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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知青回忆上山下乡混乱男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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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爆发后,数量巨大的对政治高度热衷的无业青年会对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因此毛泽东发动全国范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据这篇文章中的主角回忆称,呆久了才发现,那时乡下的男女关系 其实是很乱的,几乎每一对夫妇都有各自的相好,相互间心知肚明,互不干涉。

1968年,河北石家庄,欢送知青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那时总也想不明白:我长得并不难看,怎么就没有一个男孩跟我找对象?

和我一同到“星火”插队的小芸没比我漂亮,一来就有好几个小伙子粘上了她,她还看不上眼,隔三差五跑回镇上去和化肥厂的工人谈恋爱,在生产队劳动纯属“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时深夜了才由男朋友自行车送回,还让我替她开门,一度令我心生憎嫌。不过,转年她就嫁到宁波那边去了。

星火大队田多,男人做不过来,做得心烦,也就不会怜花惜玉。这里的女人太苦,生来要担负比男人更重的责任,每天一同下田,回到家里,男人搁起脚歇力,女人烧饭、喂猪、奶孩子。这里的姑娘都想找个机会往外跑,大都不太愿意与本队的小伙子搞对象,听说谁和本队的搞上了,无不鼻孔里打哼哼:“闭着眼摸,还摸个好点的!”有一次,水娥姑娘从山里相亲回来,脸上满是得意,说起山里的情形:那山叫“银子山”,村居散落在山坞里,傍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房子都很宽敞,楼窗、板壁散发着暖暖的松脂香;那里的妇女不用下田,不用挑肥担秧;烧柴尤为方便,灶孔特别大,烧一顿饭少说要一捆柴,不像这里的女人连一根稻草都舍不得浪费。

水娥还介绍了山里人冬天洗澡的奇特方式:在某人家一间小屋内,左邻右舍的男男女女聚在一起,灶口里火光熊熊,大铁锅里水烧开,再一盆盆舀进一口足以容纳三个人的腰形木桶,掺上凉水调好水温,便三人一组轮流洗。先是男人,男人洗了再女人。洗的洗,等的等,一边说说笑笑,其乐融融。雾气中人影斑驳,光溜溜的身体挨挨挤挤,谁也不觉得难为情……队里的姑娘们听得惊诧万分,啧啧不已。水娥翘起头,一脸高傲而不屑的样子。我既感到水娥的好笑,又由衷地为她祝福,希望她如愿以偿。

春天在田间劳作,我的心有些失落。休息时,就独自去采野花。那是些不知名的小花,黄的,白的,有四瓣、五瓣的,开在田头、水边,无人在意,可捧在手里,搂入怀中,却有一种楚楚可人的韵味,显得特别有情有义。

有时坐在地磡边打盹,微闭双眼,感受着眼皮上阳光轻轻的撩拨,谛听耳边微风的叹息和小鸟的啁啾,会不期而然地产生一种幻觉,清晰地听见自远而近传来得得的马蹄声,一位英俊的白马王子飘落到我的头顶,可当我渴望他伸手牵我时,他却突然扭过头,拍马扬尘而去……

那边打扑克的人群忽然爆发出哄闹声,大概是哪个输了不肯受罚,激起众怒,于是演变成一场狂野的“叠人山”游戏,两个中年汉趁机抱住水娥等几个大姑娘的腰肢,在她们胸口乱摸一通,惹得她们尖声怪叫:“要死啦!贼坯!……”一个个脸孔胀得绯红,却不生气,反而闹得更疯。我向来看不惯这种恶作剧式的玩笑。

呆久了才发现,那时乡下的男女关系其实是很乱的,几乎每一对夫妇都有各自的相好,相互间心知肚明,互不干涉。队里有个叫土钱的光棍,还是地主的后代,人长得清秀,穿着也干净,成了不少妇女的“公众情人”,和大队支书的夫人也搭上了。而那个时代,唯独这种事情可以超越阶级路线,居然大队支书从来没有难为他。原因很简单,支书和夫人年纪差距大,惧内,只好听之任之。好在支书自己在外也好这一口,甚至是“老少通吃”,也没让自己吃亏。后来土钱与一位年轻寡妇好上了,结了婚,为此,有一段时间,包括支书夫人在内的不少女人对那寡妇没少讽刺挖苦的刻薄之语。

生产队这种集体组织,既提供了社员群众拌嘴相骂争风吃醋难解难分的场合,也为那些结交私情的男女提供了接触、调情、野合的机会和便利。

而我的洁身自好有时也会招来误解。队里有位中年男子,读过一年初中,与周围土生土长的农民合不来,却专喜找插队知青闲聊,一说就是国际新闻国家大事等不着边际的事。起初我对他还有几分好感,以为他善解人意,行为不粗鲁。有一次在田里干活,不知为什么,他老婆跟他吵起嘴来,吵着吵着,那女人抢到我面前,点点戳戳,指桑骂槐,说我是什么“狐狸精”,把她老公迷住了,直气得我浑身发抖,话不成声;而当她老婆如此侮辱我时,他这男人却蹲在一边,一声不吭!从此,再懒得理他。

转眼,插队四五年了,二十三四岁,在当年农村就是老姑娘了。我还从来没有得到过一个男人的真切的关心。要是当时有个男人果真有心于我,会照顾我,呵护我,说不定我也会不顾一切地投入他的怀抱!哦哦,幸好当时没人看上我……

乡下女人会不会梦见白马王子?

队里有个老疤叔,从前在莫干山替上海的洋人老板看别墅,土改时移民到此。老疤自身劳力不强,性情木讷,却有一个模样标志的妻子。老疤婶那时也有四十七八了,看上去与周围的农妇就是不同,衣服虽旧,却总是那么素净、合身,短发齐耳,衬着两个白色的发夹,带一种含而不露的风韵。最让生产队里那班老爷子们忌恨的是她对丈夫的那份周到体贴。老疤下田从来不穿未经洗涤的衣裳,双夏季节,更几乎是一日两换。一般的男人何来这等享受,想都不用想。

话说白了,女人凭什么要给男人这份享受呢?男女平等,女人比男人更苦,女人自己蓬头散发、拖丝夹骨,也不在乎男人的装束。老疤的女人却无论如何不容许这样的情况发生,自己再累再苦,也不肯让男人在外面丢了面子。她早年在上海洋人老板家当过“相帮娘”(即保姆、佣人),见过多多少少上等男人的活法,懂得怎样通过女人的打理去改变男人。她当然绝无奢望让自己的男人变成上等人,却认为让男人穿戴干净、整齐是女人的责任。老疤每天收工回家,那真是老爷派头,就是架起腿抽烟,什么事都不用做,洗脚水端到面前。

老疤的女人生性温和,生产队百十号人成天不是猪操死羊,就是羊操死猪,唯独她最不要事情,也不让老疤在外多管闲事。她平时说话细声慢气,对任何人的表情都是淡淡的。因为曾经同住吉水坞,老疤婶对我这个插队女知青却表露出一种虽不热烈亦非寻常的友好。有一次我向她讨要纳鞋底的纸样,她从箱底翻出厚厚一叠旧画报给我挑,让我一看就走了神:那里面全是些外国的洋房和风景,有花园、喷泉、装饰华美的卧室,还有穿着花裙的女人,西装革履的绅士,有骑马的,有躺在草地上晒太阳的……我简直不敢相信,天底下还有那样一个世界!

“你在洋人家里生活好吗?”

“我替他们做家务,人很轻松,不用晒太阳。他们在中国住了多年,喜欢我烧的乡下菜。我替亨利少爷结毛衣,少爷对我结的花头十分喜欢……”

老疤婶拿出一张褪黄的照片给我看,那是她在上海洋人老板家里拍的,穿一件白底细花的旗袍,站在绿茵茵的草地上,梳两支粗辫子,额前留海烫得微微卷起,眼睛又圆又大,波光闪闪!“这还是亨利少爷给我拍的呢!他的中国话讲得很好,人高马大,就是有点孩子气……”她当我面又一次提起那位洋少爷,尽管眼里剩下的只是坦然,却掩饰不住一种发自内心的欣悦。

老疤的女人最终跟着老疤来到此地当了农民。因为人世沧桑,洋人老板回国了,她亦深知自己的身份,梁园虽好,终非久居之地。她为老疤生了五个女儿,第六个是儿子,但据说不是老疤生的,是邻队的单身汉长庚生的。老疤上年纪了,劳力弱,养不活一大家子人,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同时满足丈夫所好的一口小酒,老疤婶不得不屈服于现实,同时承担起为两个男人的服务……

补遗:30多年后,星火大队连同它的老地名“八都村”已从地图上彻底消失,再见不到一点痕迹。政府和开发商看中了莫干山下的这块风水宝地,在此建起了高尔夫球场。当地村民被整体搬迁到了德清新县城(即我下乡插队前的户籍所在地武康镇)近郊的一个居民小区。农民们都转为城镇户口,田地却没有了。有一次我去寻访几位熟人,转了老半天都没摸到门头。也没看到老疤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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