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殍无数，令人垂泪！此为示意图。（网络图片）
南瓜山不是山，是个埋死人的地方。在四川省峨边县沙坪劳改农场场部医院后面的一块荒坡上。当时沙坪劳改农场关押近一万多教民，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右派份子，在所谓的“三年自然”中，两年多的时间里竟饿死五千多老右，直到现在也鲜为人知。好些将死未死的人都先送到这里来抢救。所谓抢救就是给点糠肤饼吃，不几天就死在医院。当时死的人太多，没说没有棺木，就连个独立的坟头也没有，是一个一个大坑埋的。听说一个坑多的时候埋到几人几十人，上面只有一层薄薄的泥土。后来不知谁在上面种上南瓜，南瓜竟然枝茂叶密，黄花一片，秋后收获的南瓜又大又肥又嫩又重，自此“南瓜山”扬名全场，成了沙坪一景。
重庆市公安局退休干部、现年75岁的蒋柏龄先生，当年就是在“南瓜山”掩埋饿鬼冻殍的埋尸人。四十多年后我们相逢言及此事，仍感沧凉心酸。说到当年他为何划为右派份子一事，他愤然道：“伟大深恩在劫难逃，鸣放骗术自当入罗。”
历史回到1957年，那个鸣放高潮的五月。重庆市公安局和全国一样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在众多的大字报里有一张题为《雪里送炭此地少，锦上添花我局多》，作者就是少年英俊笔头带刺的干警蒋伯龄。他主要对局里领导侵占大家福利行为表示不满，于是全局大哗响应者众，不少人签名支持，一致呼吁：“改组局福利委员会，清查账目，纠正偏差。”局领导立即调动党团力量予反驳弹压，时为副局长、党委书记陈宗谱立即发表讲话宣称：“福利这事虽我们做得不对，但与右派借此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是两码事，必须组织反击，消除负面影响。”
事态与结果可想而知，一时反戈一击者，声明更正发言者比比皆是。他说，除我“罪有应得外”，确也连累了一些好同志，如老干部任书旺，旧社会讨口，参加革命流血负伤，也划为右派，家属不服，在市局张贴大字报讨取公道，结果任的日子更不好过。对我本人，其实无须再动用其它手段：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掐头去尾篡改原意，甚至无中生有编织材料，塑造什么“攻击肃反百分之百搞错了，”什么“成为《重庆公安》编辑部右派主帅”云云……什么极右不极右？市局最大右派早就顺理成章、名正言顺了。于是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
“苛政猛于虎，如果再加饥饿，就是两虎向你扑来，你能受得了吗？”
他说：不久即被武装押送发配至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从此便成为贱民，受尽磨难，尤其在那鬼都不下蛋的地方所受的种种苦楚，真是世间少有，终身难忘。当进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面临着的是一场大饥饿、大死亡。当时吃粮每人每月只有18斤定量（还是粗粮），除去炊事班、打柴组、运输组，干部小食堂和职工（即表现好解除劳教的就业员）伙食，都与我们拉开距离，剩下舀进饭碗的只是沉底的一层包谷沙沙而已，怎么能果腹？又如何劳作？长此下去恶性循环，又在源头上断了生机。庄稼从播种开始缩水，一直到薄收、绝收，自力更生成一句空话。
后因公安身份，承蒙照顾，分配至场部医院让继续搞广播宣传。由于病室紧张，只好和汤人絜（统计）、叶林（绘画）、程普（文娱）合住一小帐篷，恰逢叶兄妻子探亲，谈到外面也恼火，叶母在家蒸饭，按定量分别容器下粮，老人家也饿得从孙儿碗中克扣归已，亲情尚淡薄如斯，可想劳教队是什样了？
长期的亏欠，双脚滞重，下病区作例行广播越来越勉强，眼见床满为患，生死变化莫测，又往往人尸难辨（杂工组人少体弱搬运不及），呻吟之声，不绝于耳，更增悲凉。还得违心鞭挞违纪现象（主要反映吃欲难抑、私相交换），提醒病体消化不良，胀死人的事层出不穷，实乃走过场而已。偏偏这时又当上了“职工”，屈指劳教三年半，噩梦远未终结。
医院不比队上，病情高于身份，我接着也进了病室，医生护士多所体恤，但难以回天，接着腹水、腹泻、高烧、肝炎并发，挂危等死。偏神智清醒，隐约听得医护开会、批斗贪食应归我的一个煮鸡蛋的某护士，其实，那是我不想吃。危难之时，幸武汉的兄嫂给我及时雨，寄来一盒肝精针，干部唐医生笑对我说：“这才把你从阎王那里拽回来。”加之，邻铺的小劳教杨长生，因出去偷海椒被老乡打伤，形成巴骨流痰（即化脓性骨髓炎），经常赒济我的饭食，真是雪中送炭，可无力报答，终成憾事。病体恢复后，归队杂工组，做些力所能及的轻活。一天，院部向干事召见，忐忑间接受一项特殊任务，盖农场死人的讯息外传，作家刘盛亚去世后，其重庆的遗属意欲申请来场探视，由于死者太多，有的连个土堆都没有，拟予适当弥补，作一些掩盖伪造。这才令我去南瓜山相机行事，给阴阳两隔的诸多难友“立碑”，这碑充其量搬块稍大、成形的石头，用红漆写上死者的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