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马尔泽发现，袁隆平与李必湖和尹华奇早期合著的一篇文章中，宣称他们探索水稻“雄性不育的”内在原因时，是受毛主席《矛盾论》的启发，帮他克服了外国遗传学家的错误定论。他们研发的稻米新种，被称之为“革命稻米”。
Sigrid Schmalzer
在华主席的时代，杂交水稻的宣传调子基本不变，差别只是在开始否定和反思文革后，为了建立“坏人”（四人帮）与英雄二元对立的叙事构架，杂交水稻叙事中增加了造反派的干扰等要素。
1981年6月，袁隆平和华国锋同时迎来了命运转折时刻。华国锋退出权力舞台，而杂交水稻这个原来被视为群众集体智慧的产物，在强调科学工作者个人贡献的新时代，需要一个科学家来认领——于是，华国锋辞职20天前，袁隆平等20余人获科技发明特等奖，从此走上历史的前台。
退出舞台的华国锋，从此变成故人嘴里的“省里”、“国务院领导同志。
但是，袁隆平毕竟是袁隆平。
2006年6月9日，北京出差的袁隆平特意到华国锋家登门拜访，据说，两位老朋友紧紧握住对方的手长达半个小时。这次见面之后，袁隆平终于开始公开说，如果没有华国锋同志的支持，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是非常困难的。
临别时，在家练了几十年书法的华国锋，送给袁隆平一副字：隆平同志：贵在创新。它被袁隆平放在办公室显要的位置。
科学家神的进化史
顺应时代需求，故事又有了全新的版本：造反派的阻力被强化，袁隆平曾对毛主席的八字宪法提出过质疑——这差点给他带来厄运。而原来是科研主角的人民群众，现在又变成了激发袁隆平科研的动力：我忘不了饿死的老百姓。
文革结束前，曾比袁隆平耀眼得多的另外一些杂交水稻之父，比如李贞生，他的名字不但频繁出现在官方报道中，甚至还有专门的纪录片。他之所以成为那个讲究集体主义时代的个人英雄，因为他是个大老祖。
李贞生发明出来的杂交玉米稻，不是寻找天然雄性不育的植株，而是用热水杀死雄蕊的方式去雄的。在那个鼓励群众，尤其是文盲群众搞发明创新的年代，这种骇人听闻的土法上马弄出来的新品种，在华国锋出面帮助袁隆平之前，推广得远比袁隆平更成功。
杂交水稻是1970年代群众路线搞科研中少数成功的案例，毛时代有些反智主义的精神遗产，今天还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譬如，相信地震可以预测，相信好多民间科学家成功预测了汶川地震但被官僚隐瞒不报，是当年中国大搞地震群防群测（有李四光不靠谱的贡献），全民接受了猫狗乱叫，青蛙乱蹦打雷闪电是地震前兆的科普。六〇后七〇后对此刻骨难忘。这个有趣的话题有机会单独另说。
杂交水稻新版本的故事中，强化宣传的重点，变成了大胆颠覆和突破西方科学权威的理论，这几乎是当时歌颂科学家的传奇故事中，必不可少的共同要素——报告文学中的李四光、陈景润、华罗庚，无不打上强烈的民族主义叙事烙印。
报告文学的兴起，显示出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特征，一**个科学英雄是否出名，不再是他的学术地位和他在官方眼中的地位，而很可能是文学家们的报道本身是否成功**。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报告文学，让李四光和陈景润成为亿万人心中的偶像。
也许是袁隆平缺少动人素材，比如特别的磨难——毕竟批斗、游街、关牛棚、妻离子散这种受迫害知识分子的标准待遇，袁隆平一样没经历过，或者干脆就是袁隆平没有遇到一位好的报告文学作家，八十年代初，袁隆平并未成为家喻户晓的科学英雄，大众知名度不会高秦官属，这位林学家曾因为黄宗英的《大雁情》感动了一代人。
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反而是一桩幸事，因为袁隆平没有被固定塑造成当时人们认为的科学家的样子。当时科学家一般都会被塑造成非正常人类，譬如陈景润是个典型的阿兹伯格患者式的书呆子，他缺少基本自理能力，地板上稿纸摞摞有三尺厚，走路经常会撞电线杆。
当时对革命审美疲劳的中国人，欣赏的口味一度剑走偏锋：陈景润收到了几麻袋求爱信，都表示愿意照顾他一辈子，帮他洗衣做饭刷牙生孩子。在校园里，聪明的学生见到老师走过，会立即被陈景润附体，低头着看书，然后撞在电线杆子上。
但是，袁隆平很快后来居上。
杂交水稻突破西方权威的理论禁区，那段文字无论写得多么通俗易懂，绝大多数人都无法复述，它只是说明一个人确实很牛，但是，多养活了几千万人，每个中国人都听得懂，尤其是，在刚刚吃饱饭的中国人心里，比较科学家的重要性，大家是很愿意把他们的贡献折算成可以养活多少人的。
而杂交水稻多养活几千万中国人这个说法，并非灵光一现的新提法，它是从杂交水稻产量高逐渐衍生进化而成的。改革开放初期，没有任何个人敢分享分田到户的荣耀，因为它是证明改革开放正确的第一成就，当改革开放的成就多到根本不太在意粮食时，才轮到杂交水稻的宣传机会。
但是，如果全民都不太在意粮食产量时，杂交水稻能多养活多少人这个提法，就不会被人在意，袁隆平的伟大也会被人忽略。这时候，有个大笨蛋及时跳了出来，这个人叫莱斯特·布朗，1994年，布朗写了一本报告，叫《谁来养活中国》。这个美国版的《货币战争》立即让全中国人都炸毛了。
美国环境问题和农业问题专家莱斯特·布朗
所有中国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对布朗的反驳，都不及袁隆平站出来的反驳更能给老百姓带来信心，他掰着手指头计算杂交水稻只要推广到多少亩就可以解决多少人吃饭，特别符合中国人民对这件事的理解。《谁来养活中国》这本书，意想不到地变成了袁隆平最好的宣传海报。
正是有了莱斯特·布朗这个笨蛋，中国人民突然醒悟，原来我们竟然拥有袁隆平这样真正的英雄。这年底，国家科委领导向李鹏总理汇报工作时，总理关切地问到了袁隆平：湖南的袁隆平为啥没被评为科学院院士？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环球时报》特别喜欢转载《华盛顿时报》的文章，这份报纸特别容易让中国人民上火，但是，《华盛顿时报》这个名字看上去在美国特别主流的报纸，其实是1982年由美籍韩裔宗教领袖文鲜明创办的。莱斯特·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就是袁隆平的《华盛顿时报》。
这个时候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袁隆平，在形象上，早已把标准中国科学家远远地甩在了深厚，他呈现在公众的形象，一眼望去，境界上已与世界最顶尖的大科学家不远。
是的，袁隆平很早就表现出对境界的追求和热爱。
后来袁隆平追忆1970年代研究杂交水稻的种种，提供了更丰富的灵感启发，比如，袁的妻子问，你不怕失败被人扣大帽子吗？当时的袁隆平答：心底无私天地宽。
但是，人们很快发现，无私并非大科学家的至高境界。
通过各种文摘报纸杂志的教育，中国人民逐渐知道，爱因斯坦这种大科学家，不但不是成天苦哈哈的怪物，反而是会调皮地吐舌头，以及热爱拉小提琴的充满情趣的人。中国人民对大科学家的格调认识，又翻过了一座喜马拉雅山。
袁隆平无意中挖掘出自己也有对小提琴的爱好——或许是记者敏锐的发现，总之，袁隆平越来越多地开始锯小提琴。我记得最初有脑子不够清楚的记者，竟然傻傻地问琴艺如何以及是否有爱因斯坦的影响，而袁隆平当时的回答，亦有一丝真诚的羞涩、谦逊和闪躲。
袁隆平的小提琴，经过无数次的迭代进化，到了2002年，在一个关于袁隆平的传记中，终于达到至高境界，已远远把爱因斯坦甩出了好几个身位。
爱因斯坦的小提琴，是出身有教养的家庭和有艺术修养的象征，而袁隆平的小提琴，则是在宇宙洪荒的天地之间，对自然，对生命，对人类孤独的命运，对自己内心的使命召唤，一种四海无人对夕阳的倾诉。
1973年的一天，袁隆平在辛苦劳作之后，拿出心爱的小提琴，他演奏的场地，不是灯火辉煌的舞台，而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金色稻田，他挽着裤管，两条腿上全是泥，就这么一个人独自沉浸在舒曼的《幻想曲》中。
记者们依然喜欢让袁隆平站在稻田里锯小提琴
我没有研究过电视连续剧《袁隆平》，如果这部电视连续剧里，居然没有把1973年的那个傍晚，这人类历史中辉煌伟大的瞬间，完整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让他们无法呼吸，我觉得，编剧和导演应该立即用拖鞋打死。
杂交水稻的江湖
今天，中国网民对袁隆平的魅力，几乎没有任何免疫能力。
刻意选择海拔、温度、湿度特殊的地方为创造纪录而创造纪录，这种五六十年代的锦标主义已经够离奇了，在沙漠里种水稻，在海水里种水稻，这种纯粹为争眼球不惜血本的搞法，换成其他什么人，也许早就被网民骂死了，但这是袁隆平，他的一切，都是当世神农不断展现他的法力而已。
仔细留意下新闻，在中国，育种专家亲自上阵，不停地靠堆钱创造高产纪录的，全部是杂交水稻，而其他粮食作物和常规稻种，几乎就看不到这种奇怪的竞赛。原因或许很简单，常规稻种和杂交小麦之类，农民可以自己育种，做种子开发研究的，一个好种子自己只能卖一次。杂交水稻就不同了，必须每次都从我这里买。
不过，中国在制度上不利于激励育种研究的积极性。美国的育种研究主体是企业，而且市场上高度集中的，中国承担研究任务的主力是国家科研院所，如果你开发的杂交稻种特别受农民欢迎，你并不能从市场的反馈中获得足够奖励。
于是，隆平高科于2000年上市，它标志着农民低价获得杂交稻种的时代就此终结，而袁隆平和中国农民的关系，也早就不再是农民和帮助农民增产的人民科学家的关系，当时，湖南农科院和国家杂交水稻中心，居然变成连这家上市公司的科研基地。今天，隆平高科已成为中国杂交稻种市场最大的公司。
看到隆平高科上市，四川方面因为拥有西南杂交水稻之父周开达这块金牌，又有西南地区杂交稻种市场的基本盘，于是也开始筹划包装以周开达名字的上市公司，但尚未敲开资本市场大门，开达种业就因周院士去世而流产。
中国种业市场的特色是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垄断与竞争交织，市场高度分散，产业规模极低。而杂交稻种市场，在集中度和产业规模上都有很高水平，但这并非竞争的结果，因为种业公司们占据的大都是本地市场，由于杂交水稻缺乏吸引力，稻种产能严重过剩。
市场证明，无论你高产试验田的产量有多高，杂交稻也好，超级稻也好，都是没有出路和潜力的。它能影响到的，只是国家的粮食政策以及研究经费的投入。
水稻育种在技术上唯一的突破指望，只能是转基因技术，而抗虫害的转基因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可以明显节省农民开支。然而，袁隆平一直用含混不清的理由反对转基因技术应用。大概它会直接冲击他的种业帝国的市场吧。
说实话，在这一点上，袁隆平真的对不起把他当神一样看待的人民。
你可以认为我这个说法是一种偏见：水稻是一种更适合穷人的食物，因为购买同等热量的食物，稻米的价格只是小麦的一半。而近乎偏执地追求水稻单产纪录，则是穷人对饥荒恐惧的偏执。
但是，从生物特性上讲，作为一种粮食作物，水稻可供开掘的潜力，决定了它不值得花那么大的投入。水稻、小麦在光合作用的效率上，与玉米、高粱这样的作物存在着天壤之别。因为光合作用过程中的差异，水稻、小麦被称为碳三植物，而玉米、高粱等被称为碳四植物。
也许举个简单例子，这种差别就能有一个直观的对比体现：玉米、高粱、甘蔗其实和小麦、水稻一样都是“草”，但是由于它们极高的光合效率，以至于它们高大到一般不会被人认为是草的程度。
毫无疑问，玉米这种神赐之物，必然会成为人类食品产业最基础的砖石，它必然会对整个农业的面貌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中国把精力大量花在水稻这种潜力有限，别人不愿玩的门类上，相当于人家在完善汽车，中国在完善马车。
2014年，我去参观美国农业时，拜访过美国转基因玉米专业种植户，对美国玉米种植竟然可以如此偷懒感到极为震惊：农户种植玉米，被简化到几乎只剩下播种和收割。不但没有除草、除虫之类的田间管理作业，甚至连深翻、犁田等基本的环节都省略了——这已经不能叫耕作了，因为不存在耕……
他们对转基因作物自然是非常欢迎，农民是转基因技术的最大支持者。我问及，你们是否担心过，使用转基因种子会加重对大公司的依赖，那户人家的主人答：它们能让我们挣更多钱，这有什么不好……
关于转基因，西方左翼人士反对转基因，主要是因为反对资本主义的大企业，而非转基因技术本身有什么问题，市场越集中，农户对大企业越依赖，他们当然看不过眼，而大企业在转基因研发上投入了巨资，他们当然要给它们制造麻烦。
从某种程度的实际效果看，左翼人士是大企业消灭市场弱小竞争者的帮凶。是的，他们成功地推高了转基因产品申报的门槛，给大企业制造了麻烦，但是，从事转基因研究的中小企业和大学里的研究机构，无法承受高昂的申报审批成本，最终只能把这个市场让给大企业。
对了，前面虽然提到中国玉米的单产不断提高。但与采用了转基因技术的美国相比，就什么都不是了。中国的玉米单产约为400公斤，而美国的玉米单产约为800公斤，2017年，美国玉米高产竞赛创下了2269公斤的单产纪录。
水稻和玉米在潜力上的巨大差异，也许袁隆平早就意识到了。但是，他的本行是水稻，于是，子承父业的袁定阳找到了一个奇特的努力方向：通过转基因技术，把水稻彻底改造成玉米一样的碳四植物。
额地个神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