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书中还有四个令人信服的人物故事，应该都是有现实原型的，具体而微地展示了原先他的同行、朋友，甚至是一些思想气质十分边缘的人们，如何逐步进入了“历史”的大门。在一个宏大背景之下，他又提供了具体的个案。其中《阿尔法，道德家》是最有深度的一个。这个人本身追求完美、纯洁，力求无懈可击，这使得他的选择带上了一层悲剧色彩。
这是一位作家，在战争期间也会以作家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他创办了地下文学刊物，写作有关“受难”、“忠诚”主题的小说，表达了与纳粹决一死战的抵抗战士的精神状态，对于小说中的主人公来说，祖国和荣誉高于一切。然而，还存在着个人信念之外、比个人信念更为强大的力量。那就是“现实”。实际情况是，地下抵抗带来了重大牺牲，同时更多的人在集中营里被枪决。涉及到成千上万人的命运时，仅仅个人拥有的“忠诚”概念便显得远远不够。
1944年的华沙起义，将这个问题推至极端。这是由远在伦敦的波兰“地下国家”发动的。其时苏联军队已经到了易北河对岸，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红军的马匹在河边喝水和洗澡。
情形的复杂性在于，波兰人对于俄国人同样忧心忡忡，深知其吞并或或瓜分波兰的野心不死。因此，对于指导起义的流亡政府来说，便期盼能在红军到来之前，有一个已经运转的波兰政府，这样才有可能将主动权掌握在波兰人自己手里。这个思路有其道理，然而现实却不允许。
米沃什形容为“这是一只苍蝇反抗两个巨人的搏斗”，其中一个巨人（俄）比另一个巨人（德）更有耐心，等待着苍蝇被一个巨人杀死之后它才出场，始终按兵不动。结果是，两个月内华沙上空浓烟滚滚，手中武器为手枪、手榴弹、燃烧瓶的人们，完全不能抵挡来自德军的轰炸机、坦克和重炮，二十万人痛苦地死于残酷的巷战，华沙变成一片废墟。幸存者逃进了森林，如果仍然忠诚于他的波兰祖国，而不是屈服于苏联红军，会被当作“起义的法西斯”。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条死路，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忠诚”，便显得无效、愚忠、狂热甚至可笑。
米沃什回忆了他本人与这位道德小说家，一道迷失在华沙起义后的废墟瓦砾中的情景，他们“发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幻想中的月球景观。这里一片沉寂。”一个意想不到小木板出现了。它吊在一个金属栅栏上，上面用红色的漆写道：“兹比舍克中尉的受难之路”。谁是这位兹比舍克中尉？有谁知道他到底遭受怎样的折磨？他所携带的是什么样任务？他是谁的儿子？或许是一个邮政官员的儿子？没有人知道这些了。那块木板上的字，就像是“从一个被毁弃的大地抛向天空的一声呐喊”。一对朋友同样承受了这个来自死亡边缘孤独声音的巨大冲击。
那些走向新秩序新信仰的人们，便怀着这样无边的绝望。而这也是米沃什本人曾经的思想道路：“他们能做什么？逃到森林里去？上吊？可是他们想活着，并且乐于接受重建国家的口号，最后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样说话时，他几乎是是带着疼痛喊出来的。
那么米沃什从什么地方开始走向“歧路”？他与朋友的分歧出现在何处呢？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通过他的叙述完全可以找到线索。这位被他化名为阿尔法的朋友拥有一种天生的抽象性，对于概念的兴趣远远大于对于具体人们的兴趣，他的小说中具体的人们及其生活背景，常常被概念所扭曲的，变成服从概念的需要。此类需要也是建立权威的需要。而对于米沃什来说，具体的、活生生的、有名有姓的人们，比任何抽象的概念（方向）要重要得多。
阿尔法写出了他的新小说，关于纳粹期间的华沙生活。米沃什这样评论道：“阿尔法在被蹂躏的城市中给我们读他的小说时，当时那可是‘热门的话题’，却让我们时常有一种奇怪而不自在的感觉。他竟然这么快就利用这些题材做文章，而且处理得如此顺畅。成千上万的人在我们身边受尽折磨致死，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如此迅速地转化为悲惨的戏剧场面，这样做，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不成体统。”这里指的是，对于那些身体还未凉透的人们，要有一种敬畏和距离，而不是马上给他们涂上胭脂。宁愿站在沉默一边，也不要站在喧哗一边。宁愿失语，也不要背叛心中悲哀肃穆的感觉，更不要马上去学会强权者的语言和腔调。
书中《波罗的海》这一章，他发出一生中少有的尖锐批评。1944年，包括立陶宛在内波罗的海三国再次被红军占领，莫斯科中央加快了“改造”的步伐，所谓“强化农村阶级斗争”的，使得战后拥有散落武器的人们逃进森林，组织武装队伍进行反抗。结果是更多的人被装进闷罐车，被送往人烟稀少的地方。“他们身后留下了空无人迹、反复受到劫掠的村庄，风在破碎的窗户与撞开的门上呼啸而过”。这时候西欧人开始享受平缓的和平生活，没有人注意这一切。东方和西方的舆论没有人关注这些。
他尤其提到自己手中拿着的一封信，它来自原先生活在波罗的海的一个家庭，一家三口母亲与两个女儿，于1949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信中以干巴巴的简短语言叙述了她们在集体农庄工作的情形，而信的每一行最后一个字母都很粗，将它们连在一起看，就出现了“永恒的奴隶”这个字样。这是被抹杀中一声悲苦的叫喊。米沃什从中想到了“还会有多少人想写信却没有写出来？还有多少可能会写这种信的人，因饥饿和过度劳累死于冷酷的北极地区，死时仍然在不断重复这句令人绝望的话‘永恒的奴隶’？”
炫耀的强权与被沉埋的人们在诗人身上进行拉锯，就像曾经不同的力量在争夺和分割他的家乡，他的祖国。他自己经历的下面这个故事，同样体现了他面前世界的分裂。1949年夏季的一个夜晚，作为锦衣玉食的外交官他去参加一个聚会，在“美好的世界”里喝酒、跳舞，直到凌晨四点才回家。夏天的夜晚很凉，他看到了几辆满载着犯人的吉普车。在场的士兵和守卫穿着两层的军大衣，而那些囚犯们身穿夹克，冻得浑身哆嗦。“那时我明白了我是谁的帮凶”。
米沃什决定停下来了，他不能再跟着时代的步伐往前走了。有人将“人”和“历史”对立起来，经过迟疑斗争，米沃什最终选择了“人”：具体的、生活在某处的人们，有着熟悉亲切的面庞。他决定背负来自出身地的无边苦难，承担那些永远沉埋地下的人们的痛苦。他选择站在了失败者一边：“我是站在未来的胜利还是被战胜的人一边，我的将来是赢还是输，全都无所谓。我只知道，如果我的朋友将尝到甜美的胜利果实，如果地球经过长达数百年计划经营而得到改造，对能活到那个时候的人来说将是极大的悲哀。”这几句话表明，米沃什同样拥有奥威尔那样的预言能力。这种能力并不神秘，是一个艺术家对于人类事务的关心，所拥有的穿透性目光。后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说得对。
实际上，这个世界在任何情况下都同时显出两副面孔：一方面是华美的和欢快的，另一方面是被掩埋，是痛苦的喊叫。这是米沃什写在1943年的一首著名的诗《菲奥里广场》，其中一边是在美好欢笑中度周末的人们，不远处的另一边便是犹太区着火的房屋、被风吹散的黑色碎片。前者对于后者全然没有感觉。然而，暴力正是在人们的忽视中开始变得流行，悲剧在人们的轻率中一件接着一件发生。
一个晴朗的春夜
在华沙按狂欢的曲调
旋转木马旁的我
想起了康波·代·菲奥里
兴高采烈的旋律淹没了
犹太区屋墙传来的炮弹齐发声
双双对对高飞
在无云的天空
有时从火堆吹来的风
把黑色风筝吹过去
旋转木马的骑者
抓住了半空中的花瓣
那同一阵热风
还吹开了姑娘们的裙
人们开怀大笑
在那美丽的华沙的星期天
（绿原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