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微信公号：头牛大观编辑的赵汀阳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的文章《一旦社会出了难以解决的问题，就会鼓励娱乐和体育》
大牛哥编者按：
娱乐至死是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批判家尼尔·波兹曼于1985年在作品中提出的。它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电视声像逐渐取代书写语言。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不仅没有改变娱乐至死造成的伤害，“快文化”的便利性反而加速了其发展。并会逐渐演变成一种精神控制手段，被有意识的加以应用。类似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一些做法。基于人类交换信息的本能。当真理不能被探讨，有价值的思想被封禁的时候，人们就只能选择一些没有意义的信息进行交换。而很多这类东西几乎没有公共价值。长时间依赖于低效信息，会使人失去最宝贵的独立思考能力。只有人们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开始主动撕开禁锢，才有可能摆脱思想上的控制。这时候，就会涌现出大批仰望星空的人。他们将会成为一个民族的希望。
人民需要思想，而不仅仅需要娱乐和知识
目前这个社会似乎有一种集体性的对人民的误解，即以为人民只需要娱乐而不需要思想。事实上正如很容易观察到的那样，当下的精神生活主要是娱乐明星、都市写作(都市写作大概指的是小资读物、城市生活和梦想、励志图书、城市青春故事、八卦故事、时尚风情、动漫图书以及各种关于物质生活的图书，总之就是各种鼓励人们胸无大志的读物。）
这样轻浮的堕落是令人吃惊的。它让我想起心理学家斯金纳说过的：一旦社会出了难以解决的问题，社会就会鼓励娱乐和体育。他是想说，人民只是好像最喜欢娱乐，其实是商人和政府需要人民去喜欢娱乐。娱乐并不是坏事，问题在于，如果娱乐成为最高价值，同时还反对宏大叙事和深刻思想，这样就形成一种轻浮和软弱无力的精神解构，让人之关心鸡毛蒜皮的生活细节，个人利益、个人权利和个人感受，总之把视野缩小到个人。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值得思想的了，关于个人，至多有文学（而且是坏的文学），而不可能有思想。
所谓思想，就是去想他人、社会、国家和世界。不想大事情，就不是思想，而是感想。在思想的时候，思想只代表某种可能性，不是要去代表个人，也不是代表某个集体。如果代表个人，就是轻浮；如果代表集体，就是意识形态。用小叙事代替宏大叙事，用娱乐代替思想，这样腐败的精神最终会导致社会的崩溃。不过，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注意到学术界存在着对自身的另一种误解，学术界喜欢欺骗自己说，学术有理由从书本到书本，只关心概念而不需要关心真实。这种纯洁的堕落虽然不太显眼，但却也是对思想的误导。对生活没有意思的思想也是一种娱乐，尽管据说是一些高于生活的知识。
可是，知识未必都是光辉的，也有可能是完全无聊的。我们所以思想，终究是因为生活出了问题，假如生活不出问题，就没有什么值得思想的。
思想的严肃性来自生活的严肃性，显然，正因为生活中充满了不幸、不公、压迫、剥削、谎言、欺骗、贫困、冲突和战争，正因为生活有着光荣与梦想、成功与失败、混乱与秩序，如此等等，因此才有许多问题可想，而这些问题所以是严肃的，是因为它们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意义。生活的意义是一切思想的必要条件，思想不可以高于生活，但比现实生活更宽阔，它要把各种可能生活都包括在内，以便能够充分地理解生活提出的问题。
就是说，思想需要一个比现实生活更大的框架，才能够有效地分析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思想不高于生活，但大于生活。因此，无论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多么深刻，都必须与生活问题相关，在生活语境中没有意义的哲学是坏的哲学。
人民需要思想，而不仅仅需要娱乐和知识。娱乐是一个反对精神生活的阴谋，因为它事先预定好了什么是快乐，使人不能有自己发现的欢乐。同样，无聊的知识也是个反对思想的阴谋，因为它事先预定了答案，然后再假装提出问题，其实根本就不打算让人思想。“教科书”是个关于知识的最好隐喻。当然，我们不是在反对知识，很多知识是有用的，这一点不言而喻。问题在于，除了知识，人们还需要思想，因为任何一种知识的合法性都是个问题，都需要被反思。对知识的合法性的批判就是哲学，所以哲学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使人去思的思想。
“学园”（Academy）和“大学”（University）
从“学园”模式到“大学”模式的转变可以看出哲学是如何变坏的。虽然柏拉图的“学园”被认为是大学的前身，但实际上在性质上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爱智慧到知识生产，这就是根本的变化。
爱智慧是通过思想的力量引导人们去思想，而知识生产却是供应一些答案，在这些答案中，事物被描述成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
这些知识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错误的，问题不在于正确知识的比例是多少，关键在于，假如思想变成了一种程序化的生产方式，只生产统一规格的产品，就像其他工业产品一样，那么，思想就终结了，人类就进入了集体脑死亡。如果把“学园”和“大学”看做是不同工作方式的隐喻，那么可以说，“学园”的工作方式是把由生活所提出来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进行自由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