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那年我20岁，我家被抄，我被同学们打了一顿。
“小将”们将许多古字画烧毁，把许多古瓷打碎，他们当中却没有哪位藏着掖着带回家的——也许是他们无知吧。（绝不是他们“大私无私”，因为他们拿走了自行车、手电筒之类的生活用品，甚至还“顺便”拿走了我母亲留下的舍不得画画的老宣纸——他们用来写大字报。）抄家烧古字画是我班女红卫兵，毁灭性抄家是初中红卫兵。
我当时高三，浙大附中有初中部。是我们班女同学唆使他们打的。因为我不愿意看我家的古画被焚烧。其实按实岁我才19岁。因为父亲响应毛主席号召，向苏联学习，七足岁上学。于是我大班上了两年，是七岁半上学的。（月份小，12月出生）
不过，这些是初中小将们干的，我的同班红五类同学抄家后，某个红五类悄悄把我母亲留下来的金项链又还给了我，但还给的手表却是掉了包的、坏了的。（不晓得是哪位红五类做了手脚，当然，决不会是这位同学）我被打了一顿，关了一礼拜，鼻青脸肿，但没有受到更大的凌辱——也许那时的“小将”们还是有点单纯吧，（决不是仁慈）那时有那时的“道德标准”，但今天恐怕连这样的“道德标准”都无了。
虽然用“单纯”这个词说他们似乎美化了他们，我很不情愿，但我想不出其他词了，用“简单”一词还是不确切。所以，直到现在，我愤恨他们，但说不上仇恨——至少，在文革初的年代里，这批“高干子弟”、红五类们还是有一点点单纯的。（是不是他们还没有把我置于死地？还是我“好了疮疤忘了疼”？）简单说个例子吧，那时，听得打死人的很多，但没怎么听到强奸什么人的。分析起来，因为学生毕竟单纯，而后来社会上参加文革的人多了，成分复杂了，捞财物的和强奸的事就出现了。
不过话说回来，我宁要“无道德标准的”今天，也不要“有道德标准的”四十年前。在“无道德标准”、世风愈下的今日，我至少可以独善其身，做我可以做的事。而“有道德标准的”四十年前，我和我的同代人却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不想发生的事总是牢牢地粘住我，不安全的因素总是在暗处蛰伏着，生活会无缘无故地发生变故。不幸，防不胜防。
我的父亲李家桢是地下工作者，解放初任上海军管会华东贸易部卢绪章助手。后来他要求调回美术界，1954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党委书记，1957年被打成右派。父亲和母亲张友鸠都是湖北美术学院的前身武昌艺专江津时期的学生，一个师从唐一禾，一个师从张肇铭；他们是中国美术史上少有的共同投身革命、从事地下党工作的艺术伉俪。
但1966年还是有美好的时刻，使我至今追想……
当时刚刚报了大学志愿。我报了外语志愿，有点“被迫”，是外语老师一个劲地要我报这个志愿。我说：“不行，我成分不好，当不了翻译！”“那你可以搞文字呀！”他依然鼓励我。1966年的5月，我还是“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过了两、三个月，我就成了“狗崽子”了。
我不想报外语，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怕背单词（我生性怕背诵，活到现如今，我能记得起来的诗歌、章节，都是一小句一小句、一小段一小段支离破碎的），但面对老师的期待，我只好下定决心发狠去背单词了……
其时，同班同学都热火朝天、满腔热情搞着运动呢，其中那些成分好而功课不好同学认为这运动来得是个时候，至少，他们可以有个由头不必复习应对没有把握的高考了。
我没“资格”搞运动，其次我对那些不感兴趣，于是我带上俄语课本、单词本和刚借来的《怎样记忆词汇》一书，骑上那辆苏联造的女式自行车一溜烟地骑到苏堤“跨虹桥”下，面对西湖，在一张绿色木条椅上坐了下来。
周围很清净，我按照《怎样记忆词汇》书中指导的去背：“先是把有关联的单词三个一组、三个一组背，记住得多了一些后，便三组、三组地背……”
我背呀背，枯燥的单词却怎么也背不进去，先是我闭着眼睛冥思苦想，后来闭眼睛的时间越来越长。
……当我醒了，睁开眼时，您猜我看到了什么？蓝天、白云！
原来我在长椅上美美地睡了一觉！我永远忘不了睁眼时即刻看到的蓝天、白云……直到如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