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恐怖”，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肇始人于8月27日发表了一篇逆流而上的声明《十点估计》。
这篇声明一共写了十条，核心就是反对暴力。文章由几个头头连夜匆匆议定，由骆小海执笔汇总，总标题《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是卜大华定的，颇有点代替中央指点全局力挽狂澜的狂妄。
实际上在前一天，张晓宾和骆小海曾跑到钓鱼台向分管清华的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提出，中央能否制止打人。王表示，中央说话不如红卫兵自己说。这是因为当时北京街头已成为中学红卫兵的天下，根本不把党中央和新市委放在眼里。
第二天，《十点估计》印成大批传单，由张晓宾从他父亲的铁道部调来数十辆卡车分四路到北京市内进行大规模宣传。《十点估计》引起了城里主流红卫兵的不满，但在民间引起巨大的反响。传单被一再翻印，变成正式文告一夜贴满全城，继而传遍全国。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就在宣传《十点估计》前后，打人风潮也席卷清华附中，刘树华老师跳入烟筒，高二女生郭兰蕙服毒自杀。
对于《十点估计》，激进派说它背叛，受害者说它虚伪。这就是历史。但左右两派都肯定了它在疯狂“红八月”减缓暴力的作用。
【9月：大串联和社会夺权】
脱离了红卫兵主流的清华附中也难于应付繁杂的校务。红卫兵掌权的革委会决定：让红卫兵到全国去传播火种。最后干脆把办公桌摆到操场，给除“黑帮”和“反动学生”之外的师生盖章发放串联介绍信。
9月，正是以往学校开学的日子，清华附中却成了空巢和外地学生“朝圣”的接待站。陶正回忆：“干部子弟出身的红卫兵头头纷纷外出，我成了看守内阁。我被邀请到各个学校到七机部讲演，人们让我在语录本上签名。走的时候还喊‘向清华附中致敬!”’
在外省市，清华附中红卫兵几乎同时成了造反派的武器和当权派的稻草。在学校遭到红卫兵批斗的方位津说，在湖北，“把我当成北京红卫兵的代表，第一书记张体学还接见了我们，让我当了主播。那时全国对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都很神往。”
清华附中红卫兵那时确实成为各层各派的共同“财富”。刘刚在帮助蒯大富建立清华大学造反组织命名“井冈山”时，主语还是“红卫兵”。清华附中各派后来轮流掌权，也只是在“红卫兵”后注明派别。“四·四派”领袖程金香跟随姚文元到阿尔巴尼亚，也是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名义，而那几乎是文革时期中国唯一的出访。
但派系的更迭并没有使校领导逃脱厄运，轮流掌权的各派红卫兵“对学校领导的批斗成了各派表现自己革命性的暴力竞赛。”(郑光召回忆)
这时红卫兵的肇始人已感到自己历史使命的完结，成为没落的“老(红卫)兵儿”。对理想的幻灭和对武斗的厌倦，使他们浪迹于山水“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宋柏林日记中长长的书单囊括古今中外，王铭开始同时自学三门外语，并和阎阳生一起成为北京大学德籍教授玛丽的关门弟子。
【把客观的记述留给后代】
“联动”的成立是老红卫兵的垂死一挣。干部子弟的大院文化也进入了“阳光灿烂”的弟弟辈打群架拍婆子的“血色浪漫”时代。
当毛主席一挥手时，整个一代青年都被发到农村。在“知识青年”的名称下共同面对黄土和油灯时，以往的理想和争斗成了过眼云烟。当邓小平恢复高考使他们十年后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时，“平等”和“竞争”成为这些饱经磨难的“老三届”共同的心声。
在一所著名高校的问卷调查中，竞有一半的大学生认为有必要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客观记述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后代，是我们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