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无论多么黑暗的时代，多么残暴的统治者，都不曾真正让文化人驯服，更不能彻底打断他们的傲骨，摧毁他们的精神，让其沦为屈辱的底层贱民。然而，这一切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一场叫作文化大革的浩劫中做到了。文化大革命究竟发明了怎样的利器，做到历来当政者都无法做到的事情？说来简单，是因为用了以下五个招数：
招数一让你有知变无知
知识是知识分子自立的资本，自傲的精神支柱，抵御暴力的自卫堡垒。历代统治者，为了驾驭知识分子，可以用尽各种手段，但又都不能不承认和崇敬他们的知识，因此也就无法断其命门，攻克这一顽固的堡垒。文革却另有绝招，那就是供剥夺文化人的知识入手，先让你有知变无知！知识难道可以消灭的吗？当然不能。因为知识存在于文人的脑子里，精神中，除非肉体被消灭，谁也无法剥夺。文革当然明白这一点。其方法是让知识变成罪过，即把知识分成革命的和反动的，贴上反动卷标的知识虽未归零，胜似归零，直接变负，越多越反动。建国以来，这种手段已屡试不爽，但文化大革命做得最彻底。要了解此时中国文化人的狼狈相，只举作为中国当代顶级文人的郭沫若为例就足够了。
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痛心疾首地检讨说：“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现在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写的东西比我们好。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夸夸其谈的什么哲学家、史学家、什么家，简直不成家，可谓狗屁不如。”郭沫若的这个否定自我同时也是否定所有文化人的检讨发言，经最高批示，4月28日在《光明日报》全文刊登，不久《人民日报》与全国各大报纸都全文转载，对全国知识分子起到了震慑和示范作用。作为中国文化最高殿堂的掌门人、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已经惶恐到承认自己的会部学问可以旧零，其它人更当如何？
郭沫若讲这番话，还是文革山雨欲来初起未起之际，随着文革的狂风暴雨席卷全国，几乎所有的中外古今优秀文化都被列入批判打倒之列。大量珍贵书籍、文献、资料、教材被损坏、被焚烧，学校停课，高校停招，图书馆关门，出版社停业，……，一时间，读书无用、知识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响彻中国大地，发展到后来的树立“白卷先生”的样板，考教授的闹剧，电影《决裂》中喊出的“手上的老茧就是上大学的资格！”的口号，知识无用论彻底统治了全国。知识分子自立的资本变成罪证，自傲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自卫的堡垒不攻自破。文革用釜底抽薪的办法，终于找到打断他们脊梁骨的封喉一剑！
招数二让你可辱不可杀。
几千年来，中国的文化人始终抱定这样一个信条：'士可杀不可辱”。他们真的不怕死吗？非也。但他们更怕受辱。死，是对肉体的剥夺，辱，却是对精神的摧残。如果要二选一，有风骨的文化人宁愿选择前者，因为他们把尊严看得高于生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很多文化人又把坚持信仰看得高于生命，把“文死谏”的“死”当作一种使命，一种殉道，可以流芳百世。相反，忍辱偷生则是莫大的耻辱，将会遗臭万年。与之桴鼓相应的是，历代统治者也大都默认了这一原则，把它当作稳定统治的平衡术之一。他们可以对“士”施以高压，将其投入监狱，甚至砍掉脑袋，但“刑不上大夫”，不从人格人身上凌辱斯文。这无意中又成为文人保护自己脊梁的一道铠甲。文化大革命正是看穿了这一点，反其道而行之。它对文人举起的不是屠刀，却是鞭子和污水桶，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把文人们的“外衣”剥得精光，对他们施以鞭笞，泼上脏水，变尽花样，尽情羞辱。戴高帽，挂黑牌，涂花脸，阴阳头，喷气式，跪石子，用尽了一切下作的手段，目的只有一个：让斯文扫地，颜面尽失，从精神上彻底摧垮文化人。
我们不想对那不堪回首的年代进行全面回顾，只撷取几个镜头：
1966年8月23日，在北京国子监发生了丑陋的一幕。“红卫兵造反派”打着“破四旧”的旗号，在国子监孔庙大院内把他们艘罗出的大量戏装、道具堆成小山，纵火焚烧。同时把著名作家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著名艺术家荀慧生、马连良、袁世海、侯宝林等三十多人抓来，分别挂上“黑帮分子”、“反动权威”、“美蒋特务”、“苏修间谍”之类的大黑牌，进行现场批斗。他们有的被剃成“阴阳头”，有的头上还被泼了墨汁。红卫兵强令他们跪在火堆旁，忍受烈火炙烤，用道具刀棒或铜头皮带抽打。刚从医院出来的六十七岁的老舍从上午到晚上，从文联到文庙，先后经受两轮长时间批斗，肉体和精神受到极大折辱，因顶撞红卫兵，说了一句“士可杀、不可辱”，当即被打得头破血流，晕死过去。当晚，不堪受辱的老舍在太平湖投水自尽。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六·一八”事件。40多名（有的回忆说是60多）教师、干部，其中包括著名教授王力、吴组缃、王瑶等遭集体批斗。部分学生在39楼设了“斗鬼台”，采取戴高帽、挂牌子、打骂、罚跪，将墨汁倒在被斗人的脸上，拿厕所的纸篓套在被斗人头上，甚至污辱女性等各种践踏人格的手段。很多人反对并谴责了这种野蛮做法，远在外地的毛泽东则表态“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全国立刻闻风而动，掀起了批斗、侮辱、迫害教授学者等文化人的高潮。在后来的北大校园内，不少大名鼎鼎的教授都遭受过类似的折磨，如美学教授朱光潜、东语系教授季羡林、西语系教授吴兴华，等等。劫后余生的季羡林在后来出版的《牛棚杂忆》中详细描述了这让人不堪回首的岁月。许多被批斗、被折磨的教授、教师们无法忍受所未有的侮辱，而选择了自杀。
1966年8月5日到８月７日，复旦大学野蛮揪斗了一大批“牛鬼蛇神”，刮起后来人们所称的“斗鬼风”。在用乒乓球桌搭起的斗鬼台上，各系竞相拉出本系的“牛鬼蛇神”上台批斗。他们被逼跪在台地上，手里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某某分子某某某”，他们被反架双臂，揪住头发，不断拳打脚踢，变着花样肆意折磨。数学系的苏步青教授被押上台，主持大会的一位女同学边声嘶力竭地声讨、斥骂。边把一瓶红墨水倒在苏教授谢顶的头上，随即将其推到台下，责令他在晒得冒泡的柏油路上学狗爬，再带着纸做的牛头帽子游街。生物系在批斗谈家桢之后，用绳子捆着他在地上拖了很长的一段路，拖得死去活来。而七十多岁的化学系教授赵丹若，在斗鬼台上被学生用草绳捆住从台上直接往下拉，不幸当场就跌死了。”在“斗鬼风”的高潮中，大字报栏上还贴出一张漫画《牛鬼蛇神群丑图》，把周予同、周谷城、苏步青、谈家桢等老教授都丑化了一通。
除了肉体上的挫磨，让文化人更难以忍受的还是精神折辱。1973年，四人帮为配合对“白卷英雄”的宣传，策划了一场“考教授”的闹剧。沈阳医学院革委会和工宣队以开会为名，把学院基础部的38名教授、讲师召集到教室，拿出事先策划好的考题，釆取突然袭击的方式进行考试。考试的结果可想而知，于是就把这些教师赶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逼迫他们承认张铁生是“反潮流英雄”。毛远新听到汇报后大为高兴，指示：“这个办法很好，各校都可以试试，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么！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考考教授又有什么不可以！”很快，在江青一伙的支持之下，这股“考教授”歪风就在从辽宁刮向全国。
1973年12月中旬，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肯定了毛远新“考教授”的做法，他还提议在北京把大学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考他们。江青根据毛泽东的谈话，在北京搞了一场规模更大的“考教授”。1973年12月30日，江青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名义，召集国务院科教组、北京市革委会科教组开会，决定对教授“突然袭击”，进行考试。为了怕教授们预先知道，釆取了欺骗手法，以召开座谈会的名义把教授们骗到考场，突然拿出试题说要考试。理由是毛主席讲过：老师成天考学生，现在也要考考老师。既然大学要考查学生的文化程度，那就先考考老师。“破师道尊严”。于是发下数学、物理、化学考题，强迫这些多年来从事文史哲、外语、体育、艺术、医学、生物等不同专业的“臭老九”们当场答卷。这些考试的题目跟这些教授学的专业毫无关系，纯粹是为了要证明“高贵者最愚蠢”。结果北京市参加考试的正、副教授共613名，200名教授、副教授交了白卷；及格者53名，占8．6％；不及格的是560名，占91.4%，总平均为20分，其中一个学校6个教授得了6分，人均只有1分。上海不甘落后，也如法炮制“考教授”。1974年1月3日，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召开各大学负责人会议，要求参照辽宁及北京的做法，也对大学正、副教授进行一次考试。考题以1973年高校招生测试中若干中等水平的试题为主要内容。1月5日上午，市革委会文教组对上海市18所高校650名教授、副教授进行考试。试题不顾教授专长，分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四部分共17题，考试结果及格65人，占10％；不及格585人，占90％。
面对突然袭击考试，教授们备受屈辱，心怀激愤，他们中很多人用自己的方式进行了抵制和反抗。有的拒绝作答，干脆交了白卷。有的当场在考卷上写下自己的反对意见，有的故作怪异的答案，或讽刺诗句，表达内心的愤懑。北师大历史系著名教授白寿彝被骗进“考场”后，在卷子上只写下名字，便拂袖而去。，结果被广播批判、通报全国。对于突袭考倒教授的“成果”，江青一伙十分得意，被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毫无知识、一窍不通、连大学生入学资格都没有的事例而广泛宣传。他们发表了一篇《考教授有感》，登在国务院科教组的刊物上，对教授们极尽嘲讽污蔑之能事。在1974年1月25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姚文元津津有味地描述如何用“考教授”戏弄知识分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什么呢？有的教授答是注意清洁卫生。还有说是《水浒传》是讲什么东西呢？有的教授说是讲社会上很怪的事情。”江青接着说：“最糟糕的是，自命为社会科学家，但是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哪，五大特点哪，一概答不上，那么，这就不能够说是考得不对了。你自己专业是社会科学家嘛，列宁的名著嘛，《帝国主义论》嘛，有五大特征嘛，一个也答不上。”江青们甚至还专门拍了一部未来得及上映的电影《反击》，重点讲述了这个“考教授”，作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果”。而文革后的一部“伤痕电影”《苦恼人的笑》，则让人们带着眼泪回顾了”考教授“的荒诞场面。试问，在这样亘古未有的羞辱之下，中国的文人还怎样能挺直自己的脊梁？
招数三让你有口不能言
中国的文化人虽然手无缚鸡之力，但却有两个武器足以让人敬畏。一是有笔如枪，一是有舌如剑。正所谓: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只要你给他们发声发文的机会，文弱的书生就会变成头上长角的公牛，浑身带刺的刺猬，让任何对手都倍感头疼。然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通过精准打击，让知识分子集体“哑火”。方法很简单：堵住他们的嘴，夺去他们的笔。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文革场面：批斗台上，一排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被按住脑袋架起双臂弯腰撅腚，听红卫兵小将和工农兵造反派慷慨激昂地揭发批判其罪行，如果哪一个被批判者想做申辩，立刻招来一片雷鸣般的怒吼：“某某某必须老实认罪！”，“某某某拒不交代，只有死路一条！”“某某某不投降，就让他灭亡！”。话不让说，写就更不必提。其时的媒体报刊，大部分被贴上“封资修”的标签封闭了，小部分成为文革的喉舌，昔日的专家学者文人，只有被点名批判的份儿，哪里还容得一字一句？再说了，他们恨不得把自己过去惹祸的文字全都付之一炬，哪里还敢留下新的文字证据？要说要写，只能像郭沫若那样自贬，自污，自贱，检讨，认罪，自我批判，自我否定，或丧失文人气节，违心地吹捧文革，许多人又不屑为也。
被封了口，夺了笔，文化人自然完全没有了抵抗之力，任人摆布。我们不能不想，这么简单有效的办法，历来的当政者为什么就没有想到，不去施行呢？远的不去说，以我们一直认为最专制最残暴的蒋介石政权为例。1932年10月15日晚，在国民党巨额悬赏多年后，患病在家休养的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第四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陈独秀被捕后，国民党各界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严惩”、“处极”、“明正典刑”、“迅予处决”。1933年4月14日，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开审陈独秀，审判进行了三天，旁听席上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章士钊主动为陈独秀辩护，十分卖力，陈独秀却不领情，说：“律师所云惟其本人观点而已。吾人之政治主张，以吾本人之辩护状为准。”法庭上一片惊叹：“革命家！”陈独秀慷慨答问，“态度安闲，顾盼自若，有时且隽语哄堂”。其《辩护状》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均选为法学系教材。审判后，55岁的“老青年”陈独秀被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判刑13年，被押解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俗称老虎桥监狱。陈独秀却将监狱变成了研究室。他在牢房里摆了两个大书架，上面堆满了经史子集。在监狱中，陈独秀写下了《独秀文存》第九版，蔡元培亲自为这个在押犯人写序。令国民党大员们唏嘘不已。《独秀文存》被评为二十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
陈独秀被关押期间，宋美龄等显要都曾前来探望。陈独秀托胡适设法把《资本论》译成中文，胡适认真操作，经常写信报告进展情况，叫他放心。而本无深交的蒋梦麟特地前来探望，并携来几部章回小说，被陈独秀视为知音。别的我们不多说了。奇怪的是，蒋介石难道没有办法和力量严厉惩罚他，就让他法庭上豪言，监狱里著述，慷慨风流，桀骜激昂，肆意挑战统治者的权威，对比文革，何其愚蠢无能！还有，当“救国七君子”在国民党法庭上慷慨激昂为自己辩护，弄得国民党法官狠狈不堪时，什么不把他们押到斗鬼台上，到高帽挂黑牌摆喷气式，再动员一批人（哪怕是地痞流氓）围着他们高呼口号？。鲁迅以笔为枪，对蒋介石口诛笔伐，向统治者公然宣战，虽文被删审人被通辑，仍能发文出书讲演，蒋介石为什么想不到对他的文字全面禁绝封杀？反过来想，如果鲁迅活到文革，会是怎样的结局？也许根本等不到文革。毛泽东曾说过，鲁迅活到现在，要么不再开口，要么是在监狱继续写作。很多电影小说中中共党员在监狱里，在法场上慷慨陈词，高呼口号，法场商高唱国际歌，英勇就义的场面更是让人们敬佩，同时也看到蒋介石的愚蠢无能，居然容忍他们当面骂娘，当众挑衅！如果他们聪明点，早点学到文革一招半式，何至于让文化人如此猖狂？也许，这就是他们在对付文人上不如共产党的地方吧！
招数四让你秀才遇到兵
中国的文人脊骨虽硬，但也有一怕。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因为有知识有教养的文化人，喜欢讲理，不怕辩论，君子动口不动手。但遇到胡搅蛮缠又气势逼人的“兵”，就没了脉。好吧，怕什么来什么，文革就专门用“兵”来对'士'，什么兵？一是红卫兵，一是工农兵。红卫兵都是稚气未脱的青少年，但在文革的狂热煽动鼓动，却一个个变成凶神恶煞，面对昔日敬仰有加的师长，贴大字报，开批斗会，抡皮带，戴高帽，用尽了各种顽劣手段，以肉麻当有趣，把污辱师长当成恶作剧，煞有介事地批判他们根本不懂的学术。中国的工农兵本来有敬重文人的传统，但文革中知识分子变成反功权威，牛鬼蛇神，臭老九，在工农兵眼里就成了土改时的土豪劣绅，按照毛泽东《湖南思念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大加赞赏的斗争方式，不再客气了。古代秀才碰到个把兵尚且无理可讲，文革中的文人面对的是排山倒海的群众运动，是狂热到近于发疯的造反派，是被文革认可鼓励的对“反动权威”、“黑帮分子”实行群众专政，是私设公堂、牛棚、劳改所，和各种酷刑，进行肉体折磨，就真的剩下一条路：“只能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了。
招数五让你想死不能死
许多文化人难以忍受文革的高压和屈辱，不惜以死抗争，用死捍卫自己的尊严。但文革却自有高招，让你活着难受，死更不易。高招之一就是所有自杀身亡者，都死罪难逃，被戴上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帽子，死有余幸，罪加一等，褐及妻孥，株连九族。可怜已经决心赴死，却先要费尽心机设计一个相对“安全”的死法，以免死有余辜，祸及妻儿。邓拓被逼自杀，在留下的遗书中仍然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翦伯赞夫妻携手自杀，仍不忘记在大衣口袋里留下一张字条：“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著名文艺理论家叶以群跳楼自杀身亡，给妻子和孩子留下遗书谆谆嘱咐：“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求你们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共产党的话！为党立功！”
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慧珠遭红卫兵批斗、殴打后自杀身亡，在绝命书中仍要写上一笔：“感谢红卫兵小将对我的帮助”。千古艰难唯一死，死最艰难唯文革！试问古今中外，有谁见过比这更悲惨的场面呢？这样代价巨大的“死”，又有几个人承变得起？求生不易，求死不得，文化人除了忍辱负重，弯下自已的脊梁，还有别的出路吗？
五大绝招，五根大棒，五道枷锁。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人的脊梁就这样被文革敲断，再也直不起来。今天，整治知识分子的这些手段早已绝踪，但是，十年浩劫，百年遗毒。断骨容易接骨难。中国文化人的腰板如今是否已经真正挺直挺硬呢？
但愿经历过文革的文化人不要忘记当日旳教训，没有历过文革的后来人多多了解文革的悲剧，更珍惜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