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六四”镇压已经过去了20年。这是个非常沉重的话题。一提起“六四”，又把我带回20年前那个残暴、血腥、令人心悸的夜晚。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夜，刻骨铭心，改变了许多中国人的命运，也包括我自己。1989年年初，当时时局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改革已经进入了第10个年头，邓小平跛脚鸭式的改革已经累积了许多社会矛盾，而前一年物价闯关的失败更是激起了民众的不满。这年春天，胡耀邦抑郁而终。1他是中共党内最后的一个理想主义者，赢得人们的爱戴。以大学生悼念胡耀邦为先导，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运动。
1989年5月17日，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成千上万名民主示威者。 （网络图片）
当时，我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学生们提出的整治腐败、推进民主的要求，代表了普通民众的呼声，多数机关干部也都站在学生一边，很多人利用上班时间跑出去看学生游行。记得4月27日大游行那天，一早到机关，就听说大学生准备上街游行，当时武警和公安在中关村一带布置了几道封锁线，有可能发生流血事件。整个上午，机关里都在议论这件事，牵挂着学生的安全。中午得知学生已经冲破了警方的防线，向天安门广场进发。
我随即跑出去，站在复兴门的立交桥上，看着由北向南的游行队伍，一眼望不到头，各大院校的队伍依次走过。记得走在清华大学队伍最前面的是几位满头白发的老教授，他们举着一个白色的条幅，上面写着：“跪久了，站起来遛遛”。这是一种黑色的幽默，里面五味俱全。当时我一看到这几个字，感到一种心灵的震撼，眼泪不由自主掉下来了。我能够体会出这句话的分量，其中所包含的沉重和酸楚，那是一种在经过精神虐杀的炼狱之后而从心底发出的呐喊。
当时，我真有一种精神上获得解放的感觉。中国民众经过多年的极权统治，已经让政治给整怕了，人性被扭曲，良知被吞噬。知识分子更是被打断了脊梁骨，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对政治的恐惧已经溶化在整个民族的血液里面，化成一种本能，一沾政治，就谈虎色变，避之唯恐不及。这种心理阴影，像梦魇一样缠绕在中国民众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
我的童年是在恐惧中度过的。我6岁那年，我父亲因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2表示了不同看法，在庐山会议后批判彭德怀的斗争中，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充军西藏。文革中，我的母亲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关进秦城监狱。家庭的遭遇，使我很清楚中共政权的残暴本质，当政者势必对任何挑战他们的人秋后算账。尽管如此，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后，一直牵挂着我的心，每天上下班的时候，我都有意识地骑车从天安门广场绕一圈，了解当天的情况，劝说学生不要过激，给自己留有馀地，祈望事情能够善了。
记得走在清华大学队伍最前面的是几位满头白发的老教授，他们举着一个白色的条幅，上面写着：“跪久了，站起来遛遛”。这是一种黑色的幽默，里面五味俱全。当时我一看到这几个字，感到一种心灵的震撼，眼泪不由自主掉下来了。
5月18日，是学生绝食的第6天，当时不断有昏厥的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护车的呼啸声揪着每一个人的心。对当局的冷血，当时整个社会情绪已经到了爆发的临界点。在这种情况下，我带领机关干部走上街头，声援学生，并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自愿请愿团”的名义，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否定把学潮定性为“动乱”的《人民日报》社论，3承认学生发起的爱国民主运动，并提出“清除腐败，要从最高领导人做起，大义灭亲”。这封公开信后来被人贴到中央组织部的报栏里，成为清查时的一件大案。
中国民众经过多年的极权统治，已经让政治给整怕了，人性被扭曲，良知被吞噬。知识分子更是被打断了脊梁骨，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对政治的恐惧已经溶化在整个民族的血液里面，化成一种本能。
戒严后，4北京市民自发地组织起来，把戒严部队堵在城外，形势一度密云不雨。不过，当局不惜流血来重新控制局势的趋势越来越明显。6月3日那天早上，我上班时绕道六部口，看到北京市民截住了一辆装有刺刀、钢盔等军用物资装备的军车。下午，听说集结在中南海5里的军队出动，抢回了军车和装备。我急忙骑车赶到现场，当时军队刚刚动完手，还可以闻到空气中瓦斯毒气的味道。几个市民被打得头破血流，阳光下，雪白的汗衫染着殷红的血迹，格外刺眼。这是自学生绝食以来，第一次看到血腥的场面，心一下子揪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