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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赫: 致命危局下 中共在香港掀政治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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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可谓机关算尽,但是它的性命还是要“误了”,因为它总是看不清形势,总是往死路上奔,还生怕跑慢了。因此,中共当前在香港再次掀起政治风暴,只不过是“死前丧智”的一种表现了

香港民主人士表示,从港警18日抓捕民主人士来看,全球应对病毒大流行之际,中共的优先事项仍是压制香港

社会上流行一个词叫“作死”,所谓“不作不死”,用在中共身上最贴切不过了,最新的例证是香港这几天发生的三件事。

其一,4月22日,中共国务院任免五位局长,为港府高层换“药渣”。

这次任命有两大看点。第一个看点,接替刘江华出任民政事务局局长的徐英伟,与接替刘怡翔出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的许正宇,不仅是最年轻的(43岁),而且都来自亲共的民建联。民建联是中共在香港扶植的第一大党,它的主席李慧琼,去年12月5日在立法会上,大力开骂港府官员,妄称反送中运动已经变成“反政府、反警察,冲击一国两制”的暴乱,而林郑团队没有能力支持“止暴制乱”。

第二个看点,入境处处长曾国卫接替聂德权出任政制及大陆事务局局长。入境处是中共渗透港府的重心,自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后,多届入境处处长仕途之好非同一般,以致有评论指“原来香港所有重要敏感的高官都由入境处的官员升任。”

尽管林郑声称这次调整是“向前看”,但根据香港民研4月初的民调显示,各司局长中民望最低的,依次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而他们全部都没有被撤换,反映今次人事调动的考量并非以民望为主。

中共这次任免港府主要官员,应付《逃犯条例》修例工作的主要官员没有更换,显示中共不希望给予外界觉得修例是错误,或是向示威者示弱。中共的意图在于,在力撑港警之外,还要全面控制港府,向左急转,对港人抗争要更狠,更“彻底”,更得心应手,更如中共的意。

其二,4月21日,林郑推翻过往立场,同意“两办”(中联办、港澳办)所称其之代表中央处理香港有关事务,凌驾于《基本法》22条之上。

内务委员会是香港立法会内其中一个专责委员会,负责处理立法会有关的事务,例如制定每星期的会议议程。香港立法会自去年10月复会以来,首个工作是选出内务委员会主席,但至今仍然未能选出主席,令委员会停摆,无法展开其它工作,包括中共急欲通过的《国歌法》立法。

4月13日,中联办和港澳办发声明指控主持选举的泛民议员郭荣铿“滥用权力”,拖延内务委员会主席选举;中联办称这种“拉布”行为是违背立法会议员的就职誓言,港澳办更指郭荣铿可能触犯“构成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

由此引发对《基本法》22条的争论。该法条被视为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关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泛民主派认为,“两办”违反了《基本法》22条,香港立法会的事情,应由香港立法会自行内部解决。

4月18日,中联办自称不是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故不受第22条所限。此言一出,港府不得不改变过往立场,在6小时内三度发稿,最终版本附和中联办口径。4月21日,港澳办连发三稿,为中联办背书。同日,林郑会见记者时称,相关官员对于《基本法》认识“未必完全好透彻”,所以出现过去几份交予立法会的公众文件似乎是前后矛盾的说法,但重申“今日情况是好清晰的”、“现在的立场是非常清晰的”,并认为事件“说明一些宪法问题需要愈辩愈明”。之前,2000年宪报确认中联办根据《基本法》22条设立;现届政府亦多次确认驻港机构须遵守22条。

此事件是“两办”首次公开评论立法会内部运作。中共“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声称,这是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年初上任后,“两办”首次高调抨击民主派,形容事件“不寻常”,是中共向泛民主派的一次警告。而且,4月15日,骆惠宁发表强硬讲话,香港应尽快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层面下功夫,“决不能让香港成为国家安全的风险口”;并指反送中运动是所谓的“港独”、“黑暴”,危害中共的所谓“国家安全”。他还声称,近年外部势力对香港事务“深度干预”。

其三,4月18日,港府突然大拘捕包括有“香港民主之父”之称的李柱铭等十五名泛民主派重要人物。

上周六被捕的人士中,包括81岁的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民间人权阵线副召集人陈皓桓,以及何俊仁、单仲偕、杨森、李卓人、何秀兰、蔡耀昌、梁国雄、区诺轩、吴文远、黄浩铭和72岁的吴霭仪等。香港警方声称他们去年分别涉嫌参与或组织未经批准的游行集会。

此前,3月26日凌晨,香港中西区区议会主席、民主党区议员郑丽琼被警方拘捕。港警指控她涉及“煽动谣言罪”。据悉,郑被捕与她转载一则起底防暴警员的帖文有关,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峯批评警方公报私仇、滥捕滥告。

这也是继今年2月28日后的又一次集中抓捕行动。当日,民主党前主席杨森以及李卓人等多名泛民主派资深人士被警方拘捕,被指涉“反送中”8·31集会游行活动。

以上三件事,集中发生在四月份,这个时间点的选择中共颇用心机。

第一,武汉封城二个多月,终于解封了,中共认为自己已成功抗疫,国内大局稳定了;相反,美、欧、日等现正在水深火热之中,腾不出手来对付自己,这是一个难得的时机,不可错过。

第二,港府利用抗疫,封堵港人的集体抗议行动。4月22日,港府宣布4人限聚令等防疫措施再延期14天至5月7日。同日,香港报章《明报》引述警方消息说,不会批准五一游行;有可能引用公安条例,不会批准六四晚会;至于七一游行申请,暂时不会处理。持续了30年的香港维园六四晚会,或在第31年中断。

第三,中共对美再次开展“人质外交”。去年11月,川普总统签署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法案规定,总统必须180天内即今年5月25日之前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列出那些“破坏香港的基本自由和自治(权)”的人士。中共无法有效反击美国执行该法案,就施展流氓手段,用抓捕十五名泛民重要人士与美来讨价还价。这十五人都于4月18日当天获得保释,等待5月18日聆讯。5月18日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太巧了?

第四,今年9月,不出意外的话,将进行香港第七届立法会选举。获得绝对多数需36席(议席共70席),中共和泛民的目标都是争取选席过半。2016年泛民拿到了30席,去年区议会选举中泛民又大获全胜,今年立法会选举泛民极有可能达成目标。因为在反送中和中共病毒(武汉肺炎)两件事情后,港人的政治意识大大提高,急于求变。中共对此极为恐惧。因此,中共提前进行部署、预为防范(包括以上三件事),全力打压泛民,拉拢中间派选民,为建制派造势。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就在脸书上质疑,中共这次批评立法会议员(郭荣铿)违反宣誓誓言,是为“DQ(取消议员席位)铺路”。

中共可谓机关算尽,但是它的性命还是要“误了”,因为它总是看不清形势,总是往死路上奔,还生怕跑慢了。

当前的形势中,至少有五点对中共是致命的:

——首先,中共病毒(武汉肺炎)二次爆发已是大概率事件,而且,可能还伴有其它灾难,所谓“祸不单行”;

——其次,美、欧等多国向中共追责求偿,已成定局;

——再次,中共经济与世界脱钩,正在加速,中共统治的经济基础即将崩塌;

——第四,港人拚死抗争,绝不屈服,必然推动各国取消给予香港的特殊地位,并对香港和中共相关人员、机构进行制裁;

——第五,中共内斗激烈化,必然掣肘当局的对港“清场”政策,目前这种僵硬、强硬的政策难以持续;而且,公安部副部长、国保头子孙力军的落马,对港警和中共在港势力都是一个巨大冲击,他们不可能毫无顾虑地为中共卖命了,要留后路。

因此,中共当前在香港再次掀起政治风暴,只不过是“死前丧智”的一种表现了(更多“死前丧智”的表现,详见笔者的“中共政局——三病缠身死前丧智”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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