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作家尤凤伟于9月23日因病去世，享年78岁。想起21年前冬夜，应《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邀请，我与尤凤伟在上海初次也是最后一次晤面，相谈甚欢。从饭桌聊到咖啡馆，又从咖啡馆聊到他下榻的酒店。临别，尤凤伟惠赠他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刚出的大作《中国1957》。拜读后，觉得很有必要为之作评。该评论先后发表于《南方都市报》和《当代作家评论》，并收入我唯一获准出版的随笔散文集《崩溃的脸皮》之中。
现重发此旧作，以悼念尤凤伟！
吴洪森2021年9月24日上海莘庄】
文学就是和人类的遗忘作斗争。山东作家尤凤伟新近问世的长篇小说《中国1957》,就是一部和遗忘作斗争的力作。
这部35万字的小说，以自传体的形式，生动而详尽地再现了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被欺骗被镇压以及从监狱到劳改农场全过程。
作者尤凤伟本人并不属于右派一代，也没有劳改的经验。他创作的这部自传体小说，读起来完全像一个人的自传。假如作者没有声明这是小说,假如作者没有声明他本人并没有经历过反右那段历史,我们读《中国一九五七》就会将这本书看作尤凤伟先生的自传。
自从右派平反之后的20年来，有关反右的小说、散文、回忆录等不断问世。在20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一些被改正的右派作家重又拿起笔来从事文学创作，被誉之为"重放的鲜花"。而近年来大量问世的回忆录，又令人们对当年反右造成的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有了更深切的认识。然而，尽管如此，尤凤伟的《中国1957》还是有其独到的价值和独特的贡献。
这部小说的价值首先在于它再现了反右历史的完整性和可体验性。我们阅读这部小说,犹如重新回到了当年，感受着大学生周文祥如何在党报鼓励之下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随后在翻云覆雨政治欺诈之下又如何被打成极右派，以至被作为现行反革命逮捕入狱，在劳改农场服刑20年的悲惨历程。这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通过尤凤伟的文字，又再演了一次。这一"再演"使得反右这段历史变成了"现实"的体验，使得当年被打成右派的57万知识分子的悲剧变成了今夭读者的共同经验。
当年右派22年的磨难甚至以生命所换取的沉痛教训，今天只要读一下尤凤伟《中国1957》就得到了。
当然，文学对历史的再现，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往事的简单还原。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过："历史永远是当代人的历史。"我们在谈论历史的时候，总是包含着对历史的态度和评价。而正是这态度和评价，才使得过往的历史具有了精神和灵魂。我们是通过了历史的认识来把握历史的。但是，当我们对历史形成某种共识，丰富复杂的历史现象仅仅成为简单的概念被把握时，历史的丰富性就被忽略了,它的精神资源就被糟蹋和浪费了。因此，唯有对历史的新思考新发现，才能给枯萎的历史灌注新的生气、新的精神。
可以说，正是对历史的新认识新发现，才唤发了作家以故事、人物的形式重新展现历史的激情。相信尤凤伟就是怀着这样的激情来写作《中国1957》的。
拿《中国1957》同以往表现右派的文学作品相比，以往的这类作品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的磨难和悲惨遭遇上。从这类描写中，我们只能感到极"左"路线对国家对民族对个人所造成的政治危害。而尤凤伟的创作除了具有这些内容之外，还多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在《中国1957》中，极"左"政治的危害已经成了表层现象。透过这一表层，作者展现了极"左"政治对社会、民族最基本道义的摧毁。比如"引蛇出洞"这一阴谋奸计，直到今天仍被认为只是个人权术。读了《中国1957》，我们就不得不从道义上来重新审视这个所谓个人权术问题。
一个使国家蒙羞、使政府信誉破产的阴谋奸计，居然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在全国范围内畅行无阻，这是为什么？
这里面所涉及的道德问题已经不仅仅只是某个政党，而是全民的道德退化。
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历来是伦理至上、政教合一。如果给中国历史作个简单的划分，可以说传统中国的理念是伦理挂帅。从近代开始，逐步演变为政治挂帅，政治高于一切。
这一演变是进步还是退步？是促进了社会的稳定有序还是导致了社会无序混乱？
至少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当政治为伦理目标服务时，它考虑的是千百年的长治久安；而政治高于一切时，考虑的只是眼前利益。眼前利益范围越小，被牺牲被损害的人就越多。
利用知识分子对政府的信任来迫害知识分子，这对于当年的大学生周文祥来说是难以置信的。即使被打成右派后，他还是感到非常困惑和迷惑。到了监狱里，同囚的牢犯忠告他，千万不可相信墙上贴着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事实上是"坦白从严、抗拒从宽。牢里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坦白交代，牢底坐穿；抗拒不言，回家过年。"至此，周文祥对政府是不可能再有丝毫信任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所谓的"引蛇出洞"，只是一贯的对待犯人手段的扩大使用。由此，我们不能不醒悟到，如果我们习惯于将犯人不当人，认可对犯人使用不道德的手段，那么说不定哪一天，这样的手段也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为了一时的政治利益，不惜让政府信誉破产。这种心胸狭隘目光短浅的政治手段，即使取得成功，它给既得利益者带来的利益，也是短暂一时的。给社会给国家给民族造成的创伤却难以治愈。
做人的基本准则，是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培育而成的，它具有持久性和普泛性。当一时的政治利益高于一切时,那些坚持做人基本准则的人,就势必和只顾眼前利益的政治势力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他们就必然成为被捕杀的异类。
《中国1957》中，周文祥的女友冯俐和当局的冲突，就不是政治见解的冲突，而是道义的冲突。冯俐从舅舅那里得知当局眼前鼓励鸣放只是一个圈套，竭力阻止男友办的刊物出笼。但当中文系党总支采取欺骗手从她舅舅家骗来了她存放在那里的《大地》稿件，这位对政治一贯采取消极态度的姑娘，却不顾死活地起来抗争了。无论是在校园里还是在监狱里和劳改农场里，以致最后被处决，她都坚贞不渝地要求当局承认中文系党总支的手段是卑鄙的。这样"认死理"的人，在政治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环境中，只有被消灭。
冯俐是《中国1957》中塑造得相当成功的形象。
认死理、坚持做人原则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不是被摧毁就是被消灭。大家只好努力做小人了。社会堕落成为比赛谁更卑鄙的竞技场。做人的环境被摧毁了，物质的进步还有什么意义?
极"左"政治以暴力手段摧毁基本道义很容易，但是要重建它，就难上加难了。正是从道义被毁坏这一点上，更令我们明白了极"左"政治所造成的破坏究竟有多深有多广。
我认为这就是《中国1957》主要价值所在！
