发惠（左）1991年夏天，还是热血澎湃的学运青年，在谷关和社团开会留影。右为现在的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沈发惠脸书）
受托研究这批校园监控档案的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林国明，当年在台大念书，也足足被监控了4年。他接受台湾《苹果日报》访问提到，曾在大学毕业30年后，遇到监控他的线民，他给对方一个拥抱并告诉对方：“当年的事不会影响我们的友情”。对方向他透露，“当时自己也很煎熬，常在恶梦中惊醒，即便30年后，还是会做恶梦。”
曾是1990年野百合学运决策成员的现任立委沈发惠，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告密者曾对他“告白”：“学长要毕业，送旧的晚上，他就酒后吐真言跟我讲说，他那三年都有在负责监视我、监控。”
RFA记者：你那时听到的反应？
沈发惠：那是一个我蛮尊重的学长，那时候觉得也是很惊讶，我也没有想到怎么会是他，怎么他也会是！不过就这样，我也没有特别的愤怒，我就觉得大家都是威权体制的受害者。”
沈发惠提到，在那种时代，即使不知道线人是谁，也应该知道政府在监控你！“我想，现在可能中国的状况也是一样。我觉得这种事情，对我们当事人来讲，有时候一笑置之，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是对人性的扭曲，都是权力对人性的扭曲。”
面对国家机器拉拢吸收魔鬼与天使的交战
民进党立委钟佳滨，也走过“监控，仿佛是校园日常”的年代。当年他就读的台湾第一学府台湾大学，都是年轻菁英，更是政府的眼中钉。
钟佳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国家机器曾试图要“吸收他”，面对这种锲而不舍的接触、拢络、吸纳、试探，确实会产生很复杂的心情。
民进党籍立委钟佳滨当年参加台湾大学学生日示威活动。（钟佳滨脸书）
钟佳滨：“当你被对方试探要拉你来做布建，你可能会说，我是那种对同学忠诚度有问题的一分子吗？你怎么会这样看我，我是那种人吗？我用搭讪来形容，但是你也会想去了解到底他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也会去做初步的接触，纯粹是因为好奇，在这样的互动过程当中，当你了解原来他们打算对你做这样的事情以后，你就很清楚地表示拒绝，对方就很识趣地不再接触。”
钟佳滨提到，看到档案惊觉，国家机器居然动员这么庞大的人力搜集情报，对校园监控非常严密彻底，布建之深入、之绵密远远超乎想像。他们这些学生，只不过是在校园争取言论自由和民主。
钟佳滨发现，这监控组织文化暴露出报喜不报忧、争功诿过、情报失真的问题：“为了想表达、强调自己的贡献，夸大活动危害性，布建人员才有存在意义，以致情资错误偏差传递上去，影响当权者作出错误判断。”
威权体制受害者以台湾转型正义成功为荣对中国告密文化当道忧心
走过国民党威权监控的阴影，看到共产党近年却升高对社会和学校的监控，甚至鼓励学生告密老师，仿佛回到文革时代。钟佳滨有感而发地说，“国家监控人民，中共是个中翘楚、特别娴熟”。
钟佳滨提到，自己曾到马来西亚参加台商举办的年会，受邀表演的中国杂耍团看到现场悬挂“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旗，当下拒绝演出。“杂耍团负责人说，我们在商言商，我收你的筹金要做演出，但是你们挂了中华民国国旗，我如果继续演出，我会担心我们团里只要有任何一个人跟上级汇报，未来我们就不能出国接受商业性的演出，我们就没有收入，所以可不可以拜托你们把国旗收起来，我们才能够演出。”
“透过互相的检举、举报，来达到人民跟人民的监控，无疑地，是把人民关在一个大监狱里。台湾有幸走出来了，回过头看中国很多值得我们同情的人民，他们还活在这样的阴影中，担心周边有人监控、举发，担心因为这个举发，他很单纯要求一个温饱的经济生活就无以为继。”
钟佳滨感叹，不只在台湾，在其他国家都看到，从中国到各国讨生活的人民，还陷在被国家监控的恐惧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