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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神话 杂交水稻之父是怎样升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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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注:本文于2018年8月发表于公众号“黄章晋”,发布后不久即被删除

十多年前,有次听一位长沙官场上的老同学无意中说,有位年轻水稻科研人员被袁隆平打压,不但经费批不下来,甚至东躲西藏弄块试验田都搞不成。当时,袁隆平是神一般人物,我对此并未往心里去。

后来有两件事让我对袁隆平感兴趣,一个是2007年12月福建农科院研究员谢华安当选中科院院士,再一个,是网上有人实名举报打着袁隆平招牌的隆平高科涉嫌腐败(袁本人并未被指控牵涉其中)。回头找老同学帮我介绍采访对象,自然是百般推脱。

隆平高科被举报的上市时的腐败事项,随着时间推移,已极难查证,后来我们报道袁隆平时,发现它即便当年有圈钱嫌疑,也没太大的报道价值,而当年的举报者,有的去世,有的则兴致了了。

值得一说的是谢华安。当年谢刚当选中科院院士,就有人向方舟子的新语丝举报,谢华安论文涉嫌抄袭。新语丝虽然让谢华安丢尽颜面,但对我来说,扒谢华安的老底,却有为其恢复荣誉的意味。因为我这才知道,中国除了有个“杂交水稻之父”,还有个“杂交水稻之母”,“杂交水稻之母”不是别人,正是这位谢华安。

以前,我只是从媒体报道中得知,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让中国水稻亩产提高了20%,多养活了7000万人,这次才知道,袁隆平当年培养的杂交水稻,刚推广没多久,就因大面积爆发稻瘟导致颗粒无收,这时,谢华安培育的杂交水稻“汕优63”及时救场,谢的“汕优63”,在播种面积上,连续16年位居第一。

谢华安当选院士变成丑闻,不免被闲话和翻出各种旧账:袁隆平、谢华安在学术理论上的建树远不够申报中科院院士,更适合工程院院士,而谢华安屡屡落选工程院院士,不免让人猜测是因为袁隆平在工程院的缘故。

我当时的工作经验,对中国媒体之不靠谱早有深切体会,尤其是官媒,但我从没怀疑过袁隆平头上的那些神圣光环是不是被严重夸大。

2012年初,因为袁隆平团队和谢华安团队先后创造超级稻纪录,总算有系统梳理一下杂交水稻与袁隆平话题的机会,我记得为写这个稿子,《凤凰周刊》记者杨桐花了近一个月时间采访,在今天能见到的相关报道里,它应该是梳理得最翔实准确的。

因为文章不上网,但这组报道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不过,我并没有因为一万三千多字的报道,就对此话题丧失兴趣。当时虽有方玄昌等擅长科技报道的同行帮助,那组报道依然留有遗憾之处,很多东西并没真正梳理清楚。

关于袁隆平,今天讨论和争议最多的,是袁隆平是否是杂交水稻之父,当年我们记者报道的重点之一,就是挖掘出在杂交水稻上一大批公众并不知晓的专家。以我今天的看法,袁隆平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杂交水稻之父”,不值得作为重点,因为这件事,很可能并没你想的那么重要。

谁让我们不饿肚子

我们之所以觉得袁隆平是否是杂交水稻之父,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对这样一个说法有深刻印象,即中国人民吃饱饭主要靠两平:一个是代表政策的邓小平,一个是代表技术的袁隆平,也就是说,包产到户+杂交水稻让中国人不再饿肚子。

包产到户对农业的影响,在那段历史转折年代生活在农村的人,应该会有深刻的记忆。而且,家庭联产承包制其实到1982年的一号文件开始,才正式在全国范围内被允许的,所以,在1978-1982年期间,留下了大量政策对比案例,它足以证明制度激励的作用,这个以后有机会可单独再说。

那技术上的那一半呢?

中国粮食单产的提高,主要贡献是育种技术和化肥施用。我们先不提育种,如果只看化肥的话,半个世纪来,中国化肥施用量与粮食产量的关系,会让你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粮食增产,就是靠化肥堆出来的。

有人甚至将1978年以后中国粮食产量高增长直接归结为1973年代初,中国决定向西方国家大规模进口成套设备的“四三方案”(它得名于引进的设备技术总价为43亿美元),因为该方案引进的大型成套设备提高了中国的化肥产量。

用“化肥论”看上面的表格,你确实会觉得数字相当完美,其他因素可以认为完全无足轻重。但是,这种完美的化肥论,很可能只是一种巧合。

如果化肥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就无法解释苏联的现象:1970年代末苏联化肥产量就超过了美国,但苏联的粮食缺口反而不断增大,苏联解体后,化肥产量下降,粮食反而开始出口了。

“四三方案”其实有多么的不靠谱以后再说,但你也许会注意到,1984年后,中国的粮食增长速度迅速放缓,甚至出现下降,而化肥则始终高速增长——化肥的施用增长速度一直远超过粮食产量增长速度,化肥的边际效益逐渐降低。

1984年后出现的这种奇怪的波动,用化肥产量是完全无法解释的,但它和粮食政策却能找到某种对应关系——1985年,国家不再下达指令性收购计划,而是以“合同定购”方式来收购国家需要的粮食。

另外,杂交水稻最先推广的洞庭湖地区,并非一直是低产稻种。两湖及苏浙地区,曾遍植一种叫农垦58的稻种,有些人在回忆中称,它比今天的泰国米、东北米还好,这并非毫无根据的妄言,农垦58是农垦部长王震1950年代初访日时引进的优秀稻种。

在苏浙地区试种四年才大面积推广,大饥荒结束后的1962年的统计数据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农垦58的亩产是370公斤(千亩试种)。但农垦58在退出历史舞台前的整个六七十年代,从没有真正发挥过它的高产潜力。

农民普遍不喜欢这种上面压下来的稻种。除了口感不习惯外,主要理由,仔细梳理一下其实都是偷懒的理由:农垦系列收割、脱粒时,比较费事,它是一种对肥很敏感的稻种,只要一偷懒产量就往下掉。

前面这七百字简单概括就是:激励制度、化肥和育种技术对提高单产都很重要,都有效用的边界,但在当时,育种技术相对是不那么重要的。

在讲杂交水稻对中国吃饱饭的贡献时,我们容易不自觉地默认:粮食=水稻,因为中国是口粮中稻米比例高于小麦的少数国家。但是,粮食主要分玉米、水稻、小麦、薯类、豆类这五大类。

而1980年以来,中国粮食结构的变化,是曾为中国人不至于饿死做出巨大贡献的薯类甚至南瓜之类,迅速从主食序列中退出,谷物成为绝对主力。谷物当中,今天产量最高的是玉米,其次是水稻,再次为小麦。

最近十年来的变化趋势是,玉米、小麦的产量逐渐上升,稻米的比重相对下降,在谷物的比重,基本在略超过三分之一的位置。

所以,今天谈粮食基本上可以只谈谷物。

杂交水稻提高单产20%,多养活了7000万人这个说法,会让人产生一个错觉,其他谷物不曾像水稻一样,因为育种技术进步而大幅提高单产。

玉米和小麦,是否有过育种技术带来单产的大幅提高?

当然有。

先说玉米。

1950年代初,中国的玉米亩产大约是在70公斤左右,到了1960年代中后期,亩产提高到了115公斤左右。接下来,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在玉米育种上经历过六个阶段的技术进步,玉米亩产量稳步上升(文中所有亩产都是指单产)。

今天,中国玉米单产约在360公斤(2016年),为1950年代初的70公斤的5倍。

那幺小麦呢?

小麦因为品种改良,单产提升同样惊人,见下表

小麦的单产成绩最让人惊异的地方在于,美国是农业生产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它的小麦单产,平均每亩174公斤,大大落后于中国。即使考虑到中国农产品的数字都需要打折扣,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中国大部分地方的谷物种植,都是靠劳动力高投入的精耕细作来提高产量,人工再加上土地成本,即使中国劳动力便宜,并且小麦单产大大高于美国,小麦成本依然高于美国。中国小麦每公顷的生产成本为13710元,而美国小麦每公顷的生产成本只有4770元。

写到这里,其实只是为了强调这样一个事实:

中国粮食总量和人均消费量的增长,是所有谷物单产大幅提高的结果,而不只是推广杂交水稻的结果。在这三种作物中,按单产的提高幅度看,水稻反而是贡献最小的。

现在,我们该谈水稻了。

水稻分粳米和籼米,是两个不同的亚种。如果你无法记住两者的区别,可以简单地记为,粳米就是日本米,籼米就是难吃的普通南方大米。前者主要是在东北地区栽培,后者主要是在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

粳米和籼米是两种不同的稻米,我们经常听到的杂交水稻,指的是用杂交稻育种这种特定技术培育的品种,它大都是属于籼型的**。**另外,今天中国单产最高的水稻,其实是主要在东北种植的粳稻,而不是淮河以南水稻种植区的籼稻。

也就是说,中国水稻单产的提升,同样并不全是杂交水稻的贡献。

虽然我们一直能听到高产水稻的新闻,但实际上,自1990年代末以来,中国水稻单产几乎就陷入停滞状态,虽然单位水田施用的化肥和农药依然在稳步增长。单产始终保持稳步增长的,反而是一直不被关注的玉米和小麦。

水稻单产停滞的原因有二。

其一:中国农业效率极低,劳动力转入效率更高的行业是长期趋势,所以增产主要依赖水、肥、农药的投入,一般来说,水稻单产400公斤以下追加投入是核算的,要往500公斤靠近,就得不偿失。

其二:注重单产的杂交水稻,一直存在口感和品质问题,高产杂交水稻远没有品质和产量更均衡的稻种受欢迎。另外,杂交水稻单产进入瓶颈时,常规水稻随着育种技术进步,单产一直在缓缓上升,有些品种与杂交水稻的单产已没有明显区别。

其三、大量使用化肥以替代田间管理投入时间,导致地力不断下降,进而导致单产下降,不断迭代的新品种的增产潜力,很大程度上只是弥补了这个降幅。

另外,虽然官方宣传杂交稻产量普遍比常规稻单产高20%,但实际上它只是在满足各项理想条件下,杂交稻和常规稻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平衡:在施肥较少的同等条件下,常规稻产量要约高于杂交稻。同样施肥较多的情形下,杂交稻则产量更高。

水稻不同于玉米、小麦,它在中国经历过几千年的栽培历史,各地的常规稻种,往往是数百年来选育出来,最能兼顾产量和品质,同时又适应当地气候条件。所以,常规稻也可以大面积高产,在气候不好尤其是病虫害多的年份,常规稻反而可能有优势。

因为杂交稻追求高产,需要高肥、密植、大群体,形成不易透风和高营养的环境,过去政府大面积推广杂交稻,在气候环境适应性和抗病抗灾能力上,非常容易出现适应性的问题。当年给总理上书的农村基层官员李昌平,就曾在公开信中对强行推广杂交水稻表示异议。

不过,官方机构组织天然有杂交水稻的推广冲动,因**为杂交水稻不同于常规稻种,农民不能自己留种,只能从种子销售渠道购买**,这和小麦、玉米也不一样。中国没有任何一种作物的品种,在舆论上获得杂交水稻这样的支持。

顺便说一句,今天还把养活多少人、粮食安全挂在嘴边,本质上是故意无视今天粮食生产早已经出现了剩余。世界粮农组织统计,1996年全球粮食产量足够提供人均2700卡的食物,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一般人的需求。

另外,工业化程度的加深不断缩减人们的食物需求。印度一项研究发现,过去25年来,印度的人均食物热量消耗明显下降,城市居民大部分低于2100卡,农村居民大部分低于2400卡——这被认为是体力劳动者最基本的热量需求。

原因很简单,技术的持续进步,导致我们日常所有活动的体力消耗都在减小,而且劳动时间也在减少,劳动人民节约出来的时间,越来越多地用在不消耗体力的看电视和闲聊发呆上,他们变得不像以前那么容易饿了。

是的,洗衣机、自行车、燃气灶、各种家用小马达,以及让我们像土豆一样做在沙发上的电视机,让我们低着头不愿东张西望的手机,都对我们远离饥饿的威胁做出了巨大贡献。谁知道呢,也许张一鸣有一天该颁他一个节约粮食奖。

水稻育种的三个台阶

你应该注意到,小麦、玉米的育种技术进步,都有过多个不同阶段,单产水平是像台阶一样逐级提高的,典型如玉米,不同阶段的技术进步,是由全国各地不同的研究机构取得,而水稻却是例外,像是袁隆平取得一个决定性突破后,单产才大幅增长的。

事实上,这是媒体报道形成的一种错觉。中国水稻育种技术,同样经过多个阶段的技术进步,并非只有“杂交水稻”这一个巨大而笼统的台阶。中国水稻育种技术对提高水稻单产,具有革命性的进步有三次。

也就是说,中国的水稻单产,从1950年代的150公斤,上升到今天的450公斤,育种技术上经过三个大台阶,不断迭代进步,而不只是一次飞跃。

第一次是矮杆革命。1941年7月,广西容县华侨甘利南从马来西亚回到稻种,当地人根据特性称之为“矮仔占”。1956年夏,广东潮阳人洪春利发现水稻自然变异矮杆样本,与洪春英合作培育出“矮脚南特”。这两个稻种,为黄耀祥等育种专家开发的矮杆稻种,提供了最重要的遗传资源。

第二次是我们熟悉的袁隆平领军开发出来的杂交水稻,其实严格的说法,应该叫三系法杂交水稻。第三次则是两系法杂交水稻,它在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时,袁隆平的名字被排在第一位,但这更像是对袁隆平在组织领导以及江湖地位的致敬。

两系法杂交对中国水稻影响远不如前两次。因为此时水稻种植已经出现了很难改变的长期趋势:1、北方粳稻的播种面积不断增加;2、杂交水稻播种面积一直缓慢下降;3、常规稻种缓慢增长。有人认为,最终将各占三分之一。

好吧,就算中国粮食增产并不只是水稻,杂交稻的贡献被严重高估。但是,毕竟中国是水稻的故乡,水稻凝聚了中国在农业技术上的骄傲。甚至说它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技术突破是打破了洋人的教条,虽然不好吃,但产量高却是没问题的。

媒体报道不会忘记提到这一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还向美国人传授了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还有美国学者说,中国的杂交水稻研究将世界各国远远留在身后,甚至领先美国20多年。如果有心,你也会看到印度、菲律宾等水稻种植大国,在水稻单产上与中国存在巨大落差的报道。

那么,单从高产来说,中国水稻处于世界最顶尖位置吗?从中国这里偷师的美国,他们的水稻单产水平如何?

美国水稻种植分布

美国不是传统水稻种植国家,不但面积少——只是中部和西部偏南几个洲有水稻种植,总面积约为2000万亩,以至于人们以为美国是不种水稻的。美国水稻很少用于本国口粮,完全是为海外市场出口,所以多为口感更具竞争力的粳稻。

比起中国的精细耕作,美国人种水稻时显得相当粗放缺乏耐心:水稻种植根本不存在插秧这回事,而是以狂野的直接播种的方式,美国水稻播种,一部分是用播种机,另一部分,干脆就是飞机空中洒播种子。

但是,美国这个缺乏水稻文化的国家,最近几年水稻单产一直稳定在550公斤的水平,比中国的水稻单产高出近四分之一。是的,中国水稻单产远非世界顶尖,甚至美国也不是单产最高的,而是澳大利亚这个同样不以水稻出名的国家。

看到这里,你大概也会这样认为,袁隆平是不是“杂交水稻之父”也许没那么重要,因为杂交水稻对粮食增产的实际贡献,至少和我们以往形成的印象有极大落差。它不是巨大的功勋是否被袁隆平一人独揽的问题,而是这个功勋是被大大拔高了。

即使袁隆平是百分之百杂交水稻之父,又能怎样?中国玉米、小麦对中国粮食增产的贡献,不低于水稻,它们的育种成就,不低于水稻——唯一的区别在于,我们从没听说过玉米之父或小麦之父——这是最值得细细思量的地方,它绝不是一种正常现象。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CDT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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