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敌人的仁慈，便是对人民的残忍。”用这种理论教育的革命人，把杀人视为对革命的贡献。当局奖励草菅人命的人，所以前面谈到的那个射杀青年农民致残的士兵入党提干了。入党提干者退伍后继续当官，此人只因开了这一枪终生受益。
沙洋二农场的禁闭也厉害，前面提到的武大学生王健君，身体很棒，在里面关了两个月，放风出小号子，扶着墙才能迈步。因此同时被关的石宏谋（此人是某县干部，父母皆北大毕业的地下党员，烈士）嘲笑他“纸老虎”。
我，《楚辞新译新解——伟大史诗》的作者，保证我的讲述真实。我敢断言，劳改队禁闭室关死的，比经法院判处的死囚多，多许多。不过这无案可查，因为责任人对社会、对历史、对死者亲属的交代，一定是“病故”。
我在高中时，读捷克共产党人尤里斯·伏契克的《绞绳套在脖上的报告》，讲纳粹德国怎样关押他们，其情况远比中国劳改队好。纳粹折磨犯人，为的是获取情报，不是为了改造人，所以折磨不是制度性的，经常性的。纳粹判刑，必经法院，如果证据不足，象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第三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也无罪释放。我，我们这些劳教的右派学生，谁经过了法律审判呢？谁握有秘密情报呢？所以对我们的折磨、改造，毫无理由。难怪八十年代中国报刊上出现一个新名词：“超级法西斯”，它指的就是那些关死人、捆死人，胡乱开枪射杀人的人。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这些人多数见马克思去了。我相信马克思也不会原谅他们。
四、我成了叛国犯，父亲成了替罪羊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我与同学黄印丁结伴逃至北京，于南斯拉夫大使馆门前被捕。
“学生要求出国政治避难，建国后第一案例”，这是方振基向我转述的话。方是华中工学院右派学生，他逃到北京最高法院控诉，上文是高法接待他的谈话。谈话认为公安钢铁厂的管教“有问题”，因此才有学生来告状，才有学生要出国。因为学生要求出国政治避难是首例案件，所以惊动了最高法院。也许是最高司法当局的过问，北京预审我们的结论是“行政拘留15天”，不视为犯罪。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右倾，于是“行政拘留”案子地方重新问罪。一九六〇年一次“宣判大会”，被判的不下四十余人，其中有例“背叛祖国案”曰：
查黄印丁、张维新，原系中南财院极右分子……投入劳教后……竟于一九五八年×月×日结伴潜逃至北京南斯拉夫大使馆，企图“申请政治避难”，出国后要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控诉“中国”侵犯人权。企图在国际上掀起反共反华高潮……不惩不足以平民愤。
判决书不过三百字，所以至今仍记得其要点。我们要控诉中国侵犯人权，必然引起革命人的“民愤”，要平他们“民愤”，非杀人不可。但是没有杀我们，我被判刑六年，黄八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例学生叛国案的判决单位是谁？黄石市铁山镇矿区人民法院，一个没有刑事判决权的派出机构。审判员程忠汉，转业军人。一九七九年我们到黄石中级法院要求平反时，此人荣任中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判刑后我被调到公安钢铁厂裕华寺采矿区劳改。我到矿区，十几天内矿里一死一伤。我怎能安全渡过六年？于是我决定抗拒劳动。绳捆、脚镣、手铐不能迫使我下矿井。我准备让他们枪毙，枪毙了有案可查，来日世道清明，武汉的大右派也许有人过问，平反、抚恤我的亲人。
相持半个月，厂部管教股马干事，不远百里来矿区与我谈话——
“你的《上诉书》我扣了，有什么用！刑是县委五人小组判的，法院只挂个名，盖个章。你上半生完了，下半生是我给的。管教科讨论你们的案子，有人主张枪毙，我提了一句：‘北京结论是行政拘留’。不好下手，于是改判李善云死刑”。可是，奇怪！此案没有从犯，没有被组织者。
马干事为什么救我们？原来他是中南政法学院毕业的。该院1958年与财院合并为湖北大学。出于校友情他一言救两命，不过苦了李善云。
马干事答应有机会把我调出公安钢铁厂。1960年我被调往武汉市新生耐火材料厂。我逃脱了死神，我的父亲不能逃脱。父亲是“工商业者兼地主”，几次运动过来，他被改造，剥夺得一无所有，剩下几件值钱的家俱，为支持儿子上大学都变卖了。他把余生的全部希望寄托在独子身上，眼看我大学毕业了，将如愿以偿了，忽然晴天霹雳，来了反右派运动。一九五七年暑假，父亲焦急盼望我回家报告平安。我已被打成右派，不敢面对父亲。他见我的同学黄朝玉从武汉回来，便问：“我的维新没问题吧？”黄答“您老要好好帮助他。”父亲明白了，饭碗从手中落地，半响不语。父亲年轻时当过红军，亲睹共产党“肃反”厉害。他不久染病，一九六〇年去世，终年49岁。
黄朝玉后来任贵州省人民银行行长，他几次向我道歉。可是我的事黄不讲也不能瞒住我父亲。黄朝玉，该道歉的不是你，是那些一贯伟大、英明、正确的人。一九七〇年我从劳改队释放回故乡，首务是上父亲的坟。我不由自主地跪下：“不孝儿有罪！”可是谁会向我请罪，谁会向我们五十五万人请罪？
五、索赔
苦难的中国，经历反右、三年“自然灾害”、十年“空前浩劫”、“改革开放”，终于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虽然中国仍高喊“坚持”，却也接受了西方的人权概念。大气候稍变，高压下幸存的右派，在反右五十周年前夕，纷纷一致索赔。索赔是法律问题，可是法院仍在“党的领导下”，怎能管领导？于是大家改向人大、政协呈情。我，武汉知名右派，不能置身事外，下面是我的索赔书——
尊敬的代表、委员：
您们好！我国提醒日本正视历史，同理，自己也要正视历史。毛主席马上得天下，继之以马上治天下。他以阶级斗争为纲、以运动治国，先后亲自发动了土改、镇反、肃反、反胡风、反右派和登峰造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些运动周期性地把中国推入恐怖与悲恸。其中反右派运动，整的是干部、教师、学生、医生，因此是反知识的运动。这运动以“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定罪，因此它是反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运动，今日只有正确地为反右运动定性，中国才可能走出那个反常的时代，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
中华文化鼓励改恶从善。曰：“吾日三省”，“执政党”更应三省。又曰：“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倘若过而不改，则罪莫大焉。我仍然相信，中国人虽经过半个世纪的“思想改造”，改恶之心不灭，从善之人性犹存。因此，我，我们，五十五万的幸存者，中国的知识精英正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