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学社是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于1946年5月4日正式成立的，其之所以称为“九三学社”，是为了纪念中国战区日本投降日。其成员以科技界高、中级知识份子为主，常见职业为教师、医师、工程师等。从其成立之日起，就积极协助中共统战，并在中共即将建政前，发表了拥护中共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宣言。
台盟，全称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947年成立，成员主要是“居住在中国大陆的台湾省人士”。
公开资料显示，九三学社中的知名科技人员有中共“两弹一星”的专家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陈芳允、程开甲等。在《鲜为人知的“两弹一星”专家受迫害经历》中，笔者已列举了他们在文革中的受迫害经历，其中核子物理专家邓稼先夫妇被批斗，邓稼先甚为敬重的三姐，因忍受不了造反派无休止的折磨，选择了自杀。
物理学家王淦昌也成为批斗的对象，“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活命哲学”、“扰乱军心”，罪名数不清，甚至同情和支持王淦昌的人，也被抓了起来，还用假枪毙逼吓，要其交代与王淦昌的关系。
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学家赵九章不仅被游街，还被强制劳动改造。1968年，他服药自杀。无线电电子学、空间系统工程专家陈芳允，文革开始后即被撤职，下放到陕南一家工厂当工人进行“锻炼”、“改造”。
除此而外，九三学社被迫害的人也不少，除了上述科技专家外，尤以“五大右派”金宝善、顾执中、陆侃如、袁翰青、储安平最为有名。
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储安平离奇失踪
出身于宜兴望族的储安平，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后考入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学习。其后曾去英国留学，回国后先后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大学研究员，并在创办的《观察》杂志任社长和主编等。1949年后，出任新华书店经理、光明日报社总编、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虽然早在四十年代，激烈批评国民党的储安平就早已经看穿了共产党，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而共产党执政，“自由”就变成了“有”和“无”的问题，“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但他最终还是选择留在了大陆，从此厄运连连。
1957年初，毛泽东为了彻底整肃知识份子，采取“引蛇出洞”的方法，让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知识份子给共产党提意见，一些天真的知识份子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就包括储安平。他在一次座谈会的发言中说党群关系不好的关键是“党天下”的问题。他认为，“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些？”
储安平由此得出结论：“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更让与会者震惊的是，他还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且甚为不恭的称之为“老和尚”。他想向毛、周请教的问题是：“为什么现在的国家高级领导人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
储安平一语“党天下”和对毛、周的批评，不仅让中共朝野上下为之震惊，而且让毛泽东一连几天都没有睡好觉。而恰恰因为这惊人之语，他被打成了右派，并成为迄今仍不能“平反”的五大右派之一；也是因为这惊世骇俗之举，他的妻子与之离婚，子女与其划清界限，同事纷纷“检举揭发”。虽然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中共并没有放过他。
惶恐不安中的他在文革中则继续遭到迫害。不仅被勒令每天打扫街道，而且饱受了红卫兵对他的打骂、侮辱。1966年8月底，储安平投河自杀未遂。9月后，人们再也没有看见他的身影。从此他杳无音讯，是自杀、被打死、出家……至今仍无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