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雯娟这个摘帽右派的家属，因出身好，领导运动的人不像斗争曾秀梅那样，随便找一个“词儿”可以“加罪”，过一过批斗游戏的瘾。要找“词儿”批斗王雯娟还怕惹上了打击贫下中农子女、实行阶级报复的罪名，特别是那出身不好的领导和跳梁小丑们，不好给王雯娟定位，是把她当贫下中农呢？，还是把她当右派家属？尽管如此，王雯娟仍受到种种歧视和打击。结婚一年后，她再不是学校的积极分子，什么积极分子会，她都不能参加，她是右派家属，能不泄密吗？什么先进工作者也不能评，工作好，教学好，也不行。她是一个丧失阶级立场的人。不久说是调整民办教师，取消她民办教师资格，回农村生产。王雯娟在爱情上大逆不道，敢做敢为，但在组织决定上，她是老实巴交的，她没抗争，回家去当贫农，参加生产劳动。但她是哑巴吃汤圆心中有数，为什么不能当民办教师，不就是嫁给了右派！她未和林特商量，做出了一个不给自己留下撤退后路的决定，不生小孩了，她设法绝育了。像一支赴汤蹈火的军队，在穿过桥梁后，炸桥冲锋，只有前进，没有后退的动摇，她决不退出自己占领的爱情高地，她不放弃，她决心死守一辈子。看你还把我开除到什么地方去？不就农村吗？农村啊，是亿万农民的家园，也是一切有帽子的人的集中营，动不动就往农村赶，地富反坏右赶到农村，不法资本家赶到农村，四不清的干部赶到农村，亿万知识青年也下农村，城市失业人员到农村去……，美其名曰：“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其实“村苦农民穷”，这些人不可能在农村自食其力，终年劳动，连口粮都挣不回来。王雯娟的右派妻子身份，不知不觉地株连到两个人身上。大弟65年高中毕业，就是为姐夫是摘帽右派的社会关系，政审未能过关而不能上大学。二弟67年要入伍，也是同样的原因而未能参军。王雯娟的灾难不声不响地潜入娘家，王雯娟更加认为实施绝育决定是完全正确的，怎么能有孩子呢，怎么能把灾难延伸给子女？别说贫农根红苗正，贫农也没有结婚的自由。王雯娟有切身感受，和林特结婚没有谁争夺谁的问题，没有谁演变谁的问题，真的不存在阶级斗争的反映，不存在阶级立场问题，“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句话是对的，我们的结合是人性相爱的结果，是有缘有故的，我们之间只有爱没有恨，扯到阶级立场上就是欺世整人。王雯娟在农村劳动了十多年，内心是痛苦的，还不到四十，头发已出现了白丝，这是一个贫农姑娘精神创伤的痕迹。
1978年林特改正了错划的右派，不久入了党，当上了一个中学的领导，王雯娟又做起民办教师，现已退休，没有子女，清晨，两老常一起到公园晨练，享受着民间的平安。
（四）万晓秋与严一忠，
都是贫农出身，严一忠的父亲是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56年参加工作，57年十八岁时划为右派，人虽然长得很帅，因为是右派，一直未找到人结婚。61年国庆节时，他摘掉帽子。65年，经人介绍与万晓秋谈恋爱。万晓秋也是贫农姑娘，一个高中落榜的学生，在农村生产劳动。严一忠告诉万晓秋，他是摘帽右派，现在一所小学教书。万晓秋说：摘了帽子就不是右派了，你怕什么？我不会嫌弃你！万晓秋不懂得摘了帽子，还有摘帽右派的后患，严一忠也不懂这个后患。他们不知道摘帽右派的帽子是难摘的。
他们在65年就结婚了。万晓秋是高中生，身材窈窕，姿色美丽，文质彬彬，性情温和，虽然成了摘帽右派的妻子，人们还比较喜欢她。学校遇有教师产假事假就请她代课，慢慢就成了长期代课教师。66年生了一个儿子，日子过得风平浪静。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战线出现了一个“侯王建议”：一个姓侯的小学教师和一个姓王的小学教师，向全国发出一个建议，建议所有老师一律回原籍任教，接受原籍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一建议被媒体广为宣传，被报社肯定为是个革命的建议，因此中小学老师（除学籍在城市的）均解散回原籍。严一忠所在学校教师进行大换班，严一忠是城市人，无农村原籍，被派到乡下小学，万晓秋沾了贫农成分的光，留她到城关大队一所小学当民办老师，由代职变成专职。万晓秋真是感激涕零。万晓秋在城里，严一忠在乡下，两地分居。一位领导经常找万晓秋谈话，关心她的生活、工作、进步，希望她好好听党的话，站稳阶级立场，争取由民办转为公办教师。万晓秋把他当成党的关怀，尝到贫农出身的甜头。一天晚上，那个领导对她说：“你年轻貌美，为什么找一个右派分子？要想今后能有什么前途，你和严一忠离婚才有出路，我帮你介绍一个，保你能转正……”万晓秋这才晃然大悟，为什么她能留在城关？为什么叫她站稳立场？她想，严一忠和我结婚，他没有骗我，也没有给我许过愿。这位领导这么关心，这么许愿，不是出于关心贫下中农子女，也不像是代表党的关怀，她感到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她想把此时的想法马上告诉严一忠，征求他的看法。万晓秋有了这个认识，是从幼稚憨厚走向成熟的一次飞跃。她想：“依靠贫下中农”，“贯彻阶级路线”，“听党的话”的领导者们，大有水货，她有些害怕了。她想：严一忠一个贫农的儿子，怎么会划右派的？还不是这些所谓“听党的话”的领导者们引蛇出洞引出来的？万晓秋更同情严一忠了，和他的距离拉近了许多。
67年严一忠在乡下小学出了大事，他奉命刻写乡土教材时，把“打倒刘少奇”误刻成“打倒毛主席”。这还得了，严一忠因此事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进行严厉的批斗，上纲上线的发言绝大部分是引用的最高指示，如“敌人不打他是不倒的”“人还在心不死，一有机会就会兴风作浪”……严一忠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帽子，放在一个生产队交群众管制劳动。万晓秋从右派家属升级为反革命家属。比常人要矮三截，她见了熟人拐道，出门就低头。劝她离婚的人不止那位领导了，也有她的同事，也有管理学校的贫下中农，还有人敢于给她介绍新对象，搞得她焦头烂额，心力交瘁，怎么办？她迷惘苦闷：我已经是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妻子，离了婚，这个社会关系离得掉吗？为一个反革命的妻子作介绍，与一个反革命的妻子结婚，他的革命立场何在？为什么他们就不怕丧失立场？记得老家有一位乡长与一个地主婆结婚，不是被撤职了吗？他们哪是关心我？哪是讲阶级立场？我不能再错了，离婚比不离婚更复杂可怕。我怎么办？劝离者、介绍者都只图一时的痛快，他们是不负任何责任的，我要对自己负责，对儿子负责。万晓秋决定死不松口，冷静观察，独立思考，警惕“劝降”者。背后议论纷纷扬扬，有的说她“苕”，有的说她顽固，有的说她活路不走走死路，有的甚至向她身上泼脏水。万晓秋忍着，装着没听到。更可怕的是骚扰。支部书记、民兵连长、大队长、小队长、会计这些土皇帝，地头蛇，他们是小学的领导者，经常在酒醉之后，特意到万晓秋的宿舍坐一坐，喝喝茶，说些粗鲁下流的话，挑逗取乐，有时还对万晓秋动手动脚。这些人都是党的干部，都是抓阶级斗争的人，一个个都暴露出的邪恶嘴脸，谁也得罪不起。万晓秋知道：“此地不留人”，只有回到娘家去。
她平静地向城关镇政府递交了辞去民办教师的申请书。镇的一位领导说：“你为什么辞职？大家这么关心你，你应感谢才是……”万晓秋把多次受到骚扰的事说了，领导说：“劝你离婚，你不听，你离了，跟某人结婚，谁还敢惹你！”万晓秋说家里父母有病，我只得回娘家尽孝，她不辞而去了。万晓秋回到娘家，家乡人安排她到本村小学当民办教师，她一直干到1978年，等到严一忠右派问题改正。严一忠“改正”后的第三年入了党，在一所学校当校长。他多才多艺，对学校管理、语文教学颇有研究，名传一方。
（五）付德喜与李桂枝。
付德喜贫农出身，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划为右派，处分最轻，是“留用察看”，戴帽当教员。他的爱人叫李桂枝，是一个农村姑娘，贫农成分。她不知道付德喜犯的是“反动派”的错误，所以没有和他划清敌我界限的意思。星期日付德喜常常不能回家，她还很思念。1959年饥荒时，付德喜出事了，犯的是偷了八斤“粮票”。右派分子偷“粮票”，是罪加一等，立即被公安机关抓捕，关进看守所，李桂枝这才知道戴帽问题的严重性，她去看守所探望付德喜，付德喜告诉她：“我没有偷食堂的粮票，全是诬陷的。”李桂枝说：“搞清楚了，你就回家当贫农，不去教书了，这样可以不戴右派帽子，种田只用戴草帽子，草帽子轻得多”，一个认字不多的贫农少妇，把草帽和右帽混淆了。有了少妻的幽默和宽容，付德喜受到了很大的安慰，他决心听妻子的话，只要走出看守所就回家，不要“留用察看”了。付德喜被当作盗窃犯在看守所关押了三个月，他始终不承认偷了八斤粮票，学校又拿不出证据来，只是推定是右派分子在破坏。因为出了任何事，首先要有阶级观点，要怀疑阶级敌人破坏，先抓人，再落实材料，这是历次运动的斗争经验。这个经验在历次运动中制造了不少冤案。
付德喜偷粮票的材料不能落实，公安机关只得要学校把人先领回去管制，付德喜回校后，破衣烂衫，疯疯癫癫，谁也没理他，他当晚就自动脱离了“留用察看”的工作，偷偷回家了。李桂枝帮他洗澡更衣，支持他不工作。俩人一块当农民。一次，邻居的鸡下蛋了，可是蛋不见了。一个鸡蛋不见了，对农村妇女来说是大事，是纠緾不放的大事，她指桑骂槐地说：“在学校偷粮票，回家又偷我家的鸡蛋，真不要脸……”。李桂枝绝不示弱：“你骂谁？谁偷粮票？谁偷你家的鸡蛋？我们都是贫农，我们不怕你。”邻居说：“付德喜不是贫农，是右派！不要脸的右派，你也不要脸，找个右派分子，右派分子的臭婆娘还不老实，不低头认罪是没有好下场的……”
这是李桂枝作右派妻子第一次受到的欺凌，她气极了，她说：“笑我找一个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怎么啦，全生产队只有一个右派，我就挑选他，我是百里挑一，你不服气，右派分子还不会要你这样的泼妇做老婆……”
李桂枝这一番出格的话，汇报到生产大队的党支部，成了美化右派，右派要翻天了的现行反动言论。党支部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决定组织一场斗争付德喜的大会，李桂枝陪斗，打掉右派分子翻天的嚣张气焰。
发言的此起彼伏，言词短促激烈，杂有呼吼、恐吓，谩骂侮辱……使李桂枝憋气的是，不允许辩解，不允许强嘴，所有不实之词都得全盘接受，只许可斗者胡说八道，被斗者是无发言权的。这是一个贫农姑娘所受不了的。怎么搞的？叫付德喜不教书了，回家当贫农，反而连自己也当不成贫农了，这是什么世道？此次斗争会后，群众的斗争性调动起来了，阶级觉悟大为提高，再没有人和李桂枝说话、逗趣、开玩笑了，李桂枝陷入了孤立的境地，一个单纯、幼稚的姑娘，她的贫农优越感、光荣感，被群众打得落花流水，她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李桂枝也曾想离婚，只有离婚才能当贫农，才能恢复优越感和光荣感。但是她娘家的爹妈不同意，劝李桂枝要忍着，不能在人家倒霉时甩人家，人是有起有落的，谁都不能说一生走红。
1957年全校教师在第一中学大鸣大放时，我去看过他们的大字报，付德喜写了一副对联：“丰衣足食八尺布，人面桃花四两油”。因为对联为农民说了实话，付就成了右派，我看这不是反动言论，我就有这思想，我们农民只有八尺布，还没有四两油，确实是太少了。让农民能够多点布，多吃点油，怎么能算是反动思想呢？但我没有往外说，付德喜错就错在不该说，闷在心里就好了。
全国有右派成千上万，他们都有爱人，也是成千上万，这不为丑，慢慢过日子，认命，大家能过日子，你也能过的，不能甩人家，嫌“黑”附“红”才不道德。“黑”与“红”是人们随意说的，今天可以说你是“红”，明天也可说你是“黑”。今后的日子还长，少说话，少逞能。付德喜很聪明，懂水会电，又会砌灶节能，有文化，什么技术活也一学就会，只要勤劳，饿不死你们。由于爹妈反对离婚，李桂枝心中压抑，身后常有人戳背脊：不要脸的东西，右派臭妖婆……她由优越走向自卑，渐渐患上了精神分裂症，间歇发作。
有一次，她间歇精神病发作，拿起“扁担”，追打生产小队长。付德喜抱住李桂枝，背回家才没有酿成灾祸。二十余年，付德喜与精神病患者李桂枝相依为命，直到1978年改正。1988年，付德喜走上了一所重点小学的领导岗位，担任教导主任，他多才多艺，娴熟琴棋书画，常组织少年过夏令营、冬令营生活。李桂枝是副主任的老婆，那个丢失鸡蛋的邻居的孙子要上重点小学，死皮赖脸地求李桂枝说情，请她帮忙，李桂枝终于又变“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