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正式敲定整顿香港选举的多项细节，包括特首选举，在选举委员会加入大量“爱国爱港团体”席位。以往或可左右特首选举的本土地产商，影响力随即被冲淡。分析相信，北京日后已无须和香港商界结盟，也可在香港为所欲为。
中国人大常委通过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即香港行政长官的产生辨法，重中之重，在于改变选委会的组成。选委会由1200人增加至1500人，由四个界别增至五个界别，每个界别各占300人，并大量加入“爱国爱港团体”。
地产商难再左右特首选举？
以往香港的特首选举，虽被喻为“小圈子”选举，但香港主要地产商的地位仍举足轻重，他们直接或间接左右工商、金融和部分专业领域的选委，这足以成为“造王者”。以往北京要推荐人选，必定要先考虑“造王者”的取态。
在2016年12月的选委会选举前，特首选委之一、香港地产商李嘉诚就曾表示，希望新任特首为香港“带来希望”。当时香港经历2014年的雨伞革命，市民普遍对时任特首梁振英心存不满。梁振英不久后就以家庭原因为由，宣布不寻求连任，但外界盛传，真正的原因，是他未能得到香港地产商的支持。
而在2017年的特首选举中，李嘉诚也未有如两位同为选委的儿子一样，表态支持林郑月娥。去年就有亲北京智库撰文，担心李嘉诚联合其他北京无法操控的选委，发挥政治能量，左右明年的特首选举。
分析：香港地产商政治及经济影响力均会大减
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和立接受本台访问，表示以北京最新订立的选委会结构，大量加入可由香港中联办直接控制的组别，商界对特首选举的影响力会随之大减。
林和立说：工商金融界有300人，但因为全部选委人数增加，所以他们的影响也冲淡了。也包括某些可能是代表商界的专业界人士，议席比例也被冲淡了。
他表示，在上世纪70年代，香港的工商界由英资集团支配，其后发展至由李嘉诚为代表的本地财团操控，但现在的香港，已变成由中国企业支配。
林和立说：政治也反映香港的经济结构，现在香港的经济结构已愈来愈趋向由大陆公司主导，所以传统香港的工商界代表，即以李嘉诚为首的工商界代表，其影响力，包括选特首的影响力也相对减低。
北京日后无须再和香港商界结盟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表示，北京的目的是增加安全系数，把选举制度的主体放在选委会上，同时减低对香港地产商的依赖，日后也不用和香港工商界结盟。
蔡子强说：减低对工商界、地产商的依赖。在选委会加入新的团体，客观的结果不单是冲淡民主派，还有工商界的影响力。而这些组织，纯粹从社会代表性和功能去看，是难以自圆其说的，例如灭罪委员会、防火委员会。原因是这些组织，北京的可操作性较高，所以以后北京不用和工商界建立联盟，也可以做他想做的事。
选委会大量增加“爱国爱港团体”席位
分析改组后的选委会，值得留意的，是多个新增组别都是“爱国爱港团体”，包括第三界别新增的“基层社团”和“同乡社团”，各占60席。
第四界别新增港九、新界的“分区委员会”及“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代表，共有156席。第四界别更增设“ 大陆港人团体”代表，占27席。
而新增设的第五界别，包括港区人大和政协，共有190席，大幅增加103席；还有“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新增110席。单是以上“爱国爱港团体”所占的席位，已有603席。
缩减甚至取消民主派票仓组别
北京一方面增加“爱国爱港团体”的席位，另一边缩减甚至取消以往被民主派抢攻的组别。一如外界预期，原本有117席的区议会组别被取消。新名单更显示，原本有30席的“高等教育界”组别同样被撤。
而原本共有60席的医学界和卫生服务界，被合并为一个组别，席位减半至30席。而“社会福利界”和“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都分别由60席减至30席。
以上组别，连同饮食界、会计界、法律界等专业领域，过往都是民主派的主战场，日后将全面取消个人票，变成团体票，部分席位更规定要由亲北京机构产生。例如会计界一半席位（15席），要在中国国家财政部聘任的香港会计谘询专家中提名产生；法律界当中的9席，要在中国法学会香港理事中提名产生。
须经“资格审查”设“总召集人”
选委会候选人、行政长官候选人和立法会候选人一样，要经“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确认其资格，根据香港警务处国安部门的审查，判断候选人是否拥护香港《基本法》、效忠特区。其决定不受诉讼影响。
选委会设召集人制度，总召集人由“担任国家领导职务”的选委担任，并在选举委员会每个界别各指定若干名召集人，负责必要时召集选委会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