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同班同学。可是，提起我的大学同班同学，真的是感慨万千，千言难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统计专业1962级的学生。入学报到时，全班30位同学。到1968年秋离校，是26位同学。离校以后，更有好几位同班同学离开了人世，已经确知的就有：陈振来、米受光、薛余才、田永祯、王松珉、夏宗勇同学。有几位同学，从离校后就一直联系不上，至今毫无音讯。还有几位同学，近年来也已失去联系，情况不明。现在回过头里看，我们在校的六年，文化大革命是主要内容。就以我们班的四位同学为例，他们的遭遇就足以说明那是一场怎样的浩劫。
一、殒命武斗场
当时人民大学师生分裂为“人大三红”和“新人大”两个群众组织。随着文革的深入，两派的争斗日趋尖锐，不但各自划分了地盘，成立了武斗队，实行武装割据，而且相互间不断地摩擦和冲突，最终失去控制酿成大祸。1968年5月22日，一场空前的血腥武斗，在人大校园爆发。这是文革期间北京高校唯一一场面对面刺杀的血战。
这场武斗，起因是件很小的事情。为了防备对方的进攻，双方都在自己控制区的边缘挖壕沟、拉铁丝网、修筑工事。一到晚上，聚光灯四处照射，就跟战场一样。那天挖沟时，挖出的泥土掀到了对方那面，对方又再掀过来。掀着掀着，双方就动手打了起来。从泥土对扔，到棍棒交加，直到出动“武斗队”拼杀。
我是“三红”这边的。那天下午，我在楼下，当时好像一切都很平常。突然，有同学从大路边走过来，神色紧张地对我们在外面的几个叫着：“西面打起来了！西面打起来了！你们这儿还像没事一样，不知道啊？”“怎么啦？”我们问。“打起来了！都打起来了！”他使劲地嚷着，我们却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此时，“哗啦”一声，“武斗队”从总部大楼出发了。我们这才知道，事情闹大了。
当看到他们全副装备、手持长矛，一排排地小跑着出发前去“增援”，那沉重的砰砰的脚步声，就像踩在心上，浑身也不由自主地跟着颤动。那步伐之整齐、神情之坚决、训练之有素，堪与正规部队相比。可是，那是上什么战场？只听说西面打起来了，这一去，谁都不知道将会是怎样。我们想跟着去，被队伍后面的人制止了。我想也是，我们跟着去，只能给他们添麻烦、增加负担，所以没有坚持。
血战是在新图书馆西南面的操场上进行的（当时的新图书馆，是“新人大”的总部所在地，现在叫图书馆东馆）。往日的同窗，就这样手持长矛，面对面，作生死拼杀，前后就短短几分钟的时间。短短的几分钟，对方就退出了那片操场空地。短短的几分钟，对方就倒下了好几个同学。短短的几分钟，就失去了3条生命，其中就有我的同班同学陈荣祖。听说，他身上被捅了7个窟窿（也有说是中了11枪），其中一枪刺穿心脏，当场身亡。听说，他是倒下后还想挣扎起来，又被更多的长矛扎进。
当时，还并不知道双方的伤亡情况。我们身处后方的都神色凝重。很快，伤员们被搀扶着下来。每个伤员都有好几个人扶着，身上血迹斑斑，脸色冷峻，好像都很坚强。他们上了一辆小客车。车上还有全副武装的“武斗队员”护送，以防对方途中劫持。护送人员中，还有一位黑色长裙的女同学，引人注目。
这一夜，开始是异常的寂静，双方的大喇叭都很反常地停歇着。到半夜时分，突然，对方的大喇叭放起了“国际歌”，那悲壮的乐曲响彻了校园漆黑的夜空。我们一听，知道是对方有人阵亡了，个个都面面相觑。后半夜，传来话说，“有你们班的一个”，我们大惊。因为陈荣祖同学在我们两派分开以后改了名字，叫陈江，传过来的名字对不上。我们还都抱着希望，不敢相信，也不愿意相信，总觉得不会是他，但愿不是他。大家都一夜未眠。第二天，天刚亮，得到了确凿的消息，真的是他，真的是他呀！
虽然被分成两派，但我们班的同学之间并没有因此有任何的成见。陈荣祖同学是江苏盐城人，很朴实、很正派，为人做事认真负责，从不张扬，体格也并不健壮。尤其是，他的家庭成份比较高，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成份高的同学。这在人大的学生中是很少的，不是一般的表现好，是不会有机会上人大的。他平常很谨慎、也很到位，有什么事情，既不冲在前面，也不落在后面。虽然我们班同学相互之间一直比较好，对他也是很平等的一员，但显然他对自己事事处处要求都很严。对这场“文革”，他更是格外的谨慎、格外的认真。这厄运怎么会落到他头上呢？他并没有参加“武斗队”，他的身上都没有防护，怎么会这样呢？我想，很可能是因为上面讲的这个原因，在面临风险的时候，使他不能不有所表现，竟然也出现在武斗场上，尽管手无缚鸡之力，尽管满心的不愿。
几十年后，我能慢慢地复原当时的现场情况。那天的情况是，“新人大”一方对武斗的准备不充分，装备、训练、指挥和应急方案均不到位。第一线的“主力部队”交锋几下，很快就顶不住，又匆忙动员二线队员上去。而二线队员不但没有防护服，也没有像样点的武器，就是拿着木棒铁棍之类，有的甚至拿着食堂的扫帚、拖把就跑过来。我们班的李原好和陈荣祖同学拿的就是根木棍。而“三红”这边提前有所准备，在装备、训练、气势各方面均优于对方。双方在实力上，明显不在一个档次。
由于“新人大”这边一线人员顶不住回撤过快，把本来在后面的非主力二线队员反而闪在了前面。当“三红”的武斗队冲到这边二线队员面前时，现场发生混乱，指挥失灵。有的见势力不妙就往后跑，有的竟然站那儿不知所措，有的心里还想着“坚强勇敢”的人还在往前冲。陈荣祖同学没有很快后撤，而是拿着木棍还想抵挡一下，就被无情地刺上了。
只几分钟的时间，地上就横七竖八地躺着好几个伤员。等“三红”稍有后退，这边的人大喊：“刺死人啦！快救人啊！”人们不顾一切地赶紧上去抢救。我们的班长李原好冲过来一看，发现自己班的陈荣祖也躺在了那儿，满脸满身都是血，胸口的血水像泉水一样往外涌。
同学们七手八脚把受伤倒地的人往后抬到路上。校医赶过来看的时候，说已经不行了，不用送医院了。等到了积水潭医院，医生确诊已经去世。这时，李原好同学抱着陈荣祖的遗体失声痛哭、满脸是泪。所有在场的人，都哭成一片。谁都没想到，这文化大革命怎么会搞成了这个样。
在医院的太平间里，陈荣祖躺在那儿，满脸的血污，紧闭的双眼，那毫无血色、苍白得吓人的脸，那浸透了血渍、被刺破了的衣服，使见过他遗容的同学至今都闭目难忘。也说不上整容，只是擦去脸上的血块。在我们的班长给他收殓的时候，连件替换的衣服都没有。他的衣物还在被“三红”占据的东风三楼，不敢过去拿。还是历史系的一个老师给了件稍微好一点的，给他穿上。临离开这个世界，都没能穿上自己的衣服。
更痛心的是，他家在苏北农村，景况十分贫寒。而且很早就结婚了，已经有了个一岁多的孩子。如晴天霹雳般的噩耗，他妻子拖着孩子赶来北京，已是和自己至亲的亲人阴阳相隔。这位不幸的妻子来到城内分部的那夜，在住宿的楼里，一个门、一个门地拍打着，满楼道呼喊着她丈夫的名字，呼天呛地，悲痛欲绝，寻找着她的丈夫，寻找她生命的全部依靠。她，一个农村妇女，听不懂别人劝她的普通话，别人也听不懂她满心要说的苏北土话。整整一夜，那整个楼就一直回响着这凄厉悲呛的声音。
第二天，到了积水潭医院，见到已经僵硬了的丈夫，她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撕心裂肺地哭叫着，翻开丈夫的衣服，颤抖地抚摸着他丈夫身上累累的伤痕，几次昏死过去。见者也无不落泪。
事后，因为是群众组织，没有经济能力，只给了很少一点抚恤。在陈荣祖妻儿快要离开时，李原好冒险回东风楼拿回了陈荣祖的遗物。最后，我们班的李原好、王松岷、朱婉珍、米受光等同学去北京站为陈荣祖妻儿送行。当他们把陈荣祖的骨灰盒和遗物交给陈荣祖妻儿时，他的妻子和孩子跪地接过，磕头嚎啕大哭。几个同学把她扶起，也都哭成一团。车开了，望着渐渐远去的列车，他们都在牵挂着这对孤儿寡母将要踏上怎样艰难的人生之路。当我现在写这段文字，每次修改看到这段文字，依然忍不住鼻子酸楚、泪水盈眶。
在这一边的我，虽然不能为他送行，几十年来，他却始终在我心上。直到退休前，我给每个班讲课，都要讲我的学生时代，都要讲这件事，都要讲两个时代的对比，都要讲珍惜当前历史机遇，好好学习、努力工作。1990年代的一天，我讲完后，下课时，有位学生走到讲台前，对我说：“老师，你讲的，就是我的叔叔。”
直到现在，我每次领工资的时候，总在想，我拿到了不管多少这一叠钱，可是他呢？他在哪儿呢？我还曾试图寻找过他的血衣，听说是保存在田永祯同学那儿，可惜田永祯同学也已离开了人世，就无从继续。
值得欣慰的是，在文革50年祭的2016年，我终于找到了陈荣祖同学的儿子陈东林，并取得了联系。在经历了当年天塌下来一样的苦难之后，克服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他坚强地站立了起来，如今是地方税务局的一名干部，成家立业，生活幸福，还有了一双儿女。
二、相互抓捕
两派的仇恨，不但表现在武斗上，平时还多次相互抓捕。1967年11月12日，“新人大”抓走了“三红”成员王昆顺，开始了双方相互抓捕的恶劣先例。于是，双方在校内外都想方设法伺机抓捕对方人员，这是非常狠毒的一手。
因为不论是哪派的人，一旦被对方抓去，结果都是很凄惨的，至少是要挨打的。打的轻重，除了看打人者当时的激愤程度，主要是看被抓者在对方组织里的位置、职务；在两派争斗中所起的作用，即所谓“罪行”的大小；以及“认罪”的态度。至少要打得求饶，发表“反戈一击、弃暗投明”的声明，并用大喇叭对外广播。还得留下亲笔写的书面材料，签字画押，以便日后随时可以翻出来。此时的“反戈一击”，名为重新站对立场，跟上毛XX革命路线，实际上都会被认为是一种变节行为。在“文革”中，叛徒是最严重的罪名，被认为是最可耻、最卑劣的，比走资派、黑五类还要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