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游击军到了北方以后，力量薄弱，八路军专找他们捡便宜，消灭他们。后来游击军被共产党给打散了，八千多人的抗日游击军被八路军消灭一半多。日军也追他们，扫荡他们。我叔父他们在河北站不住脚，只好往河南撤。他们三百多人从河北撤回来，走到黄河北岸。当时国民政府有命令，中国军队不许撤过黄河。国民党军队在黄河南岸机枪大炮支着，不许过河，必须抗日。我叔父他们退到黄河北岸，三面受夹击。黄河南岸是国民党不让撤，过河就炮打；正北是日军追他们，头上还有日本飞机扫荡；西边离山西与河南的交界地中条山很近，钻山林吧，八路军就在山林里等着，专捡他们的便宜。
我叔父他们三百多人实在没办法，有几天甚至连饭都吃不上。国民党在黄河南岸看到北岸的国民党军队也是真没办法了，就从南岸派了一个人来看他们。那人头顶着衣服，游过黄河，因为头上有日本飞机来回扫荡，不能坐船。那人看到我叔父他们被八路军消灭成这样，确实也没办法，就告诉我叔父他们，沿黄河下游，走十几里路，那里河面比较宽，水比较浅，让他们三百多人夜间撤回南岸去。
后来零零星星还撤回去很多人，许多都是军官。为什么跑回去呢，因为国民党的这支抗日游击军基本上都被共产党打没了。被共产党逮住，整编军队时，都是要士兵和枪，把军官一律枪毙，所以零星跑回去的都是那些有文化、有头脑的军官。
以前张荫梧训练河北民军，他有一套理论叫“三杆主义”，就是要有笔杆、枪杆和锄杆。笔杆，就是让老百姓学文化；枪杆，就是要武装民众，学会打仗，跟日本做斗争；锄杆，就是让老百姓又是兵，又是老百姓，既有文化，又会种地，还会打仗。可是共产党不允许他推广这个，不管是河北民军，还是后来的敌后抗日游击军统统消灭。虽然同样都是组织民众，但张荫吾训练河北民军，是和和平平训练老百姓，他没有恐怖手段；而共产党训练民兵，最重要是用恐怖手段控制，暗地里发展的党组织可以说是特务组织，是黑社会性质的，这是本质的不同。
镇反就是杀人运动
共产党统治中国，说是“解放”。1949年北京解放后，1950年3月25日，共产党在北京第一批杀人，我在北京亲眼目睹。开会游街，开着大卡车，把这些人剃了光头，一共五十三人，都是粮店老板，一辆卡车装六个，一面站三个，头朝外。军人一手拿着大片刀，一手摁着这些人的脖子。北京人哪见过这个？共产党说他们的罪名是“囤积居奇”，“操纵粮价”，当时叫“打老虎”。这一天杀了五十三人，这是我亲身经历的。
51年开始镇反，全名叫镇压反革命运动，其实镇压就是杀人，镇反就是杀人运动。在原来国民党占领的地方，你说镇压反革命，这还好说。跟国民党沾边的人，这好杀。可是在共产党占领的老区，日本和国民党根本没有去过的地方，怎么杀反革命啊？那就杀以一贯道为主的道会门，包括信佛的老和尚也杀。可老区里真正的山区，连道会门都没有。山里十户、八户是一个村，二十户、三十户也是一个村，好多村里连一个识字的人都没有。农村医生很缺，有个头疼脑热的，给灶王爷烧个香、磕个头，这也算反革命，也要杀。因为你们那里杀反革命，杀那么多人，我们这里杀得少，这不落后吗！杀人也要攀比。这样一来，烧香的老太太也倒了霉了。
当年河北易县抓出一个三十多人的反革命集团，说他们是一贯道，但是没有杀他们。每逢庙会，共产党就让他们穿上皇帝的衣服，穿上娘娘的衣服，或者大臣、太监的衣服，让他们自己说自己的反动思想——“我要当皇帝”，“我要当娘娘”，让他们充当反动活教材。后来胡耀邦掌权时，给他们落实了，说他们不是一贯道。其实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一贯道，都是公安局给他们编的，一套一套怎么说。那些衣裳也是公安局给的，让他们去这样做。
共产党杀人起家，其实那个时候老百姓有几个真信共产党的，都是村里几个流氓当了干部，乱整人。共产党一来就杀人，尤其是土改的时候，每个村打死几个人，互相斗，真是不把人命当回事啊！
“杀错人了”
我其实没有给共产党提过意见，一次发言也没有，一张大字报也没有，也被打成右派、反革命。从1958年4月到1979年10月，劳改21年半，这里的故事太多了。
跟我一块劳改的有一个叫李健，是共产党里的县级法院审判员。那时审判员没学过法律，也不懂法律。县级干部大部份都没有文化。他是个中学生，当了审判员。在镇反高潮时，河北农村的集，五天一个大集，三天一个小集。那时共产党规定，大集杀五个，小集杀三个。县有大县，也有小县。小县也不甘落后啊，人家杀得多，你杀得少，杀人也比赛。
镇反的时候，李健审了一个人，犯人姓王，判他死刑。一般杀人的布告上最后一句话都是：“验明证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其实根本就没有验明证身。监狱里一提名，有两个犯人姓王。一叫名，其中一个也没听清楚，就答应了，站起来往外走，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把他脖子、嘴拿绳子勒上，怕喊冤啊，绑到了刑场上。
李健走到集上看见了。他是审判员，一看，人错了，不是他审的那个人。这怎么办啊？赶紧告诉法院院长。院长一听，就骂他，怎么搞的！李健问现在怎么办？布告都已经贴出去了。院长说:“杀错了就杀错了，下个集再杀那个人不就得了嘛！”
这件事如果李健知道，院长知道，也就完了。可是李健老跟别人说，“哎呀，杀错人了！杀错人了！”这一来，院长发怒了，把责任都推到李健身上，给他一个处分。李健内部做了检查，档案里也给他装上了。李健心里觉得冤枉，明明不是我的错，审人是我审的，往外叫人可不是我叫的，而且我发现了错误，也及时告诉你了。这处分，我不服。就这样，越不服，越处分；越处分，越不服。就为他这个不服，最后被送进劳改队了。劳改队里要认罪，他就说：“我怎么认罪啊，是院长记了我这个仇了！”
“我保证不杀人”
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我一起劳改的还有一个叫李省悟，河北河间人，原来是国民党宪兵营长。
国共内战时期，共产党对外宣传，凡是投降的，官升一级。李省悟见大势不好，就和另外两个营长胁迫团长，想起义投降共产党。最后团长和另两个营长放弃了起义，觉得这样做，有辱人格，忘恩负义。李省悟没办法，只好自己带着两把手枪投降了共产党。
他的岳父是国民党的县长，告诫过他：“你不能投降！共产党对待投降俘虏，当场不杀，以后杀；在前方不杀，在后方杀；现在不杀，将来杀。”李省悟不听，他认为投降共产党的人多了，怎么可能呢？
共产党一开始还优待他，让他写信叫宪兵团投降，宪兵团没有投降，这样李省悟立功没立上，共产党也没有给他升官。李省悟见没给自己升官，就去问，主动要升官，他觉得自己怎么也得当个师级。共产党就说，你这个起义是假起义，真的李省悟逃跑的时候，已经被宪兵团长枪毙了，你根本就是冒名的，还想当师长？
李省悟找来各种材料证明自己是真的，但没人理他，军队也不留他了，给他转业了。他后悔了，后悔没听岳父的话，看来共产党明不杀，暗里杀；今天不杀，明天杀，是真的啊。他老是跟人这样说，他老婆一看这个人完了，可不能把自己和孩子搭上，就和他离了婚。这一来，他更不服气了，起义了官没升上，连家也没了。他不服气，越闹越闹，最后也被送进了劳改队里。
在劳改队里批判他反革命思想，怀念国民党，想复仇，就斗他。其实劳改队不让搞文化大革命，因为已经都是被打倒的人了，就不搞了。可是劳改干部里有少部份人专门以整人为乐，好人也不敢管他们。
有一个王队长，名叫王震川，老是整李省悟，叫犯人们“帮助”他，一“帮助”就是打。我看见李省悟的脊背被打得肉都离开骨头了。打他的时候，他骨头真硬，就是不喊叫，也不出声。
有一次晚上斗他，罚他站。王队长叫人架住他的两只胳膊，下面点着原油。原油点着后，烟特别大，污染也特别大，就用烟熏他。两边的人都得轮班换人，谁都受不了那个烟熏火燎。那晚我值班。晚上风很大，风一吹，火一撩，撩到李省悟脸上，头发、眉毛一下子就烧着了，脸都是黑的了。李省悟就是不出声。
我一看，不好，这要出人命，赶紧报告王队长。王队长就骂我：“你这个小子真混蛋！你看他的骨头多硬啊！”后来接着烧，李省悟脸上的肉皮慢慢烧熟了，他挣扎着，一下子挣脱开手，往自己的脸上一抹，变成了一个大花脸，黑的黑、红的红，这时他才喊出来：“苍天啊——苍天啊——苍天啊——”连喊了三声。王队长一摆手，说：“散会！”于是会就这样散了。从那以后王队长就不再斗他了。
然后就到了中国新年，我们劳改农场的场长说，要让大家过个好年，保证吃好，不斗争了。过年时要交心，谈怎么把年过好，大家都交心。李省悟交心时说：“过年这四天，我保证不杀人。”
李省悟的监管人叫蒋少先，外号大土匪。李省悟上茅房、打饭，他都跟着，监管他。蒋少先听到李省悟“保证不杀人”这话，起来就拳打脚踢对他又打又骂，“你什么玩意儿啊，还想杀人！”蒋少先瞧不起他。本来场长都说了，不让打人，他又打开了。李省悟冷笑，对蒋少先说：“嘿嘿，我不跟你动手，我跟你动手，三个五个你也不行。”因为李省悟以前是宪兵，会一套武术。
后来李省悟去打饭，蒋少先后面跟着。打饭回来，李省悟先进门，门自动关上，把后面迈脚进来的蒋少先的菜打翻了。蒋少先不干了，说怎么办？李省悟说，又不是我给你弄掉的。我那天值班，就把这事报告给队长了。队长说，多卖给他两份菜。于是这件事当时就平息了。
结果晚上李省悟就下手了，先杀别人，再自杀。李省悟偷了一把剃头刀，连割了三个犯人的脖子。被割的第一人叫徐占鳌，挨着李省悟睡。他的脖子上挨了两刀，切断了动脉，血打到天花板上，溅得到处都是。李省悟接着又去割其他人的脖子，但都没割到动脉。当时屋里十二人，谁都没敢出声，全都吓傻了，眼睁睁地看着，也动不了了。其中有一个久经战场的国民党营长，负伤三十多次，到这个场合也说不出话来。
蒋少先手脚并用逃出去，爬到了院子里，喊了一声，“杀人啦！”声音很小，都变了声了。我值班听见了，一脚揣进门，我一看也吓傻了。我看见徐占鳌的血还在往上打，李省悟正坐那儿用刀片割自己脖子，他的手已经软了，割不到动脉，没一会儿他也出溜倒了。地上一层血，冬天很冷，我的球鞋抬起来都觉得粘粘的。我强站着没摔倒，赶紧去找队长。“李省悟杀人了！”我拍门。队长没出声。我就砸他的门，喊：“李省悟杀人了！”队长不敢出门，在屋里说：“知道了。”
李省悟和他后来杀的几个犯人被救活了。因偷窃进劳改队的徐占鳌死了，死的那年二十四岁，那一天是他结婚第十天。至于李省悟最后的结局，我就不知道了。
屎壳郎救了我
王震川队长让我去整别人，我不愿意，他就认为我对毛泽东不忠，对文化大革命有看法，他罚我站，在劳改队的院子里立了一个毛泽东纸像，大概一米宽，一米三、四高，天天让我冲着毛泽东像罚站，吃饭也得冲着毛泽东像站着。别的队长去了让我下来，他回去了还让我接着站。我就这么一直站了三、四天。
有一天晚上，院子里又点着了原油，以前点火烤李省悟，现在不烤人了，但天天晚上还要点火，造那个气焰，在院子里放火放烟，唱歌，喊口号，又开会又喊，一百度的大灯泡有好几个。
很奇怪的是，那天晚上不知怎么，铺天盖地的屎壳郎冲着这个光亮飞过来。正好把院子里那个毛泽东像碰了个稀烂，但没有碰倒，把纸给碰烂了。屎壳郎碰到墙上掉下来，有死的，有半死的。我们扫了扫，一共装了九大麻袋屎壳郎。
所以说，屎壳郎救了我，也不罚我站了。后来没过几天，这个王队长遭了报应，得了癌症，很快就病死了。
我们村的“诉苦”会
文革时期，我们村开诉苦会。那时解放军支农，是个营教导员主持全村开的这个诉苦会。一般诉苦会要说旧社会怎么苦，新社会怎么甜。我们村的支书叫老三，他弟弟叫老四，可是他爸爸叫老六，大家都叫他六儿爷。全村都让老三他爹先诉苦。六儿爷就上去诉苦。他一上去就说：“别看俺从小穷，俺穷得有志气，没偷过没摸过，没坑过没骗过。俺上蒙古地里去，俺带一包针，换他一群羊回来！别看俺儿女多，俺都养大了！”
“这不对啊！”那个教导员说，“要你诉苦，你这是说的什么呀？要不你就说现在吧，别说过去了。”六儿爷叹了口气说：“唉，你别提了，我这辈子村里一个仇人都没有，现在老三当了个干部，把全村的人都给得罪了！”“不对，不对！”教导员又说，“下来，别说了！换别人！”这样又换老毛来诉苦。
老毛是外县人。他给地主赶大车，做长工。地主去世后，他把地主第四个姨太太给拐跑了。当时他赶着三套大骡子车，拉着现大洋，拐着这个四姨太太，跑到我们村来了。让他诉苦当然好啊，他是无产阶级长工，给地主做活，跟地主做斗争，就让他诉苦。可是老毛一上去，老是讲赶大车怎么美，“三套大骡子车，我这鞭子‘啪啪啪’一打，全村老百姓都拍巴掌叫好！”他喜滋滋的说，也诉不出苦来。
教导员赶紧提醒：“你说生活上怎么样，吃饭怎么样，不要说赶车了。”老毛又得意地说，“俺们做活的吃完了，他家娘们才能吃饭呢！”教导员只好说：“别说过去了，你说现在。”老毛不满地哼了一声，“哼，现在全村里就欺负俺是外乡人。村干部专欺负俺，打谷场都归自己有，就把俺的打谷场给没收了，就欺负俺是外乡人呗！”最后还是说不出好来。
教导员急了，“换人换人，不让他说了！”后来海乐被换了上来。海乐是小学教员。他家是真穷，他妈以前领着他讨饭，那是真苦。我都记得他小时候，流着鼻涕，跟着他妈讨饭。海乐一上台，就哭，诉苦嘛，他就哭，讲从小怎么讨饭，怎么难，有的家不但不给，还说不好听的，说他没出息。他哭着说，他是真诉苦，而且他又有文化，很会说。
他正哭诉村里人对他如何不好，这时六儿爷突然站起来，问他：“你娘怎么死的？你娘怎么死的？”教导员傻眼了，这是怎么回事，一问村支书老三才知道。原来这个海乐不孝顺他妈，他当了教员挣了钱，可他妈是冻饿而死。他妈冻死了，他不知道。村里人看他妈好几天没出门，进门一看，她娘早冻死在炕席上了，连炕席带他妈拉到街里来，找群众们来看，村里人都说他妈这么苦，把他拉扯大，他当了教员，不孝顺，把他妈给冻死了。所以诉苦会上村里人都质问他，“你娘怎么死的？”
教导员一看这个诉苦会是没法开了，“算了！不开了！散会！”我们村的诉苦会就这样结束了，诉苦会诉出了这些，真让人啼笑皆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