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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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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会《推背图》,祸从口出

1974年我在琉璃厂海王村内部书店买书,结识了一批书友。其中有位中学教师汪先生,他有一本《推背图》。我爱读奇书,没想到因为读此书闯了祸,而且累及汪先生。

我是不太相信《推背图》这一类预言书的,但读起来像读谜语书一样也觉得好玩,有时也要猜一猜,以为谈资。当读到第四十二象乙巳,看到上画宫装妇女怀抱琵琶:

一歌女手持琵琶,地上左有一张弓,右有一只兔。谶曰:美人自西来,朝中日渐安。长弓在地,危而不危。颂曰:“西方女子琵琶仙,皎皎衣裳色更鲜。此时浑迹居朝市,闹乱君臣百万般。”

当时我突发奇想:这不是江青吗?“西方女子”写其来自延安;“琵琶仙”写其演艺出身;“皎皎衣裳”写其重视服饰,推广江氏“布拉吉”;“浑迹朝市”写她先卖艺,后发达;“闹乱君臣百万般”不言自明。中国的草民百姓从来都是原谅皇帝,有事了,不是“奸臣”“宦竖”,就是“女祸”。我也是中国人,自然也难免俗。大学同学章某来访,聊及时事,自然而然就说到《推背图》。大学同学章某也爱奇书,把《推背图》借走了。

1975年春节,我在北京家里过寒假,章某到家来找我。他很紧张,一见我,马上说:“学泰,《推背图》出事了。我把它借给朝阳区文化馆一个姓顾的朋友,他把它复印了。顾某又因为骂江青被‘板团’(指样板戏剧团)的人揭发了。他把我牵扯了出来,公安紧着找我,追查《推背图》的来源,我实在顶不住了,只得把老兄交代出来了。对不起你,如果无事便罢;真出事,连累了你,以后补报。”

过了正月十五、怀着这种隐忧与恐惧、我极不情愿地回到单位。果然第二天上午房山县文教局保卫科二人(其中有一人是县公安局的)开着一辆中型吉普把我从河北公社口儿中学运到房山县,在文教局隔离审查。

1975年3月4日中午饭后,曹某说你的态度恶劣,文教局管不了了,公安局“传讯”你了。

(1976年7月26日,王学泰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十三年。1978年10月20日被平反释放)。

“援外”出轨者与“后院起火”

有一位“冶金设计院”的技术员王某,他是去阿尔巴尼亚的援建人员。从1962年到1972年这十年中是中阿友谊“蜜里调油”的时期,阿来到中国真是“要啥给啥”。被派到阿尔巴尼亚的援建人员也都是精挑细选的。因此,王某能出国、能到“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那是很被人们羡慕的。

王某到阿工作已经两三年,工作很顺利,不知不觉间与阿方女翻译有了点暧昧关系。那时这是对外关系中的重大问题,一经发现,马上奉调回国。回国后连家都没让回,在院里交代两天问题后直接送到K字楼。一进监号的铁门王某傻了,因为正值夏天,号内的犯人,每人只穿一条三角裤衩,几乎近于赤裸地呈现在他的眼前。刚从国外回来、常出现在衣履俨然的正式场合的王某突然进入到这个画面中,对其视觉的冲击之大是可以想见的。王某定下神来,先是坐在炕箱上发呆,不一会儿只见他泪流满面。

小杨原是某部的工人,因为喜爱文艺、而且多才多艺、被选入毛泽东文艺宣传队。他能拉会唱,这在三中队的文艺活动中也展示了出来。他在原单位宣传队时与一个女声独唱演员有了暧昧关系,不幸被老婆大人知道了,家里家外大闹,搞得杨狼狈不堪;当小杨尝试反击时,老婆使出杀手锏、把杨的“反动日记”交给了单位领导。于是原本很积极的小杨一下子成了反革命,被判八年,老婆离婚了,女孩也与他划清了界限。

为什么一个很积极的青年变成了反革命分子呢?原来小杨在运动初期就积极参加运动,成为对牛鬼蛇神专政的专案组成员。专案组是经常要提审牛鬼蛇神的,让他们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和反动思想。牛鬼蛇神多是研究院中有学问的人,有个反动学术权威是小杨的监管和审查对象,小杨经常找他谈话,要他交代问题,可是谈来谈去小杨觉得他说得蛮有道理,从而失去了对流行理论的相信,小杨被这个“阶级敌人”征服了。他把自己的想法和听了那位“老鬼”话之后的心得体会统统写在日记里,大约平时他也跟老婆透露过,这次后院着火把这个要害问题引爆了。小杨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八年。

判18年,两个月不到就释放

1976年底到1977年初,三中队突然增加了一批“反革命犯”。

有一个老工人,到了三中队后总是心神不宁的,下了工休息时老在筒道里皱着眉走来走去。他五十一二岁,微胖。一天我在筒道休息,他找到我说:“我看您像个知识分子,我有点事您帮我分析分析。”我问什么事。他说:“我是第八机床厂的,厂址在北京密云,是七级电工,姓赵。9月18日下午三时转播天安门广场的追悼大会,我负责电器。结果会开到半截突然没声了,到会者紧张得不得了,把我也吓得直哆嗦,手抖得连接线也接不上,怎么弄也弄不好。当时县领导在我们厂子参加追悼会,判定我是阶级敌人,说我有意破坏,马上抓了起来,不到一个月就判了18年有期徒刑。”

那会儿出了问题先拿阶级敌人(或者有各种各样历史问题的)开刀是天然合理、顺理成章的,谁也不能反对,因为这样做大方向没有错。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逻辑。老赵说:“被抓时,我被那万众声讨的气势吓晕了,没有仔细为自己辩护。当时以为没大事,从严批判一下就完了。不料糊里糊涂就被判了18年,这样长的刑期,还不死在狱里?因此想写个详细的辩护词,我写好了您给我看看(当时还没有恢复律师制度)?”

他跟我商量,我告诉他:“这没用。这么简单的事,谁不清楚?他们了解事实、还要判你,你就是替罪羊。”我劝他与其花力气为自己辩护还不如找关系,写申诉往高层递送。他想了想觉得我说得有道理。他说:“我们工厂的总务科长是叶剑英的女儿,我老伴是幼儿园老师,平常与叶帅女儿关系不错,要不让我老伴求求她?”

我觉得这是一条路子。后来接见时,他果然对老伴说了。不久,就有人找他,每次找过他,回筒道只要他见到我,必要笑一笑,悄声说“有门儿,有希望”。上面找了几次后,有一天叫他收拾行李,然后扛着行李走了,再也没回来。肯定就是放了。这个憨厚的老工人幸有贵人帮助。

(摘自《监狱琐记》,三联书店2013年10月出版)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监狱琐记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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