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五事件以后，日本军部和右翼势力大增，“对支持言论自由的国民以有形无形的压力使言论自由的根基发生了动摇”。究其原因，前坂俊之认为，这是主流报纸自己种下的恶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主流报纸煽动排他性的民族主义，“全面支持并协助了军部的对外强硬论，推进了国家非常时期的各种运动，形成了国民支持军部的局面，而军部在国民的支持下，势力迅速扩大，又对报社进行恐吓，形成了报社不敢发声批评的局面。”
在后来发生的因泷川教授事件引发的京都大学与文部省的对抗中，媒体虽然做了比较多的报道，但一些报道态度暧昧，追随支持文部省，京都大学的沦陷，敲响了校园自由主义和学问自由的丧钟。而到帝国宪法权威美浓部博士与法西斯主义对抗的事件时，“舆论主导权已经完全控制在了右翼和军部手中”，曾经活跃的自由主义报纸，没有一个出来维护美浓部的学说，采取了完全回避的态度。知识界的自由主义声音的被消匿的恶果，很快就显现了出来。
在此后发生的事件中，无论是二二六事件的导火索永田铁山被刺事件、还是警察和军人的冲突，日本主流媒体的勇气已经彻底消失殆尽。最后二二六事件又给与了报纸最后致命一击。报纸彻底被统制了。
可以说，战前日本国内发生的每一桩政治事件，日本主流媒体的表现，不是退让顺从，就是沉默，当然还有主动鼓吹，这些表现，几乎都是在自己，也在日本帝国的棺材上钉上了一颗又一颗得钉子。
后退一旦开始，步伐将不能停止。这一过程，不仅是日本媒体丧失独立性的过程，也是日本宪政和议会政治沦陷的过程——这些主流报纸在国内事务中，对军部、军队破坏宪政和议会制度的压迫行动步步退让，甚至表达了同情理解，在国际事务中，对军部军队的侵略扩张行为张目鼓吹，灭失了事件的真相，误导并加害于社会民众，形成了整个社会再也无法回头的狂热自大无知氛围，而这样的氛围，反过来又裹胁着媒体的言论和事实报道，最终不仅反噬报纸自身，同时也沉没了帝国和国民。
这一点，战争一告结束，日本新闻界如每日新闻、朝日新闻都发生了重要编辑干部辞任并发表认罪声明，承担了没有将事实告诉民众、讴歌和煽动战争、使国家卷入了战争的责任，向国民谢罪。
其实，还在1936年，时事新报社论部长近藤操曾经严厉批判自己的同行“缺少行使言论机关使命的自觉和勇气”：“我可以断言，昭和时代前半段的报纸因为没有努力抑制军部，所以负有把国家带入王国战争的连带责任。”
书中总结教训时，认为有几个原因：
军部和政府的言论统制，当然是造成日本报纸真相和言论灭失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当局的禁止报道、禁止发行命令等新闻管制对报纸的摧残之外，还有军部和政府支持的右翼势力和各种暴力团伙针对报纸的恐怖袭击——曾经的日本第一大报时事新闻在揭露财政界黑幕时社长武藤山治被刺身亡，东京朝日新闻编辑总务铃木文史朗被砍重伤，等，同样也摧残着报纸。
但是，前坂俊之毫不留情地指出，日本主流报纸沦陷真正的“阿克琉斯之踵”，实际上是报社对自己利益的屈从，导致被军部利用，报纸失去独立性真实性。
日本的报纸，在明治维新后日本富国强兵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得益于所谓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报纸得到了很大发展，对外战争成为报纸扩大发行量的最好机会。这一点，到“九一八”事变之后，更是如此，无论是是朝日新闻还是读卖新闻，都动用一切资本，向战场派遣了大量特派员——日本随军记者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反对战争不仅会引来政府和军部的不满，也会惹怒国内“爱国主义”的民众，而发表反战言论的人会被骂为“非国民”、“卖国贼”——“我国的一部分人有把发表与自己意见相左的言论的人称为卖国贼的不好习惯，陆军省和海军省做出的声明中也有这样的内容，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战后曾任日本首相的《东洋经济新报》负责人石桥湛山这样批判当时的军部政策。
在与军部最初的抗争中，面对军队及在乡军人协会发起了拒买报纸运动，右翼暴力集团则威胁投放广告的广告主时，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等日本主流大报为了报社的利益，纷纷向言论统制屈服，“我也想这样做，但考虑到过万的职员及其家属将会流落街头，我就无法做到。”每日新闻编辑负责人高田元太郎和朝日新闻编辑局长兼主笔绪方竹虎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这时，“比起国家和国民的命运，自己报社的命运更重要。”
“九一八”事变以后，各报都想方设法要从军部和军队拿到独家新闻，而不是向国民传播事实真相，于是公正客观的报道逐渐让位于“对既成事实的追认，造成了对军部独断专行的容忍和煽动，结果报纸被军部完完全全地利用了。”
正如绪方竹虎在战败后面对美占领军新闻课长为什么日本报纸如此轻易地向军部屈服的问题时的思考，认为，如果当时日本中央级的主流报纸能够坐在一起共同商讨，并在适当时期一致行动，压制军部的政治干预的话，或许就能够改变历史。
但是，历史不能假设。
1934年，时事新报编辑局长伊藤正德，回顾九一八事变以来一连串关系国家兴亡的重大事件上，认为主流报纸言论败北的原因时，列举了三条：“一，新闻人士缺少勇气。二，对言论以压迫。三，新闻大众化。”
新闻人缺少勇气，被伊藤列为了报纸败北的第一因素。而缺少勇气的背后，其实就是利益。
并不是所有日本新闻人都缺少这种勇气，相反，与那些主流大报的妥协屈服最终同流合污不同，一些非主流小报却显示了顽强的抗争，比如，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横田喜三郎在九一八事变后，发表《应该抵制不健康的举国一致》等文，激烈批判九一八事变；仙台河北新报一力社长面对军队特高课和宪兵以及在乡军人的“不买同盟”的威胁，断然拒绝了军方要求，并向陆军大臣抗议，迫使军部退让；一贯主张“个人主义”和“小日本主义”的石桥湛山，在自己负责的《东洋经济新报》上，持续强烈批判军部的满洲特殊权益论，同时批评报纸、学者和评论家等媒体界人士屈服于军部谄媚逢迎的态度。
“五一五”事件后，福冈日日新闻的负责人菊竹六鼓连续六天发表社论，痛批刺杀犬养毅首相事件和军部的法西斯主义，当销售负责人因为军方发起不买联盟的威胁请求他灵活处理时，菊竹喝道：“别说傻话了，这是涉及日本存亡的问题。”
另一位一直坚持批判立场的是信浓每日新闻的主笔桐生悠悠，他在受到压力被迫离开报纸后，创办了个人杂志《他山之石》，继续批判军部，表达“作为一个立宪政治体制下的国民必须说的”立场，直到因病倒下。
时事新报也是不怕孤立，在日本退出国联持反对态度。二二六事件发生后，大报成了缩头乌龟，时事新报社论部长近藤操挺身而出，10个月间连续发表六十篇左右的社论，从各方面严词批判军部，直到报纸停刊。
遗憾的是，在主流大报和军部联手控制舆论的日本，这些非主流的声音影响终究有限。
“言论已死，国家终于灭亡。”
朝日新闻战争时期的编辑负责人美土路昌一在战后反省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