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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疯狂的年代里,连“战狼”都开始内卷 哪怕你是战狼本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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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理性的战狼”最后都灭绝了。

拿一个压箱底的历史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愿您喜欢。

1946年初的某一天,美军驻东京宪兵司令部,来了一个身着和服的老头,从他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的脚步和每次迈步时都很痛苦的表情中,谁都不难看出此人已经时日无多。

但这老家伙刚说了两句话,就把在场所有人都惊着了。

第一句是:“我是来自首的,我觉得我有资格成为甲级战犯。”

第二句是:“如果由我来当(日本陆军)总参谋长,根本轮不到你们今天在这里耀武扬威。”

是的,这个主动跑到盟军宪兵司令部“自首”的怪老头,就是曾经号称日本陆军第一参谋的石原莞尔。

作为“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和发动者,我们中国人对石原莞尔这人非常熟悉。

但有趣的是,在1946年,石原莞尔这人在美军那里是名不见经传的,二战结束时,石原莞尔在家里等着被抓,等了几个月都没有美军上门,美国人居然没想起有他这号人……

石原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莫大侮辱,才主动跑去自首。

而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小圈子里,石原莞尔此时地位也不咋地,由于他在战争末期屡次批评东条英机的政策,反对对美开战,他已经成为了狂热派军国主义分子口中的“非国民”(日奸)。

那石原莞尔是怎么从一个发动“九一八”的日本“民族英雄”,落魄到这副模样的呢?这里面有点故事。

1889年,石原莞尔出身于日本东北山形县。

用今天的话说,石原莞尔这人算个典型的“小镇做题家”:出身不是特别好,但特别聪明,从小在所有学校里都是不怎么学就拔尖。

报考陆军大学时,当时面试的一道考题是:“机枪应该怎样使用?”

考官想得到的答案,就是一战那个打法——前面架上铁丝网、蹲在堑壕里突突突。

但石原沉思片刻后,居然回答说:“装在飞机上,对地上的步兵扫射!”

这个回答把所有主考官们都说愣住了——没人想到机枪还能有这种用法。

这一年是1915年,石原所预言的战斗机,刚好在当年的4月份被法国人发明。

这种人投身军旅,按说也算如鱼得水,但石原整个军校时代都郁郁不得志。

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毕业学生前五名就能得到天皇赏赐的银怀表,而校方偏偏以“品行恶劣”为由将石原“操行分”打得很低,其名次被拖到了第六名。

在陆大学习时,石原再次走背字儿。他的毕业成绩本来是第一名,按规矩,首席毕业生享有觐见天皇并发表御前讲演的荣誉,可临到快结业时,校方突然找了个理由硬生生把他弄成了第二。

石原这种走哪儿都走“被针对”的原因之一,是这人确实恃才傲物,走哪儿都把同学甚至老师当傻逼。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军队当时“内卷”风气已经很严重了:

日本这个国家本来在武士道的熏陶下就有尚武风气,男子乐于从军。明治维新之后,由于长期奉行的军事优先政策,全社会的精英又优先向军队集中。

但军校年年都有学生毕业,日本军队却不可能无限度扩编。相反,一战之后,各国都开始裁军,日本军队内部岗位竞争开始空前激烈。

任何社会都一样,内卷一激烈,总有有门路的人会去拼爹。

比如后来当上日本首相、又成为二战日本首席甲级战犯东条英机。

这家伙有个身份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老爹东条英教是日本陆军大学首届首席毕业生,在日本那个啥事儿都看学历的“学历社会”,陆大首届首席这还了得?所以东条英机虽然不聪明,也没什么耀眼功绩,但一路官运亨通,这里面不得不说有恩荫的成分。

而石原最看不上的就是这种人:除了有了学霸老爹,这家伙哪点比我强?我凭什么混的没他好?

石原:我搞了这么多事,只为了和东条坐在一起照张相?

于是石原一辈子都致力于嘲笑东条的无能,说他是“东条上等兵”,说他只配去看仓库,还只能管五挺机关枪。

一直到东京审判,石原作为证人出庭,还不忘在法庭上抓住一切机会diss东条,把询问他的检察官都惊着了。

可石原的出身比较低微,出来混只能靠自己,看到自己这么有才却处处受打压,心里当然有气,发誓要出人头地:

而当时的日本军界没有意识到的是:正是石原和他同辈“寒门军官”的这种心态,为旧日本的毁灭敲响了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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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毕业后几经辗转始终混的不得志的石原莞尔,终于在河本大作的推荐下成了关东军参谋。

其实这个职位也不算好:别看关东军日后被吹捧为“皇军之花”,但在当时却颇不受待见,当时的关东军其实就是南满铁路的铁路驻防部队,不仅力量弱小,只有一万人,而且按照日本文官政府的打算,关东军还面临日中《租借南满铁路条约》到期后卷铺盖走人的尴尬前景。

也正因如此,这支部队一度成为日本陆军用以打发没门路、不受欢迎军官的回收站,这种安排让关东军内部积聚了大量郁郁不得志的军官。

爱国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这批军人越是郁郁不得志,就越要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用以发泄自己积攒了一肚子的青春荷尔蒙。恰在此时,石原莞尔如同一个火星,落在了这个火药桶上。

此时的石原莞尔已经年近不惑了,天资过人外加半生努力,却落了这么个下场,你可以想见他有多窝火:既然你们不把我当盘菜,那好,我就非得搞个重磅炸弹,一鸣惊人一下,让你们不得不重视一下我这个天纵奇才!

于是石原用他聪明的脑袋和能写的笔杆,搞出了一套“最终战理论”。

所谓的“最终战理论”,就是东西方之间迟早要有一战。

当时在日本,抱有这个想法的人非常多,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其实有点灰头土脸,对外扩张受到英美压制不说,国内还又是地震又是经济危机。日本人肚子里都憋着一口恶气。都觉得和这些国家必须打一架。

而石原用理性、有逻辑的文笔,把这个问题点破了,顿时受到了热捧。《每日新闻》连发30多篇社论为其捧场。石原成了“网红”。

不仅点了问题,石原还给了解决思路。石原说:日本国土纵深太小,根本无法进行一场现代战争,要想和西方打,首先得有个后方基地,而这个基地就是满洲(中国东北)。

你看这个理论多完美。一下子为关东军的闲散愤青们指明了方向:原来我们脚下的土地不是“被流放地”,是“创业热土”啊!

于是石原在关东军聚集了大批“粉丝”,变成了连上司都对其言听计从的“关东军大脑”。

 

一般的网红博得名声就该收手了,但石原的特点是不仅敢说,更敢实干。

这时,日本陆军的奇葩特质显现出来——表面看上去,日军似乎是一支近代军队,有着严格的军法。但在实际操作中,只要你打出“爱国”这杆大旗,干什么都没人敢拦你。

石原正是抓准了这一点。他和拥趸们对于“九一八”事变的策划,是打着“维护日本生命线”的旗号大张旗鼓地进行的,弄到最后,连驻朝的日军居然都公然越过国界,跑到东北来“帮忙”,说既然皇国兴废在此一战,那我们“共襄盛举”好不好?

如此目无中央的私下军事调动,日本军部自己都看不下去了,派了个叫建川美次的大将去视察,建川此人也是追捧石原莞尔的脑残粉。有飞机不坐他非坐船,到了朝鲜又坐火车,一路磨叽到沈阳(当时叫奉天)。下车的时候,刚好是1931年9月18日夜。

到了地方,建川看到关东军上下一片整军备战的气氛,摆明了要在今晚搞个大新闻,于是干脆跑到酒馆来了个一醉方休。

那意思是:你们愿干啥干啥哈,我没看见。 

但到了这个节骨眼上,石原和他的小迷弟们自己却犹豫了:张学良的东北军不仅人数绝对占优(关东军一万,东北军三十万),而且武器装备也比关东军精良,机枪是捷克造,飞机、坦克也一应俱全。关东军与其对赌,赢面实在太小了。

于是就在事变之前,石原跟几个“九一八”事变的主谋开了个最终会议,有神棍气质的板垣征四郎搞了个占卜仪式:拿了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手松开,往左倒就干,往右倒就不干了。

结果这铅笔还真就朝右边倒下去了。

几个人大眼瞪小眼,那就散伙回家洗洗睡呗?明天去给建川将军接风洗尘?

……

历史的偶然性在这一刻突然起了作用。

责任编辑: 叶净寒   来源:海边的西塞罗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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