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还送来共产党。2010年，德国工人正在移除柏林的一座马克思雕像。(JOHANNES EISELE/AFP/Getty Images)正体简体
按照中共的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事实真是如此吗？且让我们来回溯一下当年的历史。
“从满清后期到民国初期，中华古国经历着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内在变革，社会处于混乱和痛苦之中。其间许多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满怀济世救国的忧患意识。但是在国难和混乱中，他们由失望变成了完全的绝望。有病乱求医，他们到中国以外寻找灵丹妙药，英国式的不行就换法国式的，法国式的不行再换俄国式的，不惜下猛药烈药，恨不得一日即能振兴中国。”（《九评共产党》）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之下，强调“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马克思主义于“十月革命”后传入中国之后，很快便引发了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此后，在他们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
尽管有人说，“1920年2月，陈独秀为躲避敌人的搜捕，由李大钊陪同秘密离开北京，前往天津（陈独秀再乘船到上海）。途中，两人商讨了建党事宜”，但至今没有过硬的材料说明陈、李当时已有组织大规模共产主义组织的明确想法，他们只不过是在频繁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罢了，重要的是这一点很快便被共产国际发现与利用了。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送来的不仅有马克思主义，还有共产党。
如同旧沙俄一样，新起的苏俄也有着强烈的对外扩张的野心。中国不仅是古老的东方大国，也是它最重要的邻国，当然是它想染指的一个重要国度。因此，苏俄建立不久就积极开始了对中国的渗透。其主要方式，就是在中国寻找代理人，建立共产党，利用这个党把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输入到中国去，从而最终达到将中国纳入到其势力范围之内的目的。而具体实施这个计划的则是在俄共控制下的共产国际。
1919年3月2日至6日，列宁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第三国际实际上是苏俄对外扩张的指挥机关。它居于各国共产党之上，对各国共产党有指挥权。各国共产党是它的下级组织，要按它的命令行事。共产国际的使命就是在世界各地建立分支机构，传播、鼓动全世界搞共产革命，从一国数国的共产主义胜利直到全球胜利。
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批准建立“俄共（布）远东局”，在海参威成立“俄共（布）海参威分局”，任命维经斯基为分局负责人，专门从事对中国进行渗透的工作。不久，俄共（布）中央与共产国际磋商，并获得共产国际的批准、同意，给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发去一份电报，指示他们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据日本学者波多野干一等人的研究，这个代表团有三项任务：1、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共青团；2、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3、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份子到欧洲游历。27岁的维经斯基被选中担任这个代表团的负责人。临行前，代表团又增加了一项使命：“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
很快，他们乔装成新闻记者代表团来到了中国。经人介绍，他们先在北京结识了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宣传者李大钊。在与李大钊的接触中，维经斯基明确提出“中国应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随后，李大钊又介绍他们去上海见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在上海，维经斯基与陈独秀一起讨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在那里，维经斯基还结识了《星期评论》的主持人戴季陶、沉玄庐、李汉俊，《时事新报》的主持人张东荪。他与他们经常在陈独秀的家里密谈，在戴季陶的居所聚会。在与这些人的交往中，维经斯基产生了这样的设想：“就是把《新青年》、《星期评论》和《时事新报》结合起来，乘五四运动的高潮建立一个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联合起来，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党。”（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开了几次座谈会，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维经斯基终于把建党的设想明确地向这几位“笔杆子”提了出来。当年曾参加座谈会的北大文科毕业生袁振英事后回忆说，“1920年5月，陈独秀约我和戴季陶、施存统、沉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俞秀松、叶天低、李季、周佛海、杨明斋和李达、刘少奇等社会主义者，同俄国代表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当时路过上海也曾参加座谈会的周佛海回忆说，“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俄国人维经斯基在座。维大意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他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经过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李大钊）负责。当时所谓‘南陈北李’。”（周佛海《往矣集》）曾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的李达说得更明确：“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列入了日程。维经斯基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联系，他不懂什么理论，在中国看了看以后，说在中国可以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沉玄庐、戴季陶等人就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
作为建党的第一步，1920年5月，在上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负责人是陈独秀。到了同年8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仍是陈独秀。维经斯基沿用苏共的习惯，说负责人应称“书记”。就这样，陈独秀担任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首任书记。有了“小组”，有了这个“小组”的书记，中共的第一个早期组织就在上海诞生了，并且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
接下来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法国、日本八个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尽管名称五花八门，有的叫“共产党”“共产党小组”“共产党支部”，有的甚至连名称都没有，但它们都是以俄共为榜样建立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1921年初，维经斯基接到了回国任职的密令。临行前，他到北京重新会晤了李大钊，还会见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当时在场的张国涛后来回忆说，“一般说来，维经斯基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初期活动是表示满意的。他这次是路经北京，预备回俄国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他初步活动的结果，在临动身之前表示极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各地的雏形组织能够从速联合起来，举行第一次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迅速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1921年1月，当维经斯基还在中国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了加强对远东各国所谓革命运动的领导，决定设立远东书记处。远东书记处下设四个部：中国部、朝鲜部、日本部、蒙藏部。每个部都有这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参加。其中中国部的任务是解决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给中国共产党和俄共提供情况，并向中国共产党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国部有两位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任命的书记，一位就是维经斯基，还有一位则是随维经斯基一同抵俄的中国人张太雷。张太雷是受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委派，前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为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尽管那时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各地成立小组的阶段，尚未开过全国代表大会，尚未选出中央机构，但张太雷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而且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朝鲜共产党成立大会上发了言。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三大”在克里姆林宫召开，张太雷是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在闭幕式上，张太雷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言。他最后说，“必然到来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丰富的资源和伟大的力量是被资本家用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呢，还是被无产阶级用来同资本家作斗争，那就要看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看共产国际的支持而定了。”他高呼：“世界革命万岁！”“共产国际万岁！”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第一次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发言。
列宁认为在中国正式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为了继续推进维经斯基未完成的建党工作，由列宁直接推荐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马林于1921年6月抵达上海。与维经斯基不同，马林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而维经斯基只是俄共的代表，马林的职位也远远高于维经斯基。而且，马林是列宁直接推荐的。
马林到中国后，很快跟同期来中国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尼柯尔斯基接上了头。然后，又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李达以及李汉俊这“二李”秘密见了面。马林听了“二李”的汇报后，建议及早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李达发信给各地的党小组，要他们各派代表二人来上海开会。马林还拿出了带来的经费：每位代表发给路费100元，回去时再发50元。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参加大会的都是知识分子，没有一个工人。
开幕式上先由张国涛向大家报告了大会的筹备情况和大会的议题，并宣读了陈独秀的来信。接着，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辞。他一开头就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作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马林向与会者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性质、组织和使命。他强调说，“共产国际不仅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盟，而且与各国共产党之间保持领导与被领导的高度统一的上下级关系。共产国际是以世界共产党的形式统一指挥各国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动。各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
马林讲完话后，尼柯尔斯基也致了辞。他在向中共“一大”表示祝贺之后，介绍了刚刚建立不久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并建议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发去电报，报告大会的进程。
之后，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局书记。据陈独秀后来对人透露：“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据他说，全部代表为十三人），我因事在广东，没有参加。所以叫我当上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叫维经斯基的到中国来转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因此就找到了我。”（文若：《陈独秀的狱中生活》，载1989年11月21日《世界日报》）当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也是莫斯科交下来“着令通过”的俄、英两种文本，后来才由中共译成中文本。”
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明确标明要“联合第三国际”。在大会决议中，还规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呈送报告一份；必要时，应派代表去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与远东各国共产党代表，商讨联合阶级斗争之事。一年后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决议案》，又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一次，中共的第一任领导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生同意见分歧，马林带一封信给陈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虽然陈独秀是中共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听从共产国际“教廷”的命令，隶属和屈从苏俄。
综上所述，不仅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设想是由俄共和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明确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和正式建立也都是在他们的一手指导下按部就班进行和完成的，即使是党的第一任总书记也是由他们挑选的。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是由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信徒们做的，但领头的起着主导作用的始终是对中国怀有政治野心的俄共和共产国际。
可见，中国共产党决不是由中国人自己自发地独立地搞起来的，而是在俄共和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指挥下成立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苏联人出钱直接策划和指挥中国的左翼激进知识分子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中共，其实是共产国际的亚洲中国支部，以俄共为自己的主心骨和靠山，执行的是苏俄红色帝国主义的东方路线，仰仗的是俄共成熟的暴力夺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在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等各个方面均听命于俄共。它不但拿的是共产国际的钱，干的也是共产国际交办的事。正如有的大陆学者所分析的那样，“过去我们一直以为中共是在以中国早期几个共产主义者小组为主体的基础上，接受共产国际的帮助而建立起来的，这个解说其实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1921年中共建党，是以共产国际为主推动的，而不是所谓中国已有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在从事建党活动，然后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党了。不是这样的，从一开始，这就是共产国际自个儿的事儿。陈、李只不过是共产国际找到的帮手罢了。从共产国际当时的‘市场推进‘安排看，即便是在中国找不到陈、李，那他们就自己派人干了。如同现在的’外商代表处’。那个印度人罗易不是就给派到墨西哥去组党，还成了墨西哥共产党的总书记嘛。”（《两个局外者的对谈》）在这个意义上，中共完全称的上是俄共的“儿子党”，是为苏俄染指中国服务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也不是像中共自己宣传的那样，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当时的中国产业工人全国总共才有200万人，他们既不知道什么马克思主义，更不可能有什么建立共产党的想法，连列宁都认为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出现跟当时的中国工人阶级根本就扯不上边。要说“结合”，称中共是苏俄对外扩张的需要与中国左翼激进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急燥情绪相结合的产物还差不多。说到底，中共不过是苏俄输入给中国的一个“怪胎”，在中国自己的历史发展中找不到任何内在的根据。这样一个不是从自身的土壤里生出来的“怪胎”，对中国来说是祸是福，自然不难推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