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麦育种专家李振声
玉米，可与袁隆平同称父的，至少有李竞雄、戴景瑞等人。另外，如果你留意前面做的那个玉米育种迭代进步的表格，应当会发现，中国玉米育种的重要技术成果，近半出自河南。这大概是吴绍骙先生是中国玉米育种奠基人的最好注解吧。
吴绍骙
吴绍骙是1930年代留美博士，长期任教河南农大，桃李半中国。吴的学术圈地位本非李振声、袁隆平等人可比，但吴因政治原因，叠遭风浪，数度中断科研、教学。吴的经历，实在是性格的必然，早年翻译李森科的《遗传及其变异》一书时，吴公然在译序中声称：“译者稍涉猎于遗传科学，对李森科院士所持之说，以所知甚少，不敢贸然赞同……”
好在，称父这个爱好只在水稻圈流行。因为袁隆平是独一无二的。
袁隆平的独一无二，不是理论上的突破和创建，也不是三系杂交研究中卓越的研究能力——最重要的几个环节都各有贡献者：育成第一个不育系及保持系的是颜龙安，发现第一个恢复系的是张先程，第一个提出亲缘学说指导三系配套的是裴新澍……
请想一下，我们听到杂交水稻这个词，难道不是因为袁隆平这个人吗？如果不是这个人，谁愿意去记住它的增产幅度、养活了多少人？除了引起恐慌的转基因玉米，有谁听过小麦、玉米、大豆的任何品种吗？更何况是与特定品种相关的具体研究者。
如果没有袁隆平这个超级明星，人们根本就没法弄清杂交水稻育种中，不同的人扮演的角色和做出的具体贡献是什么，谁会无缘无故关心谢华安、颜龙安、黄耀祥的贡献大小？
袁隆平的独一无二，在于文革结束后，他是农业育种专家中，唯一进入官方科学家宣传序列的一员，虽然远还不能与当时最耀眼的科学家们并列，但时间推移，当年的陈景润、华罗庚等人失去宣传新意，早已淡出公众记忆时，袁隆平在大众传播中热度不但始终不减，反而不断攀升。
统计出处：王春晓《话语视域下的袁隆平媒介形象研究》
一个科研人员，知名度覆盖所有人群，今天的年轻人可以完全不知道三十年前的明星，但谁不知道袁隆平呢？不要说是在中国，放眼全世界，也找不到这样的例子。不夸张地说，袁隆平就是独一无二的现世“科学家神”。
这一切是不可复制的。
完美的“科学家神”
作为一个现世的“科学家神”，袁隆平在公众中呈现的形象，完美地符合中国人心中伟大科学家的形象。或者说，中国人对构成“科学家神”应该具有的基本要素，几乎全都能在袁隆平身上找到。
今天公众对袁隆平的好感，真不见得有多少是因为他多养活了多少人，在最近十年里，多养活多少人这个话术，至少在对年轻人是失效的。公众对袁隆平的好感，很大程度上是公众形象的成功。
还记的前两年网上突然爆红的科学家李小文吗？
看到李小文不修边幅仙风道骨的照片，就疯狂转发的网民，其实能有几个人看完后能准确复述“地物光学遥感”和“热红外遥感”这两个词呢？大家根本搞不清他是干什么的，更搞不清他在业界地位——这其实不重要，总之，这一点也不妨碍大家认为，李小文是真正的大师、大神。
原因很简单，李小文的身份和他的穿着打扮有强烈的形象反差，在大众传播上，形象反差天然容易引发传播——反差并不都是正面的，比如朱军和赵忠详老师，他们的形象是德艺双馨，自然就应该避免某些不好的强反差。
袁隆平外形是典型勤劳能干的南方农民，但他能飙英语、能拉小提琴，他身上这种农民与知识分子合一的混搭组合，不但极为罕见，而且对比度极为强烈，像他这样的人，你很难找到第二个。
袁隆平喜欢畅谈要养活更多人，心念天下苍生，但他绝不会让人觉得沉重而不可近，在媒体面前，他风趣、亲切，早几年，在记者团面前，有时会人来疯地拉一段小提琴，甚至拎起一桶冷水浇自己头上，让小姑娘们目瞪口呆地暗叫：额地个男神啊。
没错，袁隆平的形象，完美到他的系统形象参数，哪怕修改任何一点儿，都会减分。
比如，如果把他皮肤P白一些，他就不像一个随时会下农田的专家；胖一些，就会油腻中年——袁隆平同事的形象就非常吃亏；留个花白的大背头再戴副眼镜，虽然洋了点，但少了人民性；他要是穿着洋气点，就没了圣徒的影子；但如果一脸庄严，就少了凡人的可亲……
甚至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把袁隆平的小提琴改成二胡，会是什么画风？一个科学家喜欢锯二胡，和科学家喜欢盘核桃、盘手串儿一样，绝对是个减分项，媒体记者是不会让你拿着二胡在镜头前反复摆拍的。
总之，中国人民心目中完美的科学家神，是淡薄名利不追求物质生活的，是一看就心里装着人民，亲切友善而不高高在上的，是有牺牲精神但又不过于远离人间烟火的，是能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又能与西方人谈笑风生的……
你把上述要求叠加在一起，要是刚好能同时满足这些期待，那这样的科学家神就应该长成袁隆平的样子。
我个人觉得，袁隆平最接近神的时候，其实是袁隆平1966年2月发表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50周年纪念。
如果从不同时期的宣传重点来看，该文最有价值的是第一句和最后一句。第一句是“水稻具有杂种优势现象，尤以籼粳杂种更为突出”，最后一句是“通过进一步选育，可从中获得雄性不孕系、保持系及恢复性，用作水稻杂种优势育种的材料”。
第一句常被用来强调这是袁隆平打破西方“水稻等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定论或研究禁区的明确表述，突出的是袁隆平发明的意义；最后一句，说明三系杂交配套的设想是袁隆平最早提出来的，可证明他在这个发明中的地位。
为纪念论文50周年，特意出了一本专刊。这个专刊里，有两篇文章的安排值得一说，一篇是朱英国的《杂交水稻研究50年》，一篇是朱英国的《红莲型细胞质雄性不育的发现利用研究及展望》。
朱英国投入杂交水稻研究，比袁隆平稍晚一点，是湖北杂交水稻研究的领军人物。朱英国和袁隆平的地位差别，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命运对袁隆平的特殊眷顾。
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转机，始于1970袁隆平团队在海南发现被为“野败”的雄性不育野生稻，它被分发到全国30多个科研单位，1973年培育出三系杂交水稻，中国大部分杂交水稻，都是“野败”系。
前面提到的杂交水稻的父亲母亲，大都是从“野败”系的研究中获得了江湖地位。中国杂交水稻的英雄叙事史中，野败被发现的地位，有点像是井冈山之于中国革命。
然而，朱英国证明了历史还有另外一种可能。1972年，朱英国在海南发现雄性不育野生稻“红莲”，并于1974年培育出红莲型细胞质雄性不育稻种。就是说，如果当年没有“野败”系，因为有“红莲”，它并不影响杂交水稻的技术发明。
朱英国
不过，1974年全国杂交水稻攻关大协作时，袁隆平是全国协作组组长，而朱是湖北协作组组长，大家当然都去攻关袁隆平团队发现的“野败”系，而朱英国团队的“红莲”系则被冷落。
中国杂交水稻的英雄叙事史，基本上是一个也“野败”系为中心的叙事史，朱英国撰写《杂交水稻研究50年》，相当于请张国焘写中国革命史，而《红莲型细胞质雄性不育的发现利用研究及展望》，则相当于请张国焘撰写伟大的四方面军革命史。
大哉，隆平。
被遗忘的领袖
但是，袁隆平最初出现在媒体时，并不是以今天这种完美形象登场的。
从方毅手中接过特等奖的袁隆平
袁隆平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性事件，是1981年6月，中国农科院与湖南农科院申报的杂交水稻获得科委颁发的特等发明奖，在贡献突出的20余人名单中，袁隆平位列第一。
除了一个奖状外，他们还得到10万奖金，各单位转手分掉一点后，其余授予个人。排第一的袁隆平得5000元，排第二的颜龙安得4600元……这个奖金的分配，既体现了当时的平均主义，也体现了当时大家对杂交水稻中，各人贡献大小的看法。
袁隆平当时的地位，相当部分源自他作为科技攻关的政治协调贡献。
按照标准说法，1966年袁隆平论文发表后，引起国家科委重视，遂于1967年6月成立了袁隆平、尹华奇、李必湖三人组成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得到600元科研经费……
袁隆平团队当时在中国水稻育种中处于什么位置？这个描述非常模糊。
英雄叙事中，许多背景信息异常模糊，比如，2001年袁隆平的讲话中，有“1970年以后，我们得到的支持更多了”、“1975年冬，国务院领导同志作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的决定”，这种主语模糊笼统的说法，明显少了什么。
事实是，后来成为英明领袖的华国锋，1966年文革爆发前后就知道袁隆平，1970年6月的湖南省农业科学技术经验交流会上，华点名让袁发言，1971年，华奉调中央，1975年冬决定推广杂交水稻的“国务院领导同志”正是华国锋本人。
“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推广，值得稍稍展开笔墨：
袁隆平1973年育成的杂交水稻，到1975年已推广试种到5000亩。当年底，袁隆平进京向农林部汇报，结果失望而归，湖南农科院副院长陈洪新急不可待，12月再赴北京，试图说服直接主管，大力推广杂交稻种，不获接见。
陈洪新立即给老上级华国锋写信，提出面见。华见老部下来信后，立即安排副总理、农林部长等一干人参与杂交水稻汇报会，听了两个小时后，华国锋立即决定拿出150万元用于推广，并由农林部立即在广州召开南方13省杂交水稻推广会议。
第一代水稻育种专家黄耀祥培育的几个著名品种，从稻种育成到播放面积的顶峰，都不少于12年，而袁培育的品种1976年才开始推广，1978年就达到最大面积。从袁隆平始，著名稻种从育成到顶峰面积，时间都缩短到4-6年。
袁隆平后来多次提到，当年湖南农科院副院长陈洪新对杂交稻功不可没，而陈本人也认为，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便是成功面见华国锋。
华国锋与袁隆平的特殊关系，是段隐没的历史。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历史系的西格丽德·施马尔泽，曾在《红色革命，绿色革命：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农业》一书中，研究了袁隆平在中国媒体报道中的形象变迁，下面内容，部分来自她的研究梳理。
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是中国当时全国各地“大规模杂交育种科学实验运动”的一部分，当时这项运动已在玉米和高粱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群众运动式的试验对杂交水稻的早期成功帮助很大，它需要短期内对大量农民的种子生产培训。
华国锋在成为毛主席接班人之前，曾掌管湖南并负责全国农业，杂交水稻是少有的几个令人振奋的湖南农业大众科学的例子之一。湖南和袁隆平在杂交水稻中的地位，与华国锋的特殊地位密不可分。
1972年9月，农林部在长沙召开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议，主场优势使袁隆平开始成为领军人物，1974年，全国13个省区的科研单位被组织杂交水稻公关，袁隆平任全国协作组组长。
1976年成为新领袖的华国锋，面临着老同志们的权力挑战，尤其后者挥舞着尊重科学和技术的旗帜，很符合时代的呼声。强调和突出杂交水稻的成就，对华国锋提高形象有巨大帮助。杂交水稻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被政治挑中的。
但是，华国锋时代坚持群众路线和集体主义，它往往强调群众智慧，宣传杂交水稻，主题依然是社会主义大协作好、群众运动威力无边。1981年以前，袁隆平的名字很难被注意到。
事实上，杂交水稻最好应该是由领袖发动群众运动的成果，而不是某个科学家的成功，它才对领袖是最有利的。
1976年12月，《人民日报》上袁隆平发表的《杂交水稻如何成功栽培》一文中，清晰地阐述了英明领袖当年对杂交稻的成功的决定性贡献：“鼓励科技人员对群众进行三系水稻研究，从少数专家的实验中发展到千军万马的新阶段”。
当时，官方在介绍这项成就的科学意义时，也带有那个时代的语言特色，比如它有力回击了“西方国家研究多年也没有成功，我们也不可能成功”的“洋奴哲学”，突破了美国专家Sinnott和 Dunn在《遗传学原理》一书中“自花授粉作物（如稻、麦）自交不退化、异交无优势”的禁区。
不过，由对杂交水稻几十年来一直宣传这个理论禁区，施马尔泽特意检索了中国科学杂志，她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个只是一家之言的美国权威理论，在中国曾被人引用，另外，1960年代中期，杂交高粱这种自花授粉的作物已被广泛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