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柏林6月5日的日记中留下了另一个线索：“王铭找了孔原，熊钢找了薄一波，还找了许多其他的老干部，都坚决支持我们干革命。”
激烈对峙的双方在大门内外贴满了色彩激昂的标语和大字报。四中送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一幅对联是：“先驱者，为革命，洒尽碧血；后继人，保江山，掏出红心。”
针锋相对的代表是工人出身的清华附中高三女生宣夏芳，她高声朗读了以“宣战”名义贴出的大字报《致×中的干部子弟们》：“什么是红卫兵，是反动组织黑卫兵”，“你们后面是靠不住的冰山”，“我们要用鲜血保卫党支部，保卫党!”
但这时清华附中两派都不知道，在6月3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团中央书记胡克实领受了领导北京中小学文化革命的任务，决定向重点学校派遣工作组。
1966年6月中至7月底(发展期)：对抗工作组代表的传统体制
【6月8日：工作组进校。宣布支持红卫兵】
6月8日晚上，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工作组一共5人，多是在中央团校学习的各省市骨干。工作组组长是章建华，但实际掌权的是中央团校哲学室主任刘晋。
身兼海淀区工作队副队长的刘晋戴着眼镜表情严峻，第二天晚上即召开全校大会明确支持红卫兵是坚定的左派，并宣布学校领导班子靠边站交待问题。形势的突变使大操场一片愕然，红卫兵随即以胜利的姿态贴出题为《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的大字报。
学校的大字报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工作组在随后的汇报中对此颇为得意：“到目前为止，全校师生已贴出20000多张大字报，揭露了一批严重问题，揪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初步开展了批判斗争，大煞了牛鬼蛇神的威风。工作组进校时，右派势力气焰嚣张，左派力量孤单，左派学生仅101人，占学生总数的8％；左派教师2人，占教职工总数的1.7％。目前，左派学生已增加两倍，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3.9％。”
刘晋在40年后告诉笔者：6月8日当时主持团中央工作的胡克实打来紧急电话，让他带工作组去清华附中支持红卫兵，并要求他每天晚上9点用直线电话汇报情况。
【6月中旬：批斗校领导和成立革委会】
从6月17到20日全校开始在工作组的主持下三次批斗万邦儒和其他校领导。刘晋回忆道，他当时宣布：“对学校领导万邦儒只准动口不准动手。”
在这三次批斗中，万校长只低头，但是不认罪。万邦儒在文革前后都被两派公认为独特的教育家，络腮胡子口若悬河充满魅力。看着自己苦心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反过来争相批判自己，他的痛苦可想而知。
有两个实质性的事情给了万邦儒及支持者致命的打击：一是6月17日中央决定暂停高考，这让以投考一流大学为唯一目标的高知子弟顿时感到“五雷轰顶，一片黑暗。”(周舵)“甚至烧毁了自己所有的课本。”一是6月20日宣布万邦儒撤职反省，让万邦儒认为运动只是一阵子的幻想破灭了。主管附中事务的清华副教务长邢家鲤也被揪到附中批斗。
6月21日，全校召开全体师生大会选举革命委员会。但当工作组在人选上要求有更大代表性时，遭到红卫兵抵制。结果21个革委会委员基本由红卫兵核心组成，王铭当选主任，张晓宾、卜大华为副主任。虽然在那种情势下是一面倒的高票当选，但昔日占据舞台中心的高知子弟看着这些其貌不扬的干部子弟走上主席台，内心感其“个个面目可憎”。
这时工作组才感觉到红卫兵并非是一群随意摆布的中学生，已表现出强烈的权力意识。他们不可能容忍在正统的党组织之外出现第二个权力中心，开始筹建新的分团委以取代革委会。红卫兵头头的碰头会又回到圆明园。
当时红卫兵并不知道工作组的做法直接来自中央。6月下旬，胡克实传达了刘少奇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认为工作组已控制了局面，提出“复课闹革命”和“消化红卫兵”。
【6月24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
6月23日，团中央的《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强调左派要服从工作组团结大多数。红卫兵随即在6月24日贴出两张大字报公开进行反击，一篇就是后来震动中央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这篇贴在教学楼一楼门厅正中的大字报，第一句话就提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观点：革命就是造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
这篇充满激越口号的文章由红卫兵才子骆小海执笔，后来被一再模仿变成文革时代的新八股。但最后的结尾“……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明眼人一看就是针对掌权的工作组的。但工作组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只是觉得在共产党的天下提倡“造反”匪夷所思。
当时狡黠的红卫兵故意留了一个破绽，没有点明这段话的出处。工作组果然上当，写了简报上报，一直报到刘少奇党中央那里，被定性为“反动”。实际上这句话缘自6月9日《人民日报》第六版的一篇不起眼的短评《汉弗莱的哀叹》。它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时代给斯大林祝寿时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没有人注意到这句隐含在边角评论中的支言片语，但嗅觉灵敏的红卫兵马上捕捉到了。
当高一的红卫兵刘刚、张树平等把这张“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抄到清华大学时，给了当时被清华工作组压制的蒯大富以极大的支持。但遭到拥护工作组的主流学生愤怒围攻，甚至到清华附中要求“逮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红卫兵”。
6月26日，胡克实听了刘晋的汇报后，认为红卫兵“相当不懂事”，“能不能把党团组织恢复起来，把红卫兵消化在党团组织之中”。(卜伟华摘自清华附中工作组1966年6月27日简报。)同时其他许多中学的红卫兵被宣布为非法，清华附中再次成为内外瞩目的焦点。
但当红卫兵在7月4日《再论造反精神万岁》正式引用毛泽东的这段语录时，工作组已被拖入非常被动的境地。老练的工作组一方面突然成立排除了激进红卫兵的分团委，由自己担任正副书记取代了红卫兵掌握的革委会；一方面迂回拜访红卫兵头头的家长采取怀柔分化政策，并于7月17日把208名红卫兵骨干拉到沙城兵营封闭军训，逐渐夺回了主动权。
【7月20日：《阶级路线万岁》和批斗升级】
尽管工作组和红卫兵出现矛盾，但在批判学校领导上是一致的。除了全校的批判大会外，各班都开始批斗老师，并且扩大到“右派学生”。在宋柏林的日记里纪录了7月5日批斗团委书记顾涵芬、7月11日批判班主任丁淑慧、7月20日批判学生郑国行。
批斗会由各班的红卫兵核心小组发动，这些未经世事的学生对组织批斗会却并不陌生；学校领导给他们入学的第一课就是去参观清华大学的“反右展览”，现在反过来自食其果。班主任被争先恐后的学生围在中间，任何辩解都会招来更激烈的呵斥甚至墨水和浆糊。
7月1日北京大学附中“红旗”纪念建党日，“邀请上提出苛刻要求，一律是干部子弟，而且尽量穿黄军装。”(宋柏林日记。)这个等级森严的晚会首次唱出了《造反歌》。7月20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激进派“齐向东”写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的大字报并在全校广播。也就是在这天他们开始批斗本班四个出身旧阶级的“右派学生”。
【7月下旬：与工作组摊牌】
这时红卫兵内部出现了一个意外的冲击：红卫兵第一把手王铭的父亲受到批判，而他跑到现场阻止了揪斗他爷爷的批判会。王铭的父亲王仲方曾任已被打倒的罗瑞卿的公安部办公厅主任。胡克实要求刘晋借此机会迅速解决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问题。
7月24日晚上，双方班子的全体成员在教学楼办公室正式摊牌。此前工作组已经无法容忍红卫兵的我行我素，工作组的小叶曾冲进广播室，撕掉了红卫兵擅自播音的广播稿。据刘晋回忆：在这次马拉松式的交锋中，胡克实三次打来电话，要求他直接点出王铭的问题，击垮红卫兵的软肋。
进进出出的刘晋几次提起话头，又都咽了下去。一是发现王铭还有群众基础，二是他发觉红卫兵班子意外团结，一点名必然局势无法收拾。尽管刘晋在上司胡克实的质问和下属章建华的催促下几次拍案而起，但根据自己二十几年群众运动的经验，终于没有点名。
而红卫兵为这次摊牌做了充分沟通，策略地让王铭退出一线，以免让工作组抓住把柄。会上由卜大华据理力争，由张晓宾回旋底线。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在刘晋被叫出去接胡克实电话的时候，人大附中的徐浩渊跑来告诉了卜大华一个小道消息，“团中央已经把胡启立揪出来了。”两个都自以为摸了对方底牌的对决胜负难分。会后刘晋把风传胡启立倒台的消息报告胡克实时，胡还认定是红卫兵的谣言，命令刘到清华附中召开大会辟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