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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理性的战狼”最后都灭绝了。
拿一个压箱底的历史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愿您喜欢。
1946年初的某一天，美军驻东京宪兵司令部，来了一个身着和服的老头,从他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的脚步和每次迈步时都很痛苦的表情中，谁都不难看出此人已经时日无多。
但这老家伙刚说了两句话，就把在场所有人都惊着了。
第一句是:“我是来自首的，我觉得我有资格成为甲级战犯。”
第二句是:“如果由我来当(日本陆军)总参谋长，根本轮不到你们今天在这里耀武扬威。”
是的，这个主动跑到盟军宪兵司令部“自首”的怪老头，就是曾经号称日本陆军第一参谋的石原莞尔。
作为“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和发动者，我们中国人对石原莞尔这人非常熟悉。
但有趣的是，在1946年，石原莞尔这人在美军那里是名不见经传的，二战结束时，石原莞尔在家里等着被抓，等了几个月都没有美军上门，美国人居然没想起有他这号人……
石原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莫大侮辱，才主动跑去自首。
而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小圈子里，石原莞尔此时地位也不咋地，由于他在战争末期屡次批评东条英机的政策，反对对美开战，他已经成为了狂热派军国主义分子口中的“非国民”（日奸）。
那石原莞尔是怎么从一个发动“九一八”的日本“民族英雄”，落魄到这副模样的呢？这里面有点故事。
1889年，石原莞尔出身于日本东北山形县。
用今天的话说，石原莞尔这人算个典型的“小镇做题家”：出身不是特别好，但特别聪明，从小在所有学校里都是不怎么学就拔尖。
报考陆军大学时，当时面试的一道考题是：“机枪应该怎样使用？”
考官想得到的答案，就是一战那个打法——前面架上铁丝网、蹲在堑壕里突突突。
但石原沉思片刻后，居然回答说:“装在飞机上,对地上的步兵扫射!”
这个回答把所有主考官们都说愣住了——没人想到机枪还能有这种用法。
这一年是1915年，石原所预言的战斗机，刚好在当年的4月份被法国人发明。
这种人投身军旅，按说也算如鱼得水，但石原整个军校时代都郁郁不得志。
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毕业学生前五名就能得到天皇赏赐的银怀表，而校方偏偏以“品行恶劣”为由将石原“操行分”打得很低，其名次被拖到了第六名。
在陆大学习时，石原再次走背字儿。他的毕业成绩本来是第一名，按规矩，首席毕业生享有觐见天皇并发表御前讲演的荣誉，可临到快结业时，校方突然找了个理由硬生生把他弄成了第二。
石原这种走哪儿都走“被针对”的原因之一，是这人确实恃才傲物，走哪儿都把同学甚至老师当傻逼。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军队当时“内卷”风气已经很严重了：
日本这个国家本来在武士道的熏陶下就有尚武风气，男子乐于从军。明治维新之后，由于长期奉行的军事优先政策，全社会的精英又优先向军队集中。
但军校年年都有学生毕业，日本军队却不可能无限度扩编。相反，一战之后，各国都开始裁军，日本军队内部岗位竞争开始空前激烈。
任何社会都一样，内卷一激烈，总有有门路的人会去拼爹。
比如后来当上日本首相、又成为二战日本首席甲级战犯东条英机。
这家伙有个身份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老爹东条英教是日本陆军大学首届首席毕业生，在日本那个啥事儿都看学历的“学历社会”，陆大首届首席这还了得？所以东条英机虽然不聪明，也没什么耀眼功绩，但一路官运亨通，这里面不得不说有恩荫的成分。
而石原最看不上的就是这种人：除了有了学霸老爹，这家伙哪点比我强？我凭什么混的没他好？
石原：我搞了这么多事，只为了和东条坐在一起照张相？
于是石原一辈子都致力于嘲笑东条的无能，说他是“东条上等兵”，说他只配去看仓库，还只能管五挺机关枪。
一直到东京审判，石原作为证人出庭，还不忘在法庭上抓住一切机会diss东条，把询问他的检察官都惊着了。
可石原的出身比较低微，出来混只能靠自己，看到自己这么有才却处处受打压，心里当然有气，发誓要出人头地：
而当时的日本军界没有意识到的是：正是石原和他同辈“寒门军官”的这种心态，为旧日本的毁灭敲响了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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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毕业后几经辗转始终混的不得志的石原莞尔，终于在河本大作的推荐下成了关东军参谋。
其实这个职位也不算好：别看关东军日后被吹捧为“皇军之花”，但在当时却颇不受待见，当时的关东军其实就是南满铁路的铁路驻防部队，不仅力量弱小，只有一万人，而且按照日本文官政府的打算,关东军还面临日中《租借南满铁路条约》到期后卷铺盖走人的尴尬前景。
也正因如此，这支部队一度成为日本陆军用以打发没门路、不受欢迎军官的回收站，这种安排让关东军内部积聚了大量郁郁不得志的军官。
爱国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这批军人越是郁郁不得志，就越要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用以发泄自己积攒了一肚子的青春荷尔蒙。恰在此时，石原莞尔如同一个火星，落在了这个火药桶上。
此时的石原莞尔已经年近不惑了，天资过人外加半生努力，却落了这么个下场，你可以想见他有多窝火：既然你们不把我当盘菜，那好，我就非得搞个重磅炸弹，一鸣惊人一下，让你们不得不重视一下我这个天纵奇才！
于是石原用他聪明的脑袋和能写的笔杆，搞出了一套“最终战理论”。
所谓的“最终战理论”，就是东西方之间迟早要有一战。
当时在日本，抱有这个想法的人非常多，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其实有点灰头土脸，对外扩张受到英美压制不说，国内还又是地震又是经济危机。日本人肚子里都憋着一口恶气。都觉得和这些国家必须打一架。
而石原用理性、有逻辑的文笔，把这个问题点破了，顿时受到了热捧。《每日新闻》连发30多篇社论为其捧场。石原成了“网红”。
不仅点了问题，石原还给了解决思路。石原说：日本国土纵深太小，根本无法进行一场现代战争，要想和西方打，首先得有个后方基地，而这个基地就是满洲(中国东北)。
你看这个理论多完美。一下子为关东军的闲散愤青们指明了方向：原来我们脚下的土地不是“被流放地”，是“创业热土”啊！
于是石原在关东军聚集了大批“粉丝”，变成了连上司都对其言听计从的“关东军大脑”。
一般的网红博得名声就该收手了，但石原的特点是不仅敢说，更敢实干。
这时，日本陆军的奇葩特质显现出来——表面看上去,日军似乎是一支近代军队，有着严格的军法。但在实际操作中,只要你打出“爱国”这杆大旗，干什么都没人敢拦你。
石原正是抓准了这一点。他和拥趸们对于“九一八”事变的策划,是打着“维护日本生命线”的旗号大张旗鼓地进行的，弄到最后，连驻朝的日军居然都公然越过国界，跑到东北来“帮忙”，说既然皇国兴废在此一战，那我们“共襄盛举”好不好？
如此目无中央的私下军事调动，日本军部自己都看不下去了，派了个叫建川美次的大将去视察，建川此人也是追捧石原莞尔的脑残粉。有飞机不坐他非坐船，到了朝鲜又坐火车，一路磨叽到沈阳（当时叫奉天）。下车的时候，刚好是1931年9月18日夜。
到了地方，建川看到关东军上下一片整军备战的气氛，摆明了要在今晚搞个大新闻，于是干脆跑到酒馆来了个一醉方休。
那意思是：你们愿干啥干啥哈，我没看见。
但到了这个节骨眼上，石原和他的小迷弟们自己却犹豫了：张学良的东北军不仅人数绝对占优（关东军一万，东北军三十万），而且武器装备也比关东军精良，机枪是捷克造，飞机、坦克也一应俱全。关东军与其对赌，赢面实在太小了。
于是就在事变之前，石原跟几个“九一八”事变的主谋开了个最终会议，有神棍气质的板垣征四郎搞了个占卜仪式：拿了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手松开，往左倒就干,往右倒就不干了。
结果这铅笔还真就朝右边倒下去了。
几个人大眼瞪小眼，那就散伙回家洗洗睡呗？明天去给建川将军接风洗尘？
……
历史的偶然性在这一刻突然起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