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可以无悔，历史不能无罪——读陶海粟《知青“青春无悔”辩》有感
今天早上在茶先生@liaoping2020的推号上读到陶海粟这篇《知青“青春无悔”辩》，一天都在想这个“无悔”问题。陶文看似客观理性、层层递进，实则是一篇典型的、为荒唐时代与荒唐政策洗刷罪责的精致诡辩。
青春无悔本来不是问题；用个人的青春无悔去粉饰一个时代的悲剧，才是真正的问题。这也是我对陶文有一种不吐不快之感的原由。
陶海粟出身并不好，在那个崇尚血统论的畸形年代，要想出人头地，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他显然很聪明、很能干，也很会来事儿、很会搞关系。否则，他绝不可能在插队仅两年多后便被破格提干，继而担任县知青主管、团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在千百万知青中，陶海粟是从上山下乡运动中获取丰厚政治资本的极少数幸运者。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既得利益者，他当然可以说得轻巧，活得“无悔”。
然而问题恰恰在于，既然他早已深入农村基层，亲眼见识过农民的赤贫和知青的艰辛，今天却依然躲在一隅熬制虚假的精神心灵鸡汤，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其真实动机。
陶海粟当年不遗余力地结交、扶持习近平，与其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个人野心显然并非毫无关系。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虽然自1962年起政治受挫，文革期间也遭到批斗，但不久便被周恩来以军事监护的方式保护起来。他既未被定性为敌我矛盾，更没有像同时代许多高级干部那样被整死整残。这意味着，作为中共元老的习仲勋，其基本政治底牌并未丢失，未来东山再起的政治资本与人脉资源依然存在。
陶海粟作为延川当地的政治红人，显然看清了这一层不同寻常的背景。他绝非什么单纯的降尊纡贵，而意在进行一场极具前瞻性的政治投资。他主动与习近平及雷氏兄弟套交情，并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和资源，改写了习近平的人生轨迹。
撇开这些关系经营不谈，陶文最大的逻辑问题仍然在于：他一面强调青春无悔只是个体感受，别人无权否定；另一面却又洋洋洒洒地论证这种感受的合理性、崇高性与普遍价值，并试图将其上升为理解那场荒唐运动的重要视角。
确实，个体感受无法争辩。有人在苦难中成长，有人在逆境中磨炼意志，有人甚至因祸得福，最终改变命运。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个人经验。但问题在于，一个人的成长是真实的，并不意味着制造这种苦难的制度和政策是合理和正当的；一个人在灾难中有所收获，也不意味着灾难本身值得肯定。
恰恰相反，正因为人类拥有在逆境中顽强生存、自我修复的能力，我们才更应该谴责那些人为制造逆境的制度与政策，而不是反过来用受害者的坚韧去证明加害机制的合理，更不能用既得利益者的斩获去赞美这个机制。
陶海粟在文中反复讲述与农民同甘共苦的岁月，讲述史铁生笔下那头死去的耕牛，讲述一碗粥、一棵苗、一席话带来的“心灵净化”和“精神升华”。这些经历或许真实，或许值得珍惜。但问题是，农民的善良并不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功劳；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也不是极左路线的恩赐。那些人性的光亮，本来就存在于民间。如果没有那场运动，知青同样可以成长，同样可以认识社会，同样可以接触底层百姓，而不必以一代人的青春、教育机会和人生选择权作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