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追求民主自由被中共判刑十年的学运领袖吴建民。（受访者提供）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中文油管频道大V吴建民庆祝了他第1000期节目的完成。也就是说，自从2017年他的YouTube频道成立以来，已经有8000万人次收看了这个挥舞着双臂，声音沙哑的人的演讲。
反对者们经常嘲笑吴建民的沙哑嗓音，可是在那些与中共有血海深仇的人的耳朵里，吴建民的声音就是他们最钟爱的那种。当人们以为他的声音是因为天天激情演讲、用嗓过度累成这样的时候，一个早年见过他的人无意间透露了事情的真相。
1989年的南京大学生吴建民。（受访者提供）
“我仰头看去，站在课桌上的他，白白的脸庞，瘦瘦的高个，说长得如何帅气，那是恭维他了。”
写这段话的人是一名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女学生。2012年六四23周年的时候，这个人以“桃李不言”为署名，在给一份香港报刊的投稿中，这么描述了当年的吴同学。
“从听到他说话的那一刻起，那个有点嘶哑却又激情四溢的声音就吸引了我。这么多年来，那个略带嘶哑的南京口音的声音，经常回响在我耳边。”
那个声音，年轻时就嘶哑着的独特的声音，从1989年到如今的三十多年中，一直没有改变过。那是推翻中共专制的呐喊，那是对民主自由的呼唤，那是为中国人未来的嘶吼。
在吴建民的个人网站上，他是这么介绍自己的：吴建民，八九六四南京高自联学运主要领导人之一；六四后在南京组党“中国民主前线”，任主席；1990年被中共国家安全局南京市局001号逮捕，定罪为“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刑十年。
*“北上民主”
入夏的南京城闷热无比，那散发着悠远历史气息的古老街道，即使有两旁的梧桐树遮挡也被晒得懒洋洋的，唯有知了不知疲倦地高亢地鸣叫着，似为一场即将上演的大戏伴奏。
那名女生说的是1989年5月30日发生在南京的事情。当时六四学潮进入了与中共的僵持阶段。北京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抗议，跟政府要民主、要自由，千里之外的南京学生却不知所措，不知是回学校上课，还是绝食声援北京。
这时候，一名来自江苏商业管理干部学院的学生站了出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就是要南京的大学生徒步走到北京请愿。这个人就是吴建民。
1989年在南京上大学的吴建民经常喜欢穿一件蔚蓝色的衬衫。（受访者提供）
“同学们，我们北上，就是要沿着民主的道路向北京出发，向天安门出发！”吴建民穿着鲜艳的蔚蓝色的衬衫，衣下角扎在裤子里。他挥动着右手，情绪激昂。
“让我们一路联合沿途的各大城市、各大高校的同学们，一起走到天安门广场。我们要向中央喊话，向李鹏喊话，我们要合法注册‘全高联’，我们不是动乱者，我们是真正的爱国青年！”
吴建民对来自江苏的各个学校的学生领导人们说，走到北京就是要联合全国的高校，他们要成立一个由学生们自己选举产生的全国性的代表组织，取代当时中共官办的全国学联，与中央政府展开一场有效的对话。
吴建民的演讲鼓舞了南京各大高校的学生们，他们纷纷回宿舍收拾行囊，准备“北上民主长征”。
这边，吴建民一边鼓动大家参加“北上”，一边成立了“北上”指挥部。5月31日晚上，他们和北京来的一位学生领袖商量了一个出发前的换旗仪式，让北京的同学代表“北高联”把旗帜授予南京的“南高联”。
旗帜上应该写什么内容呢？吴建民和另一名同学反复商量，最后决定用荆轲刺秦的那句著名的诗句，改了后面三个字，变成“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志一去兮盼回还”，白底红字；之后，他们又印制了另外一面红底黄字的大旗，上书“南京高校赴京北上民主长征指挥总部”。
6月1日上午，南京的鼓楼广场彩旗招展，各高校的学生打着自己的旗帜，聚集在那里等待出发。主席台上，代表“北高联”的一名北师大的同学将那面荆轲《易水歌》的旗帜交给了北上指挥部的刘庆同学。然后，吴建民走上来讲话，口若悬河地演讲。
“向着北京、向着民主自由——出发！”吴建民的一声号令之下，上万人的学生队伍就在鼓楼广场大喇叭播放的雄壮乐曲声中，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当年北上为民主自由情愿的南京大学生及教师队伍。（受访者提供）
一路上，几名南师大的同学负责宣传，给沿途的单位和学校散发传单。吴建民带领的秘书处由一名华东工学院的同学负责，帮他拿资料包的是一个戴眼镜的女同学，经常满脸汗水，脸晒得通红也顾不上擦汗。
当时，学生们对吴建民的学生身份有一些争议，因为“南高联”的领袖们清一色的都是南京大学的学生，他们不认识吴建民。“北上”出发后，在大家看到吴建民的学校领导在一路跟过来的校车上不停对他喊话，让他立即回学校之后，才打消了对他身份的怀疑。
南师大的女生还回忆说，吴建民并没有在意刁难他的南大学生，还把他们编进了“北上”的队伍中。“各校学生非常服从他的指挥……当然他也很果断，一旦决定，各校就开始执行。”
吴建民精力旺盛，说话有感染力，眉宇间总让人看到他的自信。其实他那时候也是个大学生，但是他周身散发着足智多谋的领袖气息，这让女生们都羞于跟他说话。
吴建民在北上行军的道路上非常忙碌，很多学生都在找他。要么是先遣队的同学骑着自行车过来问他下一站休息的地点，要么就是后面的医疗队同学过来，提出要让一些走不动的女生上救护车。
按照吴建民的指挥，南京大学生的队伍要从江苏省进入安徽省。出发当天，他们就听说时任国家总理的李鹏打电话给江苏省委，要求江苏省务必把学生们拦在江苏境内。
6月1日下午，学生们正在烈日下走着，突然一辆越野车停在队伍前面。车门一开，下来四五个彪形大汉，一下子把吴建民拉上了车。秘书处的几个女生一齐尖叫着冲到了车头前，被人推了一把后，几个女生就摔倒在车前。可车子马上向后倒，然后调头开走了。
总指挥被绑架走了之后的夜晚群龙无首，好不容易熬到了早晨，学生们听说吴建民正在和省政府领导谈判呢。大家听到后放心了，就继续往前走。
不久，前面传过来消息，已经进入安徽地界了。快到中午的时候，一辆汽车开过来，车门一开，前方的同学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原来是吴建民回来了，正英姿飒爽地站在那里，好像一根定海神针一样让人心里感到踏实。
6月4日凌晨，学生们走到了安徽省滁州市一个叫张八岭的小镇上。共产党在天安门开枪杀人，枪声击碎了所有青年学子的自由民主之梦，吴建民的队伍也被军警部队和学校老师强行驱散。
*狱中岁月
共产党“六四”开枪之后，全中国陷入红色恐怖之中。吴建民马上被通缉并被逮捕，但是后来他所在学校的领导为他取保候审了。
他当时对政府心怀不满，认为“我们都是一片爱国之心，你为什么要开枪镇压呢？！”六四之后，他和其他一些参加六四学运的南京大学的学生们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叫做“中国民主前线”的政治组织，吴建民任主席，他们的活动地点在南大一个叫“唤友书屋”的地方。
90年夏天，“中国民主前线”刚出了第一期杂志，公安局就找到了他。他们先将他带到江苏省政府对面的华东饭店（俗称AB大楼），以监视居住的名义关押了好几个月，然后就转到南京雨花区西善桥的南京军区政治部看守所，在那里被单独囚禁了一二年。
当年南京大学开除一个吴建民的同学时的文件，上面提及了吴建民的名字和事迹。（受访者提供）
在看守所中，吴建民见到了共产党的酷刑。那种用水瓶塞子塞住嘴巴后往死了打你，如果窒息就算自杀；或者用电棍捅你的嘴巴、脚心、生殖器、肛门的事情都是些稀松平常的家常便饭。
有一次，一个因“叛国投敌”被判死刑的政治犯越狱后又被抓回来了，警察要从他口中问出是谁帮他越狱的，便对他使用了一种酷刑，是吴建民从来没有见过的。
有一天警察把吴建民带了出去，说让他去“观刑”。警察径直把他带到了看守所的岗楼上。当他顺了旋转楼梯登上这座狭窄的水泥建筑的顶端的时候，下面那个警察们自己用来打球的篮球场上的一切就尽在眼底了。
只见在篮球场的中心圆圈周围，放置着六个篮球架子，架子上绑着六条凶恶的狼狗，这些狼狗正狂吠着扑向那个可怜的已经吓得魂不附体瘫倒在圆圈中间的死刑犯人，但是等狗扑到连口水都能溅到犯人脸上的时候，就又被狗链子拽回去了。
这时，吴建民听见警察在他耳边说：“狗链子可不是那么结实的，我们没有把握能够拴得住狗，链子要是断了，人就咬死了。”接着又用眼睛瞄着吴建民说了句：“下一个就是你。”那个恐怖的画面让吴建民终生难忘。
当时吴建民是被关在一个黑色的橡皮房子里，房子上面只有一个小窗口，他头顶上吊着一盏巨大的电灯泡，刺眼的灯光24小时地照着他。他吃饭、大小便全在这个密室里。他在里面不知道度过了多少个月，人在这里是没有时间概念的，吴建民就回忆从小到大会唱的歌曲，连儿歌“丢啊丢啊丢手帕”都唱，他就是靠着唱歌熬过了那种能让人至疯的禁闭室酷刑。
后来突然有一天，吴建民被从西善桥看守所转到了南京市公安局茶亭看守所。在走进第五监室的时候，另一个犯人刚被调出去，那个人就是在另一个案子中同样被判十年徒刑的中国著名的政治犯杨同彦（杨天水）。
1991年冬季，吴建民判决下来后被送江苏省龙潭监狱。他第一次下车间就又见到了杨天水。
龙潭监狱有个金工二车间，是最严的一个车间，那个车间的人全部是重犯，很多十年以上刑期的，而且大部分是反革命犯。吴建民和杨天水在那里度过了多年的艰苦岁月。
每到周末的时候，其他犯人都去看录像了，他们俩就来到监房的走廊上，肩并肩聊天，一边透过监狱的铁栏杆，眺望外面的旷野和蓝天。他们谈政治理想和中国的未来，互相鼓励保重身体；他们还一起背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文天祥的《正气歌》。
那时候，龙潭监狱给犯人们的伙食是用菜叶子和切碎的面条煮成的“烂面糊”。有一次，吴建民闻着烂面糊已经发馊了，他实在难以下咽，就偷偷倒掉了。结果被犯人告发，监狱以他“浪费粮食”的罪名大会小会批判他，还克扣他一顿饭。
有天晚上，杨天水走过来，把他自己的烂面糊送给吴建民，而且坚持看他把饭吃完，告诉他：“建民，为了将来一起战斗，保重身体好好活下来是我们现在的任务。”临走时还回头偷偷对吴建民做了一个胜利的V字手势。
然而，中共没让杨天水好好地活下。杨天水在那次出狱后又以“煽颠”罪被判12年，2017年在快服完刑时就因病重保外就医，后于当年年底去世。吴建民发文纪念他，说至今忘不了那碗烂面糊的味道。
*真假“吴建民”
1991年11月，在吴建民还在坐牢的时候，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受老布什的派遣，到中国跟中共进行外交谈判。接待他的是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
在那次会谈中，贝克谈到人权问题的时候，拿出了一个被中共羁押的政治犯名单。在这个名单里面，有一个“吴建民”的名字。
钱其琛对贝克说：“你搞错啦。那个名字搞错啦！我们的新闻司司长叫吴建民。”
钱其琛把这件事情记录在了他发表的一本回忆录里，书的名字叫《外交十记》。在这本书的190页，他这么写着：“美方拿出一份长长的所谓被拘押的‘不同政见者’名单，其中，以讹传讹，错误百出，有的只有拼音，没有汉字，常常不知所指。名单中有‘吴建民’其人，我向贝克说，我们的新闻司司长叫吴建民，正在现场。此时，吴建民答道：‘在’。贝克见状，反应还算机敏，马上说：‘噢，你放出来了。’引起哄堂大笑。”
中共前外长钱其琛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了如何将美国政府要营救的吴建民偷梁换柱的。（受访者提供）
世界上真有这么巧的事，这个和钱其琛一起会见美国国务卿的新闻司司长确实叫吴建民，也是南京人，而且和六四政治犯吴建民是从同一个中学毕业的。但是两人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年龄。中共官员吴建民当时已经五十多岁，而美国要求中国释放的吴建民是一个二十多岁的被关在监狱中的学生领袖。
那年年底的一天，在南京监狱里服刑的吴建民被叫出去见了几个中共官员，谈到最后，其中一个人对他说了这么一番话：“你如果还是执迷不悟，布什救不了你！贝克也救不了你！”吴建民当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2016年的一天，吴建民已经来到美国了，有人给他提到原中共外长的书，他才知道，当年美国总统派外长营救的人名单中居然有他的名字。
很显然，钱其琛用的是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的手段，欺骗了美国人，还出书嘲讽美国人的“错误”。可是共产党没有想到的是，当这段历史的三个见证人——钱其琛本人、老布什以及另外一个吴建民都见阎王之后，那个真正的主角吴建民和近90岁高龄的贝克竟然见面了。
吴建民在美国与前国务卿贝克见面，还原了当年的真相。（受访者提供）
六四过去29年的时候，吴建民和几十年前去北京营救他却被欺骗的贝克见面了，他要当面问问贝克，当初真的相信了钱其琛的谎言了吗？
2018年秋天的一个日子里，吴建民和贝克在德克萨斯的休斯顿补上了这场历史性的会面，也解开了吴建民心中的谜团。
“当钱其琛跟你讲，吴建民是我们新闻司的司长，是你把政治犯的名单搞错了，那时候，你是怎么判断他跟你说的这番话呢？”吴建民在餐桌上问贝克。
“我一看对方就是在演戏。”88岁高龄但仍然耳聪目明、口齿伶俐的贝克回答说。“我马上就判断出：绝对不是这个吴建民，同名同姓的人很多。”
贝克说，他带去的名单是美国国务院CIA专门上报的，而且所有人名都附带着这个人的背景资料，包括这个人的履历以及当时被羁押的状况。
“怎么可能是这个外交部新闻司的司长呢？！我们要的是一名学生领袖。（这名）学生只有二三十岁，而这个新闻司司长当时已经快六十岁了，所以我一眼就看出对方是在说谎。”贝克说，“只是我不可能当场拆穿他，因为总统给我布置了更重要的外交任务要做。我觉得跟中方的谈判才刚刚开始，我们以后谈判的机会还非常多；而且我们给中方提交的人权名单上需要释放的政治犯非常非常多，我们会逐步逐批地要求他们尽快地释放这些人。”
*政治犯的爱情
在龙潭监狱度过了漫长的牢狱监禁的苦难岁月之后，1997年中共为了进入WTO，被迫接受了美国在人权方面的一些要求，答应释放三名政治犯，他们就是北京的魏京生、八九六四运动北京“高自联”的王丹和南京“高自联”的吴建民。
当年被监视居住时的吴建民。（受访者提供）
1997年的8月底，35岁的吴建民刑满释放。中共对他约法三章：不居住在北京，也不能待在南京，其它城市随便他去哪里自生自灭。吴建民当时靠做电脑生意的弟弟的资助，到江苏省无锡市开了一家艺术广告的电脑打印公司。
当时中国刚刚引进了美国最先进的科技产品、惠普的电脑喷绘打印机，吴建民花三十万元人民币进口了一台，生意非常好。他很善于管理企业，招兵买马，启用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公司员工待遇很高，发展规模一度超过百人。他的手下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其中他的办公室主任，是一个复旦大学文学系毕业的美女，兰心慧质，温柔体贴。吴建民对她渐渐生起爱慕之情。
彼时，吴建民的父母正着急他的婚姻，到处张罗给他介绍对象，父亲还把老战友的女儿或者部队里年轻的女军官介绍给他。建民一心扑在事业上，没有谈恋爱，甚至对眼前这个女孩也没敢表示什么。
“第一个原因就是，我和她之间年龄差得比较大。”吴建民说。说这话的时候是2020年8月2日，他正穿着一件蓝色T恤衫，外面套一件白色的背心录节目，身后是几棵热带棕榈树。在美国洛杉矶夏夜的星空下，吴建民深情款款地谈起了他的一桩凄美的往事。
吴建民说，他没有对那个女孩表白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女生是有男朋友的，我不愿意夺人之爱。”
可是有一天，这个女孩没有来上班，也没有电话或者短信通知，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等到第三天，吴建民着急了，就问她的朋友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女孩不来上班。
女孩通过朋友表示，要和吴建民单独谈一下。当天晚上，吴建民安排其他员工早早下班了，就在公司等着女孩。
大门开了，让吴建民大吃一惊的是，女孩的神态和平时完全不一样。她径直走到他的面前，就问了一句话：“什么是反革命？”
吴建民当时就呆在原地，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他出狱后到无锡来创业，跟公司的人从来没有谈论过他的政治背景。
“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他问。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女孩不答又接着问了一句。
“我瞒着你什么？”吴建民问。
女孩变得更加生气，直接扑到吴建民的怀里哭了起来，说出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就在她不来上班的前一天，她回家的时候，她的父母说，那天他们在班上分别被各自单位的保卫科和几个警察找去谈话，说“你的女儿和她的老板、反革命分子吴建民谈恋爱，你们是不是愿意永远当反革命的家属？”
这个消息对女孩的父母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因为她的父母本身就因为自己是地主和资本家的后代，受过共产党几十年的迫害，女孩的祖父、祖母、外公、外婆都是被共产党枪毙的，他们好不容易熬过文革，刚刚从阶级斗争的阴影中走出来没几年，怎么这独生女儿又要和一个反革命谈恋爱？！过去的岁月中被共产党专制镇压的恐惧一下子全部回来了。
他们对女儿说，你绝对要跟你老板断交的，连这个班也不要去上了。
吴建民听了之后，这才知道共产党一点都没有放松对他的监控，而且这种监控严密到了连他在心里面喜欢还没有表白的对象都被发现了的程度。
女孩说，她听到这个消息却是又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她本来也爱慕着她的老板，而且，她并没有男朋友，父母说出了她的秘密；生气的是，吴建民没有跟她谈过他的六四经历。
她问吴建民：“你爱我吗？”
吴建民说：“爱！”
她又问：“你愿意娶我吗？”
吴建民说：“我愿意！”
就这样，两个“爱你在心口难开”的年轻人的心事被共产党的控制手段捅破了窗户纸，两人互诉衷肠，从此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
但是女孩又说：“你娶我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你必须给我父母写个保证书，从此退出政治活动。”
这也是女孩父母住家所在地的派出所传达的意思，那就是：和吴建民谈恋爱，甚至建立家庭都可以，但是要保证他今后不搞政治。
这就让吴建民为难了，他想：“我在监狱经过了多少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啊，我都没有放弃我的政治抱负，现在让我放弃，怎么可能？”
吴建民就跟女孩说，让他再想想，明天再谈，说着就送女孩回家。刚一出公司门，远远看见女孩的父母也来了，正在外面等着她。
可是第二天他还是让女孩失望了，吴建民没有答应她，这时候他想的是，先发展感情吧，等感情深厚了之后，女孩就不会在意他的政治抱负了。
那以后，两人进入了热恋期，太湖边的渤公岛、渔父岛、十里芳径的花前月下，都留下了他们的一双璧影。
女孩是典型的江南女子，对吴建民的生活工作百般照顾，不光每天的衣食住行，连他出去谈判戴的领带都要打好等着他戴。吴建民对她也视如珍宝，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份爱情。
有一次，在李宗盛和林忆莲的演唱会上，当吴建民听到“当爱已成往事”这首歌时，忍不住心潮澎湃，他想起自己青春年少的时光和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女友察觉到了他的激动，就问了他一句：“我们的爱也会成为往事吗？”
没想到这句话一语成谶。当时女孩已经选定了结婚的日子，她认为1999年9月19日是个良辰吉日，想定为两人结婚的日子。因为“这么多‘九’意味着长长久久，再碰到这么多九的数字要等一千年”，“我可等不了一千年，我会变老变丑的，你就不会喜欢我了。”
可是他们之间还有一个“保证书”的问题，这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威胁着两人的关系。女孩经常劝说他，就糊弄一下父母吧，等结婚有了孩子之后，“你要是没做到的话，我爸我妈也没有办法啊！你就给他们写一个吧！”
吴建民不知纠结了多长时间，他是一诺千金的男人。“我一旦骗了她父母，真写一份保证书，如果她父母对我责怪的时候，我拿什么去回答她？拿什么对得起我的承诺？”
他又想到：“这个保证书一旦写了，百分之百会落到公安局的手上，就会变成他们要挟我的工具，我将没法面对自己付出了十几年人生的政治理想和精神追求！”
他给女孩讲了他的过去，他的追求，他在监狱中是怎么样靠着坚定的信念捱过来的，尽管他很爱这个女孩，但他不能为了爱情放弃他的原则。
但是，女孩不能理解深爱着自己的建民为什么不能为了她放弃政治。
“你是不是希望我跳下去啊？”有一次她站在太湖边上绝望地问他，吓得吴建民一下子拉住了她，说：“你千万别乱来啊！”
“我不希望失去我们美好的爱情，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他抚了抚女孩的头发，温柔地表白，“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被共产党来控制呢？我们如果相亲相爱，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我仍然能够追求我的理想。你为什么要我做这虚假的承诺呢？为什么不能让你父母放弃这个保证书呢？”
女孩说不可能，她爸爸吓得“魂都不在身上”，经常对她说“担惊受怕一辈子，生活好不容易安定了，最后把你养大了却嫁个反革命？你复旦毕业的，长得这么好，我们家庭这么富有，什么样的人找不到呢？”
最后，在吓怕了的父母和心爱的男友之间，女孩只好选择了父母，痛苦地离开了吴建民。
“我一点都不怨她的父母，是共产党毁灭了我的爱情，共产党就要把美丽毁灭给你看，就是要用爱情来绑架你吴建民，绑架你的政治人生。”吴建民在他的第1000期节目中讲述了这个故事。“这是我永生难忘的一件事情，一个终生的遗憾。我不知那个美丽的女孩现在在哪里，她在干什么……”
*父亲的愿望
从今年八月份开始，吴建民的视频节目加上了带音乐的片头，介绍了他这档节目的特色，那就是“深度理性的剖析、辛辣尖刻的讽刺、忍俊不禁的幽默和激情澎湃的号角”。
刚看节目的观众肯定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位天天扒光共产党画皮、揭尽共产党邪恶的网络大咖竟然是一个正宗的“红二代”。
吴建民的父亲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军医，是中共第二野战军的老战士，八十年代的正师级离休干部。按照中共的说法，吴建民的确是一个红二代。
吴建民在节目中曾经几次怀念他的父亲，他那曾经对他寄予厚望、为他殚精竭虑的老父亲，已经在十年前去世了。
在吴建民的人生中，有几个与父亲有关的镜头他是永远忘不掉的。
一个是在六四他被抓两年后第一次见到父母的时候。那是在他的判决下来之后的一天下午，监室的大门咣当一声打开了，只听管教老王头喊了一声：“吴建民接见！”
他出去后，见到了两年多没见的父母和弟妹。母亲和弟妹第一次看到被剃了光头的吴建民，都忍不住哭了。而父亲没有说话，只是把他的手抚在儿子的头上。吴建民感觉到父亲的颤抖，抬起头看爸爸，“我没有看到父亲的泪，却看到了父亲的心”。
本来按照父亲的离休待遇标准，他是可以随时有车使用的。但是自从这个反革命儿子被判刑后，干休所的人对他冷嘲热讽，父亲就没用过公车来看儿子。
父亲对那些笑话他的人说：“儿子大了，有自己的志向。”“儿子的理想是为了国家民主进步，是为了国家好。”父亲从来没有向那些人低过头，写过什么检讨书。
即使没有车，父亲和母亲也每个月风雨无阻地来看他，每一次来监狱他们要转两趟长途汽车，去一次需要花一天的时间，每次都带着水果和荤菜，还有一些报纸。
有一次，父亲来看吴建民，他摸着儿子的脸，问：“孩子，他们打你了吗？”
吴建民说：“没有。”
“爸爸是当医生的，你认为爸爸看不出来吗？”
“爸，这些都过去了。”
“孩子，告诉爸爸，疼吗？”
“爸，我挺过去了。”
“孩子，爸爸多么愿意替你……”
听到这，吴建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他觉得他辜负了父亲，父亲对他寄予了那么大的期望。他高中毕业的时候，父亲坚持把他送到部队，参军四年之后，父亲带着他，拎着牡丹香烟和洋河大曲到处去托他的老战友给儿子找工作。
看着父亲陪着笑脸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吴建民总是感到难受。后来他终于到了一个汽车集团公司的人事科上班，可父亲还是着急，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文凭，再好的工作也会让别人抢去。所以爸爸又帮他联系了老师，让他日夜补课，最终考上了江苏商业干部管理学院。
在毕业前的最后一年里，吴建民参加了六四学潮。中共通缉他的时候，父亲非常害怕，他怕儿子坐牢不一定能活着出来。
1997年，吴建民出狱的那天，爸爸在他们家门前的大院的树下等着他。父亲拉着他的手，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问：“孩子，回来了吗？”他说：“爸，我回来了。”
父亲就把他的手拉起来，说：“孩子，把胸膛挺起来，咱们回家。”然后，迈着他那军人的步伐，把儿子领回了家。
2009年父亲病危的时候，吴建民赶到病房。父亲最后一次拉起他的手，说了唯一的一句话：“建民，爸爸看不到那一天了。”
那一天，是迫害他儿子几十年的中共恶魔倒台的一天，是他儿子奋斗终身的理想实现了的一天，也是他的儿孙以及全中国人民获得幸福的一天。
吴建民说，如今，父亲期盼的那一天已经指日可待了。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领着妻儿回到没有了共产党的故乡——南京，到父亲的墓前，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英灵：“爸爸，您安息吧，儿子终于自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