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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晓明:时间的逆行者——漫谈封城日记及其异议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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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果不是故意遗忘或者无视自己的恐惧,就必须承认,在此次疫情最危险和艰难的时候,武汉的战地记者不是被封闭在小区的作者,而是敢于直接进入一线医院、殡仪馆和高风险感染社区的报道者。这些人中最有勇气的,非公民记者莫属;他们是地地道道的逆流而行。

他们没有官方颁发的记者证,缺乏基本的采访保障;连生命安全也难以顾及。可正是从

他们这里,我们听到了最脆弱者的声音;看到了最无助者的绝望。在社交媒体上,我们每天也看到来自城市各个角落的小视频,很多普通公民发出真实的呐喊。我们决不能忘记,有几位自媒体人被强制销声。时至今日,武汉已经解封,我们依然没有听到有关他们的任何消息。

强迫失踪,这就是作为公民的"战地记者"的代价。如果我们要将战地记者的美誉桂冠戴到一位不出门的作者头上,置这些消失的勇者于何地?

即使是不在封城之地,社交媒体上的封号删帖早已常态化。写出真相与观点——这对很多知名的知识分子、对于曾经的"十万加"公号,都是奢望。前几天,我看到我的校友、同为大学教授的朋友郭于华老师说:

我微博被封了80个号,微信5个,虽然还坚持着,但我觉得不能以此作为"没事"的依据。网络上能说话的已消失大半,现实中

那么多被抓被判被失踪被警告被训诫被株连被沉默的,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吧?更有历次"灾难"中那么多生命的消失,......这是怎样的空间?怎么不是地狱呢?

郭于华教授的一个80+5,意味着多少天的挫败和锲而不舍的转世?又要耗损一位社会学家多少宝贵的时间和意志力?如果把郭老师这一个人的坚持乘以无数同样的经验,是何等巨大的精神折磨和智力的浪费?我们又怎么能枉顾这一基本事实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能够连续发出六十篇封城日记者,值得尊敬;但读者难道不需要理解:你能看到的这些文字,无一不是经过了官方和自我的严格审查而幸存下来的;其中必然有迫不得已的退让和妥协。

日记体的兴起,就是在公民报道被封杀期间的退让。它得到读者的追捧,也是由于,人们看不到更多的、直接来自社会基层的战地报道。《财新》、《人物》等媒体,都有很多

深度报道,值得肯定;但是报道有禁忌,读

者希望了解更多啊。

方方日记或者郭晶日记,成了公民报道的替代作品。关键是,这些日记被发布出来了。但它也是一种创伤性的写作,为了生存下来,它需要有所规避。

这样的话,日记体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呢?

类似封城日记的公民报道,得到了日记体的自由选材和个人性。我们不会苛求任何一位作者说,他或她不该在日记里写了今天中午吃什么喝什么;因为这本来就是疫区生存的基本主题之一。而且,无论是长居的作者还是偶居的异乡人,无论是高风险街巷还是周边小区,每个人的观察都提供了此时此地疫情拼图的一个板块。

失去的呢?

除了前面所说的被销声、删帖封号之外,幸存下来的日记不可避免地成了被锁喉、断腕后的写作,是背负创伤的欲言又止;何况,还要时刻要面对封禁的危险。

你不能直抒胸臆,不能讨论所谓敏感话题;不能有政治异议......再简单一点吧,你需要配合政府,良性互动。可是,即使像方方这样良性,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一波又一波显然是经过了调度动员的所谓专业评论家已经出马,他们正在展开对方方日记的围攻。

如果说,我们的力量不够让很多封禁的声音起死回生;也许,余下的路是,需要有更多人接续日记行动。在大作家被迫封笔时,需要更多的普通人、沉默的大多数,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这篇关于日记的漫笔也要结束了。是的,

武汉已经解封,但是,很多武汉市民依然被

封闭在小区中,封禁的主题没有过时;尤其

是,在疫情没有最终向好的定局之前。

即使不能像作家方方、诗人小引或者社工郭

晶那样,写得那么自觉和及时,那么完整和

丰富;至少,让文字来举证:这场疫难是真

实的,对于个人和社会,它都应该被记住。

2020年4月10日武汉解封第三天我的微信公众号、美篇、有道云笔记......都被封禁,所以,抱歉

我没法让您用更方便的方式表达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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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Matters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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