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30日，在北京举行中共百年党庆前一天，警察在天安门广场。
前两周，我介绍了成立百年的中国共产党的三个特质：暴力性，合法性和帮会性的问题。今天，我介绍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特质，那就是中共具有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问题。
先说“先天不足”的问题。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最早成立的时候，无论是李大钊还是陈独秀，包括张国焘等在内，都还算得上是一批具有理想主义追求的知识分子，他们希望给中国找到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但是，这一批知识分子在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产生了急功近利的心态，他们把中国的强大当作了救国的最重要的任务、第一位的任务和压倒一切其他目标的任务，这样的心态就使得他们放弃了需要长期努力的启蒙工作，放弃了建立稳固的自由主义思想基础的工作，而因为羡慕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就全面倒向了社会主义信仰。这样的信仰把集体利益放到个人利益之上，要求党员牺牲自己的一切为党工作。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强调组织纪律，强调所谓的“服从大局”，就要求参加共产党的人要把党性放在人性之上。这当然是对新文化运动提倡的个人自由的反动，在如何建立一个民主社会的问题上，从一开始就有本末倒置的问题。中共建党是为了建设新的国家，但其建设新的国家的理念和方式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这就是该党“先天不足”的地方。
什么是“后天失调”呢？中共建立之后，就以夺取政权为目标。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中共采取的手段却存在很大的问题。首先，中共放弃了议会式民主的道路，走武装革命的道路。即使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在美国的调停下，中国本来有建立国民党、共产党两党相互制衡和竞争的两党政治的民主制度的机会，中共还是为了建立一党专制而放弃了和平道路的可能性。这样的方式使得中共不可能遵循民主模式，只可能越来越加强纪律的约束。
在建国之后，中共仍旧无法摆脱战争思维而去强调“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本身就是战争思维的延续。实际上，几十年来，中共始终是在用军事思维进行国家治理，从“人民公社”的制度设计到“工业战线”这样的论述用语都显示出，中共即使掌握了政权，仍然无法摆脱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这就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左”倾思想始终就是“神主牌”。这个党从大的方向上看，只能越来越左；从机制上讲，不可能有内部的民主，也不可能主动进行改良。因为暴力是最省事的方式，他们食髓知味，不可能回头去实行必须受到监督的民主制度。这样治理国家的方式延续了几十年，这就是该党“后天失调”的地方。因此，对这样的一个执政集团不能报任何的幻想，这是这个党的发展历史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各位听众，我们用了三周的时间讨论中共百年发展的一些特质，现在就告一段落。但在最后我也要指出一点，那就是中共跟中国当然不是一个概念，是要区分开的。但是对于中共能够影响中国百年，作为每一个中国人也都应当要去反思：为什么其他的共产党政权都已经纷纷瓦解，而中共能够延续到今天？仅仅谴责中共是远远不够的，结束一党专制这样的反现代文明的政治制度，中国人应当做哪些努力和改进，这也是需要我们在中共建党百年的时候去思考的。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