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如此这般之后，抓人的这边还不收留，还要交回去用于交换被对方抓走的人。这样回来以后，当事人不但受了皮肉之苦，而且精神压力很大，抬不起头来。同一派的人，也有看不起他的，影响队伍的团结。看着被抓去的人，如此凄凄切切，也会影响其他人的士气，不敢去和对方放手大干。所以这种做法，是很卑劣的。
被放回来的人，有的就此消沉，不敢再干。有的就一反常态，为了洗刷这等不白之名，表明自己的革命意志，更为了复仇，咽不下这口气，会更加无所顾忌，或四处控诉揭露对方的暴行，或豁出去拼命，在争斗中不顾生死、冲在前面。
这就是几十年的仇恨教育，在“文革”时的特有表现。当然，这样对待被抓人员，北京的高校比起外省有些地方剖腹挖心吃肉、满门抄斩，又要“文明”多了。
这种事竟也落到了我们班同学的身上。
一次，我们系有几个“三红”同学上市里去，在前门外大街贴大标语，其中有我们班的两位同学：柏承庆和张春，结果被对方武装巡游的大卡车碰上。对方看见是“三红”的人在刷标语就跳下车，十几个人猛扑过去，光天化日之下，就公然抓人。柏承庆个子小，对方以为是围观群众，没引起他们注意。他赶紧钻进了旁边的商店，躲过一劫，得以回校报告。而同去的张春则没有那么幸运，被对方抓走。
张春被抓走以后，我们都很担心，天天在等待着他的消息。
可能是集中交换“俘虏”，容易场面失控出事情。张春是在被抓几天后单独放出来的。那天，忽听门外喊：“张春回来了！”我赶紧过去，大家正把他扶到床上。只见他紧闭双唇，神色怆然，脸上身上有几处明显的伤痕，看来被打得不轻。扶他时，碰到哪儿，他脸上一阵阵地痛苦。躺下后，什么话也不说，能看到皮肤还在瑟瑟颤抖。我们看着都很心疼，情绪也很激动。很可能因为张春是我们班“三红”的小组负责人，因此而多挨了几下。他是被抓到北三楼的盥洗室遭到毒打的，而北三楼正是两年前我们住的宿舍。
当时，有一位我系“新人大”造反团的同学（从对方“新人大”造反过来的同学，不直接加入“三红”而是单独编队）看到这情景，气愤得不得了，径直跑到总部大楼，去拷打对方的被俘人员。通常打对方人员，不是由本班本系的人出面，而且即使是外系的，打起人来也是戴上面罩的。这次，他可是不管这些，上去就打，可见已气愤至极。
女同学们还都悄悄地掉了泪。随后“三红”派来了一辆救护车，由班里两位女同学陪护去了北医三院疗伤。这之后，他再没有说起这件事，我们也再没提起过。很可能是这次创伤留下的后遗症，张春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够好。毕业分配，他去了东南沿海的一个乡镇。近十几年，只听说他回到了河北迁西老家的一个工厂，却再也没有联系上，很让我们牵挂。
两派也由此积怨日深，愤恨难平。即使已经到了1968年7月，工宣队进校掌管了大权，就要“大联合”了，“三红”的一些人却依然要抓人报复。可能是因为我们班的张春被“新人大”抓去打过，“三红”这一面的就要反过来抓我们班“新人大”的同学报仇。
由于对方的同学已陆续搬回原宿舍，反而更好抓一些。名单都定好了，先是要抓许昭忠同学。我们班“三红”的柏承庆同学不知怎么得知了这个情况，出于同学情分，十分着急，通过朱婉珍同学设法转告了过去。许同学闻讯赶紧避开，得以逃过一劫。但我方“三红”依然抓走了我们班“新人大”的另一位同学，即我们的班长李原好。在李同学回东风三楼不久，一个晚上，已九点多，他被三四个蒙面人从床上拖走，两手被绳子捆住，头被蒙上衣服，拖到了“三红”总部的新教学楼地下室。
到了那儿，眼睛被换成黑布蒙上，就立即遭到审讯毒打。边问：“你为什么参加‘新人大’不参加‘三红’？你为什么保郭影秋反对孙泱？”李原好不回答就打耳光，打得他两眼冒金星，鼻子、嘴角都流出了血。打人者又喝道，要他跪下，他不肯。上来一个人猛踢一脚，击中右腿，当即就造成骨裂脱臼。李同学“啊”的一声惨叫摔倒在地，打人者还不放过，又接连几个小时的皮带抽、棍子打，一直打到深夜一点多。这时的李同学只能躺在地上呻吟，脸上阵阵抽搐，混身遍体鳞伤。一天一夜没吃没喝，屎尿都拉在身上，尤其是被木棍猛砸的右腿撕心裂肺的疼痛，还留下了后遗症，至今行走不便。
在“新人大”同学的努力下，解放军、工宣队主持正义，对“三红”的这部分人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在第二天下午李原好被放出。此时的他浑身伤痛、两眼看不见东西，已无法行走，是一位解放军同志把他背了出来，上了救护车，送到了医院。同班的两位“新人大”女同学陪同前去，而且在之后的几十天里，对李同学精心照料。在这时又一次显示出人性的光芒，同学之情，如同手足。
这事在当时我并不知道。事隔几十年之后，李原好同学才告诉了我详情。而那位许昭忠同学不久前还几次对我说，他至今还十分感谢柏承庆同学的冒险转告。
三、摧落的花
1967年初，人大的两派由说不到一起，发展到住不到一起。“新人大”一派撤离原住地，往北集中。“三红”的留在原地。我原本不是“三红”的，当“逍遥派”回老家住了几个月，等回来一看，也不知那些同学上哪儿去了，就留在原宿舍，成了“三红”的了。这段时间里，我们系的男生依然住在三楼（东风三楼的三层楼），她们女生在二楼。我们班有位美丽如花的女同学，这期间有段不一般的经历。
在没有她同意的情况下，我不能更多地叙述她的事情。但想说的是，这决不是通常“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焰”的老套故事。因为她和一位外国留学生交了朋友，有所往来，被留学生楼的管理员告发，竟然引起了安全机关的关注，怀疑她“向国外泄露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下令对她和她的男友，两个都要抓，尽管她本人是归国华侨、而那位留学生还是某国左派组织负责人的后代。
抓捕的方式是警察不出面，以“革命群众”扭送公安部门的办法来进行。这个“任务”由我系的低年级同学承担了。他们暗暗盯梢，在这位女同学进到留学生宿舍后，等到晚上再一拥而上，砸门而入，把她从衣柜里拖了出来。在所谓“扭送”的时候，她被拖到操场上当众进行极其残暴的毒打围殴，衣服被一绺绺地撕碎，头发被一把把地揪下，几近裸体，残忍至极。
在被公安部门拘押了很长一段日子之后，没有审查出所谓“向国外泄露国内文化大革命情况”的问题，她又重回学校。我下去看她的时候，她给我看了她保存下来的一绺被撕下的头发，语言很平静。我没有劝慰她，我拿不出什么话可以劝慰她。在这样的大灾大难面前，任何的劝慰都是苍白无力的。她能这样地面对，已经说明了她的坚强。
她还告诉我，在被抓之前，她外出进城看她姐姐时，已经被多次盯梢。她都已经认出盯梢的人，就是我系低年级的某个自以为有“公安工作遗传潜质”的人。在多次的被盯梢中，她也学会了在街上走路时，从橱窗看身后的人影，再突然回头反方向走，使盯梢的人愣在那儿、不知所措。
这个低年级同学当“特务”的伎俩实在是很不成熟。她说，有次她发现后面有盯梢的，便临时突然上了辆公交车，盯梢的人迫不及防也跟着上车而兜里却没准备买票的钱，便跟那售票员吵了起来。她一看，又是这么回事，就立即下车，把那人甩在了车上继续跟售票员吵。
现在的人们，谁能想到那年那月，同学之间竟会演变成这种关系。或许，正是盯梢者几次挫败而心生怨恨，加重了后来对她围殴的凶残。
就在我们离校的时候，这位俊秀的女同学又被北京市公安局带走“监护”。并不是什么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可也是一把血泪。那天，我看见她被人带进一辆黑色的轿车，远远地看着她的背影。我想起她曾经驾着摩托、担任校运动会护旗手时的风采，引得好多男同学的赞赏。那时，我们连会骑自行车的都很少。在湖南社教的后期，我和她在一个大队，易俗河公社的湖田大队。虽说是同一个大队，但也是相隔有好几里的山路，很少碰到。不像北方平原上，一个自然村就是一个大队。
离校十多年后，我通过公安部门找到了她，还见了次面，她美丽依然。我们班的同学中，我是唯一和她联系过的人。她是个热爱祖国的好姑娘。“文革”前，她深情地对我说过，当年在她跨进罗湖口岸回到祖国，第一次听到“歌唱祖国”的乐曲，第一次看见五星血旗飘扬的时候，那满心的喜悦和激动啊，都抑制不住，从心底里呼喊：“回家了，回家了！”可是左倾灾难却当头一棒，给了这样一个抱着善良愿望、盼望着回家的女孩子终生难以愈合的伤痛。
她的父亲是国外某共产党游击队的一位负责人，为了世界革命，真的是出入枪林弹雨，历尽千辛万苦，撇家舍业，难以顾及亲人，于是把孩子送到了国内，最后却是这个结果……有很多话，在此，我不便于说。但是，她的遭遇，太不公平、太不应该、太伤人心。
她不一般的身世，决定了她会有不一般的经历。后来我们失去了联系。这几年老同学为重新聚会，寻找过她，始终没有结果。我说，让她静静地生活吧。有相当一部分“文革”过来人，不想再触及曾经的那些永远无法弥合的伤痛，远离曾经的人，远离曾经的事，默默地疗伤。我们能理解。我祝她幸福，祝她平安顺利。
（选自陆伟国著《风霜雨雪忆年华（1962－1970）》，漓江出版社，20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